70年代的性冲动：“文革第一淫书”手抄本流传民间，至今作者是个谜

【编者按】因在街头接吻，被抓进牢里去的事，现在应该没有多少人相信了，不过，这却是真实地发生在三十年前。在70年代，爱情是严重的“违禁品”，“性”则尤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却有一本名叫《少女之心》的“黄色”手抄本在民间广泛流传，它是很多人能够找到的、流传很广的性启蒙读物。（小编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听说过这本书的名字）

为了读到它，青年们会背负道德重负，甚至牢狱之灾，尽管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有着赤裸床戏的《色戒》已能在电影院上映，隆胸广告中的女郎也能够在任何一个时段向电视观众搔首弄姿。这早已不是一个谈性色变的时代，《少女之心》的黄色神秘感已经逐渐消退，人们发现，《少女之心》的描写，其实并未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知识的介绍。

抄《少女之心》抄肿了手

《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讲述的是主人公曼娜和表哥少华、同学林涛之间的三角恋情，曼娜有着遏制不住的两性冲动，在性和心灵方面对男性有深刻的渴望。《少女之心》自70年代起开始在民间传播。

上海学者朱大可读过十几个版本的《少女之心》，他最早接触是在1974年。“当时我还在念中学，已经不大记得是谁传给我的，拿到书后，我立即套上毛选的书皮，这样会安全些。”

“当时我们读书非常快，通常是晚上八点左右，书被一个人送达，第二天早晨八点，书就会被另一个人取走。我往往只有十二小时的阅读时间，在15瓦的灯泡光亮下，我总是能够在下半夜之前先把全书浏览一遍，再用剩下的时间细读一些重要的章节。天亮的时刻，当我交出上百万字的大书，就像交出一个被榨空的钱袋。筋疲力尽，但心情很愉快。”朱大可读到的《少女之心》，篇幅不长，不到一万字，平时练就的速度，让他没花多长时间就读完了全书。

“我当时并没有想过去把《少女之心》抄下来，有些同学秘密地传抄，甚至为此手都抄肿了。不过，抄《少女之心》的人并不太多，大家也都是看过就算了，很大一部分是抄《唐诗三百首》和王力的《诗词格律》，即使是这些书，也都是违禁品，属于‘封资修’”。

在当时的手抄本中，《少女之心》是唯一直接描写性行为和性器官的，甚至被称之为“文革第一淫书”，这让朱大可有偷食禁果的感觉。“在那个年代，马路上一对情侣谈恋爱，都会被抓起来，接吻、拥抱的亲密动作，在公共场合都是流氓行为，严重违法。读《少女之心》，更是冒险行为，若被抓住，要受严重处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都敢冒这个险，青春期的那种渴望，是怎么也禁锢不了”。

在朱大可所在的中学，他认为大多数人应该都看过《少女之心》，流传非常广，因为说起曼娜，大家都是心领神会。不过，《少女之心》并没有普及到人人皆知的程度。张宝瑞是“文革”手抄本《梅花鞋》、《一只绣花鞋》的作者，他当时正在北京铁合金厂当炉前工，没有读过《少女之心》。不过，他讲了一个细节:“在工厂值夜班时，我发现总有一些人喜欢在休息室的隐蔽处神侃，后来打听才知道，他们说的是《少女之心》，我当时比较传统，作为生产班长，还出面阻止了他们”。

这些阻止行为并没有阻止手抄本的笔笔相传，被抄送到了更大的范围。“手抄本通过各种路径，被在内蒙古插队的哥哥带去了大草原，被在大西北当兵的表哥带到了新疆，又到东北军垦，被在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带去了黄土高原……”《少女之心》在当时甚至引起了轰动，到了1975年年初，姚文元还因为《少女之心》这一“淫秽”手抄本的广泛流行，特地颁布了“围剿‘文革’手抄本”的命令。

跟着曼娜普及性知识

不过，围剿并没有让《少女之心》的流传受阻，甚至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本书，其实，也有很多人急切地想读到它，需要它。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所处的时代那样，在书和生命之间也能建立了最深切的联系。”朱大可在中学时期的几次聚众打架，不为了别的，就为了一个人不还另一个人书，他们甚至为此还成立了帮会。最激烈的一次，动了刀子，结果对方落荒而逃，第二天，书被中间人送了回来。

“当时是一个书荒的时代，书店也都开门，但是卖的都是毛选，公开出版的是《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之战》，鲁迅的小说如《孔已己》、《阿Q正传》，还有八个样板戏”，张宝瑞认为，当时大家无书可读，应是手抄本流行的原因之一。

不过，《少女之心》对作家摩罗而言，更多的是知识普及所带来的欣喜。摩罗的高中两年（当时高中为两年制）是在一个闭塞的小镇度过的，在小镇上，他很难获得外界的讯息，能读到的书更是有限，接触到的手抄本只有两种，一种是《陈毅诗选》，另一种就是《少女之心》。摩罗至今都认为《少女之心》能够传到小镇，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摩罗读到的版本很短，大概不到五千字，“有人把那些枝枝蔓蔓的内容都删掉了，只抄最直接的性描写，接触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心里有点不放心，特别小心，尽量不要让老师知道。当时是1978年，已经没有了什么恐惧感。”《少女之心》是摩罗接触到的第一份关于性的知识介绍读物。“当时因为太禁锢了，性方面的知识不能正常地传播，所以，那个作品等于承担了一个介绍性知识的东西。我当时读的版本是抄在一个学生的作业本，读完，也没有想过抄下来，我还是觉得文学性太差。”

《少女之心》是作为黄色小说传播的，不过，摩罗认为，《少女之心》谈不上是什么黄色小说，在《少女之心》里面，还写了那种青年人由于对性知识的不了解，造成的那种不必要的恐慌，而当时的现实就是如此。

《少女之心》中，少华跟曼娜一起拥抱后，他们双方都觉得这下子完了，曼娜要怀孕了。摩罗在一次讲座中，就曾向在座者讲起他所读到的《少女之心》的片段:“他们穿着衣服拥抱过一次，就以为要怀孕了，很恐惧。后来又仔细地想，少华说我们穿着衣服大概不会怀孕，如果不穿衣服两个人这样抱着、贴着通气那可能要怀孕。所谓的通气，他理解为肚脐眼、双方肚脐眼会通气，后来每一次约会，曼娜就找两张伤湿止痛膏，自己先贴好一张，到了那个约会的地点，给少华贴好一张，然后他们就拥抱在一起，享受这种亲密的愉快。后来他们就有了性生活，可能他们认为现在把肚脐眼封死了，已经没有这个眼来通气，不会怀孕，不会有承受不了的后果发生。”

实际上，当时的性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3年，周总理曾向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询问实施性卫生教育的情况。并且要求中学教材上不仅要有这一章的内容，而且在讲课时应有大幅彩色男女生殖器的挂图，便于形象说明。尽管当时中学二年级的《生理卫生》课本有“生殖器官”这一章，还加了插图，但在大多数中学，仍未讲授。

作者到底是谁，一直就没有人清楚

因为在民间的不断传抄，在情节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动，甚至每个人读到版本会相差甚远。比较十几个版本，有着很明显的时代印记，当时80年代流行的衬衫也出现在主人公曼娜的衣着描述上，在书名上更是多种多样，除了有《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外，还有《梅茹回忆录》、《我和我的表哥》，不过，有些版本没有写书名，或者直接加上一个书套。

在2004年，曾经传出要出版《少女之心》的白士弘，从丹麦女记者叶凤英那里得到一个版本，关于这本《少女之心》的来历，书中介绍说是署名为“小思”的作者“我”在坐牢时所交待的材料，后来被传抄出来，最后被定名为《少女之心》，后来成了“文革”时期的“大毒草”。

不过，朱大可却认为少女之心不可能是“认罪书”，“从我的几十年的文学研究经验上看，它的文本并不像口供，《少女之心》还是有一定的文学性。”“就这本书本身而言它是一本低级的色情文学，直截了当地描述性生活；但是在‘文革’当中，它有一个叛逆的进步性，它是对意识形态的消解和叛逆，也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叛，对禁锢的社会的一个挑战。”

摩罗曾经为白士弘的整理版本写序，“当时摩罗、余杰风头正盛，白士弘通过朋友就找到了摩罗，希望他能写序，在当时，摩罗的序能够直接地拉动销量。”周勍告诉记者，在序言中，摩罗高度称赞《少女之心》，认为《少女之心》立意不在渲染所谓黄色，而在表现性禁忌造成的荒谬以及给民众带来的精神伤害和人性扭曲。摩罗还因此猜测作者很可能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文化资源，就像张中晓、黄翔、赵一凡、北岛等人一样，是当时最有文化、最有思想的人。“这篇序在当时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对一部黄色小说评价过高，不靠谱。在《少女之心》的评价上，呈现出两极化的状况。”

但是，作者是谁，她为什么写这本书，对于双方而言仍然是一个颇为好奇的谜团。“如果当初我们找到了作者，也许是好事，也许未必是。”周勍读过《第二次握手》的两个版本，“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只有八千到一万字，但是张扬后来扩充到了几十万字，如果《少女之心》的作者还在，我不知道她会怎么扩充，但是，我可以肯定观众的兴趣已经不会太大，性的暧昧已经逐渐消除，我们甚至每天都能够在电视上见到裸露着身体的广告，以及无意中流露的性暗示。”

这是一段儿关于那个时代年轻人内心中的青春蒙昧故事，在帮助年轻一代了解历史点滴的同时，不知能否帮助一些朋友找回当年青春的味道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