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印度!给全世界吃不起药的穷人一条活路(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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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似乎大家都在谈《我不是药神》,我小人之心猜测一下,有一群人大概对此不会感到太高兴,那就是跨国制药公司的员工们。
因为——这部片子让大家重新关注起原本老生常谈的廉价仿制药,乃至还可能开始思考现代医药行业的价格伦理。
这些问题敏感,难以回避,但制药巨头们可能并不喜欢提,也许他们希望大家都不要去想。
2、
无论是电影里还是现实中,病人不走正规渠道买正版的药,而是千方百计通过灰色渠道去买不合法的印度仿制药,原因都只有一个:
正版的专利药太贵了,普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根本买不起。
拿电影里提到的“格列卫”来说,瑞士制药巨头诺华耗巨资研制,对治疗白血病有神奇的疗效,可以把病人的五年生存率从50%提高到90%。
查了下资料,这样一个神药,中国市场的价格是每盒23500元,每盒只够用一个月左右,这样的天价绝非普通工薪家庭能够承受。
GQ杂志有篇报道就提到,电影的原型人物陆勇在确诊白血病后吃了两年格列卫,一共花了56.4万元。
而印度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效果和正版相差无几,但价格却只有正版药的几十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一,人人吃得起。
格列卫的价格还不算太离谱的。美国生物制药公司吉利德研发的一种丙肝特效药索非布韦(Sovaldi),12个星期的疗程需要84000美元,相当于每天1000美元。
世界上最昂贵的药依库珠单抗(Soliris),维持一个病人一年的用药量需要花费40万美元,载入吉尼斯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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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那些制药巨头要把用来救命的药卖得这么贵呢?贵自然有贵的道理。
和任何一个医药行业的人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一定都会告诉你:
药品研发是一项高成本的事业,需要投入几亿乃至十几亿美元,耗费十多年时间,才能完成一种新药的研发;
药品研发同时也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有无数的因素影响最终的成功,从新药立项到产品上市,成功率不到2%,其余98%的项目血本无归,计算新药成本的时候必须把那些失败项目的投入也算进去。
所以,必须要卖得贵,高风险必须要有高回报,高成本决定了高售价。那么如何保证高售价呢?关键就是两个字——专利。
新药研发成功,申请了专利,在专利保护期内任何别家公司都不能生产同样的药品,没有竞争,自家的药想卖多贵就能卖多贵,制药公司的权益就得到了保护。
制药公司们还会振振有词地给我们洗脑:
医药行业的创新严重依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不用法律手段保护药品专利,哪个公司会吃饱了撑的花十几年几十亿美元去投入失败率超过98%的项目?
以上,就是欧美医药行业自成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行业得以运转至今的逻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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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听这套逻辑挺有道理的,但仔细想想,会发现有很多说不过去的地方。
通过专利建立的法律壁垒,本意是保护药企的合法权益,但事实上却帮助他们形成了垄断,反正没有别的竞争产品,只要我的药能有效续命,卖再贵都有人买。
这样一来,药企追求的就不只是合理的利润,而是暴利。事实上制药行业如今已经是美国利润率最高的行业,药企的利润水平超过汽车和石油公司,和银行不相上下。
世界上卖得最好的几种药物,每年的销售额都在百亿美元量级。比如辉瑞的立普妥(Lipitor),年销售额就曾经达到120亿美元,前期研发的十几个亿投入几乎是眨眼间就能收回。
考虑到药品本身的生产成本极低,那之后赚的钱就几乎都是纯利润了。
2012年,全球各地100多位肿瘤学家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制药巨头削减癌症药物的价格。
其中一名肿瘤学家质问生产格列卫的诺华:
“如果一年能赚30亿美元,你们会愿意只赚20亿美元吗?是什么时候,跨过了从利润到暴利之间的那条线?”
英文里,利润是profit,暴利是profiteering,两个词同源,过分地追求利润,就成了强取豪夺牟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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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药品的专利保护期一般是20年,超过这个年限就不再受保护,任何企业都可以自由仿制,仿制药的价格通常只有正版药的十分之一、几十分之一,正版药也只能被迫降价。
这个时间点,美国人称之为“专利断崖”,英文原文是patent cliff。专利断崖的大限一到,意味着这个药的暴利宣告结束。
为了应对这个局面,药企想出了一个策略,叫“万年青”,evergreen,就是对专利保护期即将结束的药品进行改造,然后再去申请专利,这样就又有很多年的暴利可吃。
这些改进,很多时候都只是小修补,但制药巨头们聘请最好的律师,总有办法让专利申请得以通过。
有时候,那些制药巨头们甚至花钱去收买其他生产仿制药的公司,让他们不要生产仿制药。
对于一个年销售额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药来说,能多延长一个月、乃至一天的独家垄断,都意味着巨额的利润。
而被迫为此买单的,就是病人和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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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会说,自由市场经济,企业追求利润无可厚非,而高投入高风险得到高回报,更是天经地义。
其他行业不也是这样吗?好莱坞拍一部电影,票房几十亿美元,不同样也是暴利?他们严厉打击盗版,不允许山寨翻拍,为什么就没有人骂?
可是别忘了,药不是一般的商品,是用来救命的。电影票太贵,观众可以不看;但药再贵,也总得买,穷人倾家荡产也买不起,那就只能等死。
在已经获取了巨额利润以后,仍然千方百计维持高价,不管千万人死活,这不是黑心是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药巨头们都是天使和恶魔的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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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美国,医药行业并不完全是自由市场竞争,而更是金钱政治游戏。
制药巨头们积极通过捐献和游说的方式对政客施加影响,从而确保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能够出台,把那些不利的法案条款扼杀在襁褓之中。
医药行业花在影响美国政客上的公关支出,要远远超过其他行业。从药品的定价、到新药的批准,背后都有他们挥舞着美元的身影。
美国绝大多数参议员、众议员,都或多或少地从跨国医药巨头那里拿到过好处。
去年10月,特朗普提名共和党众议员汤姆·马里诺(Tom Marino)担任白宫毒品控制办公室的负责人,消息公布后引起很大的争议。最终马里诺只能谢绝总统好意主动退出了提名。
原因是,马里诺曾经为了维护制药公司的利益,主导提出一项限制美国缉毒署执法权的法案。该法实施以后,含鸦片类止痛药的滥用和成瘾更加流行,滥服止痛药致死的人数创下新高。
特朗普有一次公开向制药巨头开炮说,“医药行业给政治人物提供了大量的捐献。”
然后他停顿了一下,看了看身边的众议院多数派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接着说,“我不知道,也许你都收过他们的钱。”
美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比例只有4%多一点,但却占到了每年全球药品销售额的将近一半,原因就是美国的药价实在太贵了,比别的国家贵得不是一点点。
美国的医疗体系失败得一塌糊涂,药价原本就是全世界最高,很多药品都是天价。但就是这样,每年美国的药价还是能维持10%的涨幅。面对强势的药企,美国人根本就没有任何议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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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印度,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这样的玩法。
印度在1970年修订了《专利法》,不再对药品化合物授予专利,意味着印度的药企可以自由仿制跨国巨头们研发出来的新药。
印度人的逻辑很简单:药太贵,买不起。高昂的药价连美国人都难以承受,更何况人均收入只有美国几十分之一的印度人。
从此仿制药在印度大量出现,救命的药品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同样效果的药,在别的国家卖几万美元,而印度的仿制药只要几百美元。
这些平价药不但救活了印度人,也成为全世界穷人的福音。印度的制药行业蓬勃发展,让印度成为了世界的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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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印度加入世贸总协定,承诺从2005年起尊重药物的知识产权,但印度政府在审批药品专利时仍然十分慎重。
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因为是在2005年前就已上市,所以无法在印度享受这样的保护。
于是诺华就想到了用前面提到的“万年青”策略,对格列卫做小幅度的改进,试图以此为由在印度申请专利,但印度政府没有批准。
诺华不服,官司打了六年,印度最高法院在2013年终审裁定,诺华对格列卫所做的改动没有任何突破性革命性的进展,不应该被授予专利。
跨国制药巨头在美国畅通无阻,但在印度被这样狙击过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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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印度模式的出现有历史因素,也确实会抑制创新,不可能在全世界普遍推广——如果每个国家都不让制药巨头们赚钱,那他们大概就真的没有动力会去继续研发新药了,那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但是,如果每个国家都像美国那样受制于跨国医药巨头,救命的药变成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承担的昂贵奢侈品,那同样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吧?
所以印度模式的存在是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这是对已经陷入疯狂的医药秩序的一种现实平衡,至少能给全世界生了重病却吃不起药的穷人们提供一条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