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2万白俄移民，决定了今天上海城市气质（组图）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给中国“送”来了俄国难民(即“白俄”)。他们在上海集中居住在上海法租界。这些白俄是在俄国革命和苏俄国内革命战争爆发，离开俄罗斯，通常他们对当时苏维埃政权持反对态度。

据统计，在1917到1920年间离开俄国的白俄移民人数估计在90万到200万之间。阶层主要为士兵和军官、哥萨克、知识分子、商人和地主以及沙皇俄国政府的官员和俄罗斯内战期间各种反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官员。

当然，大多数白俄是前往土耳其以及东欧的斯拉夫国家，例如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另外一大批人则移居芬兰、波斯、德国和法国。在柏林和巴黎都有较大的白俄聚集区。

在革命之前，上海的俄侨很少，总共也就有400多人，多数住在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北的提篮桥那一代，也就是俄罗斯领事馆的附近。到上海的难民，大多是当时随着在远东的旧俄临时政府一起出境的。

白俄也不是“十月革命”一开始就成了难民，苏联红军和白匪军有几年内战，到1922年苏维埃政权站稳了脚跟。旧俄临时政府首脑下令，所属军队向中朝边境附近撤退，并让所有自愿离境者随同出国。于是这些白俄开始了苦难的难民之路。男男女女拖家带口，随着军队一起，人潮滚滚。没钱的男女平民随陆军逃到了中国的东北，总共约有七千人左右。其后，跟随而至的白俄辗转到哈尔滨和东北各地，人数多达二十万。

比较有钱的白俄投奔海军买票坐船从海路逃亡。当时白俄海军还有有大小军用船只三十多艘，从彼得格勒、莫斯科、波罗的海沿岸逃亡到滨海地区的白俄难民，又手举卢布潮水般地涌上了船。

为逃避苏俄红军的追赶，这三十多条战船满载九千多难民，驶往朝鲜元山港。在西方外交和舆论的压力下，日本当局允许老弱病残5300人上岸，暂居在元山海关的空屋中。武装干涉苏联，日本有一份子，他退兵了总不能扔了原先的合作伙伴不管吧。后来在美国有大量的南越侨民，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海军中将斯塔尔克万般无奈，只得带领15艘舰船，载着三千多人向中国的上海驶去。船队开到距上海100海里时，突然遭到强台风袭击，被巨浪打翻一艘。但当这14艘舰船终于驰抵吴淞口。这使中国官方和上海租界当局很为难，北洋政府立即下令，白俄难民一律不准上陆。

难民决定实施小股登陆，但都被中国官兵发现并送回。偷渡不成，白俄难民中有朋友和亲戚在上海的便提出投亲靠友。上海当局觉得这个理由不太好拒绝，于是，沪上军政要人和中国红十字会、美国驻沪红十字会共同协商解决的方案。船上的粮食所剩无几，燃煤已到山穷水尽地步，恳请中国当局允许难民上岸脱离苦海。上海当局根据北京政府指示，同意筹款赈济，并当场认捐二万元，供给燃煤2000吨、面粉1500袋，但仍要求难民尽早离沪。斯塔尔克力争使中国政府接受700名少年孤儿士官生。几经交涉，中国政府终于同意白俄士官生和在沪有亲戚朋友的一千二百多人在上海登陆，其余的人随斯塔尔克分乘12艘较好的舰船前往马尼拉。

哪知到了1923年3月14日，第二批白俄难民180人又到达上海。他们在朝鲜元山将乘用的俄舰卖掉，然后到日本转乘“长崎丸”抵沪。

1923年6月28日，第三批七百名白俄难民又到了吴淞口并滞留不走。9月14日，由远东哥萨克军团首领格列博夫率领的两艘战舰又驶进上海长江口，中国海军上前检查，一看齐装满员全是哥萨克，马上让他48小时离开上海。格列博夫有哥萨克的彪悍，他拒不降下俄罗斯帝国的三色国旗，更不交出船上的武器。为达到离船登岸的目的，他派人分散乘小船自己设法混上岸去。真有一百余人偷登成功，他们拿出银两买通上海租界当局，在法租界租到一幢房屋，以登岸养病为名，让哥萨克官兵24人一组，轮流上岸休养。格列博夫发现吴淞口浦东沿江有两处房子，被称作验疫所闲置未用，就与江苏特派交涉员许秋帆联系，将两所房子借给白俄难民轮流居住。

时至1923年底，有3236名白俄难民进入了上海。又有大批一贫如洗的哈尔滨白俄也都辗转到上海谋生，这些都是社会底层，让上海当局非常头疼。

正当白俄难民苦不堪言时

转机来了

1925年在共产党领导下，5月30日上海举行大规模罢工，发生“五卅惨案”。这时北伐军已攻占汉口、九江等地，迫近上海。上海租界当局急得火烧眉毛。格列博夫敏锐地发现，他指挥的远东哥萨克仍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可供列强保卫上海公共租界。格列博夫还带领上海租界头目实地察看，列强大员也大吃一惊，这些剽悍的哥萨克到上海三年有余，但尚武之风依然未减，天天进行军事训练。留在上海的原士官武备学校的学员也都每天黎明集合操练。

上海租界当局正紧急从外籍雇员里选拔青壮年，组织“万国义勇队”，于是拨出专款，正式授命格列博夫筹组“俄国义勇队”。这笔钱一下使流亡上海的数千白俄从死亡线上挣扎了出来，成为“万国义勇队”的主力。

这些原哥萨克官兵住在营区被免费供给膳宿，还能支付薪金，收入接近租界工部局雇员，生活一下子变得相当优裕。不久后，上海万国商团的俄国分队被扩大为俄国联队。其他白俄侨民发现这是个机会，也纷纷向格列博夫和前俄国驻上海总领事格罗谢求援。此时上海许多工厂、企业停工，急需召募人员。格罗博夫便提出可用白俄难民代替罢工的工人和职员。大多数白俄难民找到了工作，得到了较为优厚的报酬。那个年代，上海工人的收入不低的，看过资料，杨树浦电厂的工人，一个人的工资可供全家老小6、7口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大批滞留在哈尔滨的白俄得此消息，也纷纷南下到上海谋生，致使上海的白俄达一万三千多人。

随后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中，“白俄义勇队”帮助蒋介石。为奖赏白俄在上海万国商团的“卓著表现”，蒋介石政府和租界当局准许他们成为上海的合法市民；还把没收的俄国三色国旗作为一种荣誉交还他们，作为万国商团俄国联队的队旗。格列博夫也成为上海俄侨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此白俄难民在上海站稳了脚跟。1929年，中国和苏联在东北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就是少帅张学良的中东路事件，在哈尔滨的白俄又有一千三百多人南下进入上海。到1930年代，上海俄侨总数为1.5万到2万人。一半居住在法租界。

虽然上海租界是一个相对自由与安全的地方，白俄难民还是生存艰难，由于苏俄政府在1921年废除了所有政治流亡者的公民身份，他们全都是无国籍者，他们中大部分人所持有的唯一旅行证件，只有国际联盟签发的南森护照。与在华的其他外国人不同，他们不享有中外条约赋予的治外法权的特权。

而且，由于他们不具备在上海这个国际城市谋生的最基本的技能——掌握英语，无法在外资企业中得到像样的职位；由于不通汉语，又不善于从事体力劳动，也无法同中国人竞争。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估计有多达85%的上海外国罪犯都是俄国人。很多俄国妇女投身于娱乐业、舞蹈色情业等，前几年，有部电影《伯爵夫人》，我没看过，大家有时间可以找来看看。

经历了许多困难，到30年代中叶时，上海的俄国社区不仅维持了强大的凝聚力，而且确实开始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走向繁荣。办学校、办报纸、造好几座东正教教堂，有一所教堂很漂亮，在新乐路襄阳路口，现在还完整运营，大家经过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白俄在上海虹口提篮桥一带站稳脚跟后，都设法移居到法租界居住。集中在霞飞路中段，所谓的小俄罗斯区域，开设服装店、面包房、咖啡馆，使得霞飞路淮海路成为上海最浪漫最繁荣的一条商业街。有外地朋友到那一带，这边叫长春食品商店，这个叫哈尔滨食品厂，卖的东西和东北特产也没大关系，而且还是老字号。觉得挺奇怪的。要说明下，这些当年不是东北人开的，是在东北待过的俄侨开的，卖的都是西式点心。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些和华人中下层混居的白俄

原先可都是伯爵子爵的

带来的上流生活方式

深深嵌入到上海百姓日常中

这就是所谓的“小资情调”

同样是法租界，相比徐汇区，我更喜欢卢湾区一些，徐汇那边武康路、湖南路虽然是高端，但深宅大院的，街上走多了会乏味，但卢湾区的城市界面感觉就很亲切，有相互交流的内容。如果当年没那些俄侨咖啡馆面包房的，这种城市形态也难以形成。

白俄绝大部分分散居住在原法租界的中部，即眼下的思南路、瑞金二路向西延伸到汾阳路、岳阳路那一大片狭长的地区之内。岳阳路小花园还有个普希金铜像，就是当时建的。

而白俄在生活上，却比其他西侨更需要融入华人社会。这样的华俄混居，应该对霞飞路的气氛影响很大，因为没有独大的势力，所以也比较兼容。这也可以解释霞飞路虽是高尚地段，却很接地气。这裡有宁静的住宅区，也有便利的商业街；有高级店舖，也有低廉的罗宋餐厅。这个就是上海的小资情调的出处。

当时霞飞路中段—带(从现在的襄阳南路向东至思南路)是法租界的商业中心地段，而由俄侨开设的各种店铺又占了相当的比重，有珠宝店、服装店、饰品店、鲜花店、钟表店、呢绒店、渔猎用品店、西洋古玩店……其中更多是和饮食有关的店家：俄菜馆、咖啡馆、糕饼店和酒吧。

老上海还记得“海燕面包厂”的名字，其前身就是一家俄式面包房，解放后才改名为海燕食品厂，今天淮海中路的上海食品厂，以生产奶油裱花蛋糕著名，原厂址在陕西南路，就是由“白俄”在1930年创办的。

“光明照相馆”后来公私合营改名为“人民照相馆”，也是俄侨开的。还有几个现在上海人依然熟知的品牌：“信谊大药房”、“正章洗染店”以及“西比利亚皮货”，也都是当年“上海白俄”留下的产业。《色戒》原型故事的朋友，应该都记得这样的情节，汤唯为了伺机刺杀易先生，把他骗进了“西伯利亚皮货店”。

上海的白俄中除了中小贵族、领主和帝俄官兵以外。白俄移民中有不少音乐家、舞蹈家和画家。在他们的带动下，歌剧、芭蕾舞在上海盛极一时。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的乐队成员大部分都是俄国人。1934年，工部局交响乐队的45名队员中，有24名为俄国侨民。

还有不少俄侨音乐家任教于中国的最高音乐学府——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如钢琴系主任、大提琴系主任、声乐系等，他们培养了一批出色的中国音乐家。

上海一下子白赚了这么多世界顶级的艺术家啊，把中国的艺术水平大大往前推一把。要知道，俄罗斯文化最辉煌的就是19世纪，在叶卡捷琳娜时代突然爆发，从普希金开始，到托尔斯泰结束。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应该算是绝响。期间还有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但过后就突然没落了，这最后一棒在上海被接住了。

在上海流亡的白俄

创造的俄罗斯东方文化

一直被有意地忽略

对上海来说

世界顶尖的艺术家们

给普罗大众扫盲西方艺术

培养出终生的兴趣

一般而言，在那个年代，艺术还没能被商业化的时代，侨居海外的人士中，艺术家都是极少的。近两万名白俄在上海定居后，他们的文学艺术才能得到了超常发挥，创造了辉煌的俄罗斯东方文化。这个有兴趣可以研究下去，绝不止左联这些。

有一个剧在上海特别有群众基础，其他城市基本没有。这就是话剧，安福路话剧艺术中心基本上场场都满，这个氛围就是当年白俄带出来的。当时在“巴黎大戏院”就是后来淮海电影院，现场是时代广场了一直在演俄国话剧。曹禺的《雷雨》，第一场女主角繁漪就是俄国艺术家演的。

还有芭蕾舞，当时培养了一批中国和白俄芭蕾舞演员组成“俄国歌舞团”，在兰心大戏院演出。

在上海的两万多白俄中，其余的大多数人所从事的职业还是不甚高明的。俗语说“恨人富贵憎人贫”。嘲笑贫穷，成为许多城市居民中的共性。当时上海市民给那些白俄中的穷人起了个名称：“罗宋瘪三”，并且逐渐由贫穷阶层引伸到所有白俄侨民。这称呼延续了好多年，直到解放后由于这称呼有蔑视“苏联老大哥”之嫌，这才没人敢这样叫。

上海比较体面的办公室女性工作，大多被精通英语的犹太女人垄断，例如张爱玲在《惘然记》中写道的：“上海生长，进的也是当地的不列颠学校”的所罗门小姐。基层白俄女人，只能从事诸如咖啡店女侍、戏院带位员等服务工作；当然，操原始本钱做妓女维生，是最简单的方式。

上海解放后，那些白俄仍是照旧工作和生活，境况并无改变。由于当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需要尽速培训大批会俄语的人员，不久便开办了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吸收了一批有文化知识的白俄进校担任教师，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后，又遴选了一部分白俄分配到各校教授俄文，一批原来俄侨小学中的教员教起了中国的大学生来。

1955

年，从苏联传来消息，说是苏联政府允许当年那些白俄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凡回国者均可获得苏联国籍。在当了三十多年的“无国籍者”之后，俄侨们开始成批回国。一、两年后，过去常在卢湾和徐汇两区街头上见到的白俄，也都逐渐消失了。

冯仑说：上海是大中国寄养在外的闺女

长大后，生活习惯和生父有点格格不入

白俄上海普通百姓的艺术老师

教会了审美

而不是装逼

逼我们看春晚二人转

知道有多痛苦

本想评论下移民政策

但世事变幻、造化弄人

白俄的贡献当时如何知得

无关人力 无关选择

只在于运势

国运和城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