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通逃犯欲转移资产 却遇上电信诈骗被骗一千多万(组图)
上交假护照企图外逃,仅12个小时便被抓捕;外逃委托前妻转移资产,不想却遭遇电信诈骗被骗一千多万;假装身在国外,结果上了红通名单,经历离奇逃亡后还是被抓……
1月15日,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联合摄制的五集电视专题片《红色通缉》第五集《筑坝》播出,在这集压轴大戏中,追逃人员与广州市花都区政协原主席王雁威等红通要犯斗智斗勇的细节被曝光。无论这些红通人员如何施展招数,终究难逃密织的天网,牢筑的堤坝,结果只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上交假护照妄图外逃,仅12个小时就被抓
郭永军,浙江丽水市青田县人防办原副主任。由于感觉到了被调查的风险,2017年7月2日,他计划搭乘CZ6077次航班,逃往越南胡志明市。
郭永军:
边检人员安检以后,他说你涉嫌经济问题不能出关。心里想的就是,这下走是走不了了。
得知自己被限制出境,郭永军当即离开了浦东机场。他找了某个关系人安排了一辆汽车,准备自己开车前往边境地带,再想办法偷渡出境。
从郭永军在机场被发现到成功抓捕,只用了12个小时。天网行动开展以来,截至2017年初,全国各地成功拦截了230名企图外逃出境的涉嫌违纪违法党员干部,郭永军就是其中之一。
随后,办案人员查明了郭永军此前在上交护照时使用了调包计。
郭兵:
他自认为还是比较聪明的,交了一本假的护照在我们组织部保管。
过往案件显示,不少外逃人员是持因私护照外逃,2014年以来,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加强了对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出境证件的管理,集中完善了登记备案人员信息库,并建立了集中保管制度。郭永军案件则提醒着,对上交来的证照还需要加强鉴别。
外逃后委托前妻转移资产,却遇骗子被坑千万
储士林,“百名红通人员”第79号,原青岛安华发展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2012年7月他前往加拿大,听说国内对他立案调查的消息之后滞留不归。
储士林:
我那个VIP卡,银联卡在国外可以刷购物的,一刷刷不出来了。完了一查银行,说你的卡给封了。
追逃工作组发现储士林外逃之后,他的一个国内账户,曾经将一千万人民币转移到了前妻许建红的帐上,随即许建红把这一千多万分成很多笔,转给了很多人。
魏念波(青岛市李沧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时任青岛市李沧区检察院工作人员):
转了二百多笔。每一笔都是49999块钱,而且在同一个时间,每个人的名字都不一样,出去的。
中央追逃办协调人民银行反洗钱中心和公安部门展开调查,这一千万的去向很快被查清了,不过是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于吉松(青岛市李沧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时任青岛市李沧区检察院工作人员):
调查发现,许建红经历了电信诈骗,这个钱被电信诈骗集团给骗走了。
随着防逃力度的加强,向海外转移非法所得的渠道被大大压缩,储士林的资金来源彻底被斩断。
杨兰平(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副局长):
对这些贪污腐败分子,你无论钱藏到哪儿,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我们有这么一套完整的一个体系,国际上的一个体系,来治理这些东西。
炮制外逃大戏国内东躲西藏,女儿被讹数百万
王雁威,“百名红通人员”第97号,广州市花都区政协原主席,涉嫌受贿罪,2013年6月,他和妻子两人忽然一起失踪。不久之后,广州市委、花都区委收到了一封署名王雁威,从美国寄来的信。
经鉴定,这封信是王雁威亲笔所写,信上说,
“本人因身体病痛携妻前往美国医治,并需很长时间才能康复而不能回国参加工作,为此,特向组织请求辞去所有职务。”信确实是从美国寄来的,但王雁威是否真的在美国,追逃人员感到有疑问。
董新良(广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查找他的出入境信息就发现,应该正规的出入境的场所,他没有出入过。一个可能就是确实偷渡去了境外。第二个可能就是仍然还留在国内,可能在某一个地方躲藏起来了。
工作组首先对王雁威夫妇采取防逃措施,冻结了他的国内财产。同时,工作组在境内外多方调查,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这封信是王雁威有意为之。
王雁威失踪两年后,2015年4月,“百名红通”名单公布,将他列入其中。很快,王雁威本人就看到了这条消息。在名单上看到自己照片的瞬间,他深感懊悔当年写信说自己在美国。因为,他其实并没有逃出国门,而是一直藏在国内。
王雁威:
自作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那张纸,上不了红通,红通是对国外的,力度强度那么大,你还搞一张纸自己说出国了,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
王雁威本想转移视线,结果却是作茧自缚。被列入百名红通后,对他的侦查力度不同寻常,最终使得他踪迹暴露。他在国内三年的逃亡之路,和最终被发现和抓捕的过程,是一个相当曲折的故事。
2013年案发后,王雁威先后找过多人帮助自己藏身。最先他们夫妇在全国各地奔逃了近一年,随后又回到广州附近的农村躲藏。
王雁威:
恐惧、痛苦、无助,甚至还要看别人的眼色。我自己痛苦还不算,把老婆也拖到自己的身边,过上这样的日子。
徐伟华(王雁威妻子):
反正你什么活都得干,就是寄人篱下那种,说不出来。做饭,一千多斤的玉米我一个人扒,还给人家晒花生、种地什么的,那时候特别特别地难熬。
从2014年10月至2016年6月,王雁威夫妇又经人安排,在广州一处22楼的单元房里躲藏。这一年多时间他们连楼也没下过,生病也不敢去看,都是在家里熬过去。
王雁威夫妇有一个独生女儿,在广州花都区经商,出逃两年多,夫妻俩和女儿没见过面,甚至没有联系过。后来在帮助他们藏身的朋友的帮助下,王雁威夫妇终于和女儿见上了面。不成想,女儿此后竟然成了帮助他们藏身的朋友的“摇钱树”,先后被要走600多万元。
王雁威在躲藏期间,也考虑过是否要真的逃往海外,但了解到追逃防逃的力度,让他觉得外逃也没有出路。
王雁威:
我这条路是不好走的,我确实评估过。特别是我们国家实行红通以后,这个事情肯定不能那么长期走,因为力度那么大。
每一名外逃腐败分子的归案,背后都是艰辛曲折的努力。
在为追逃成果欣喜的同时,这些案件也提醒着:
如果能防患于未然,筑起防逃的堤坝,
将腐败分子及时挡在国门之内,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