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宁犯众怒也要重启捕鲸？背后原因是……

一部纪录片《海豚湾》曾将日本和歌山县的太地町（Taiji）推上风口浪尖，社会批判该地区渔民大肆捕杀海豚。

十年过去了，由于日本政府在去年作出了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IWC）的决定，这里的渔民们又开始对即将来临的7月商业捕鲸“蠢蠢欲动”。

只是与太地町渔民满心期待相比，更多的是来自国际上的声讨。同为IWC成员的澳大利亚就对日本恢复商业捕鲸的决定感到"极其失望"。国际海洋守护者协会创始人Paul Watson直言，日本由此成为了“海盗捕鲸国”。

其实近年来，日本人对鲸鱼肉的年均消费量早已大不如从前，人均食用鲸鱼肉也仅为30克。但也就是市场规模如此小的产业，却让一向不是任性的国际组织成员的日本，宁犯众怒也要恢复捕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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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理由：保护传统“鲸文化”

对于日本恢复捕鲸的决定，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吉川贵盛曾表示，鲸类的利用应从文化多样性角度考虑，国际社会对日本的“食鲸文化”应当予以理解。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曾在2月初的国会参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强调，“不能让商业捕鲸在我们这一代终结，面向未来继续的意义很大”，呼吁“将寻求国际社会的理解，把利用鲸的文化传承给下一代”。

的确，日本捕鲸由来已久。公开资料显示，日本人的捕鲸活动可以追溯于绳文时代（公元前131世纪-公元前4世纪）。

以文物为证，在长崎县壱岐市原之辻遗址出土的弥生时代（公元前300年至公园250年）瓮棺上也刻画有捕鲸图。另有史料记载，公元712年有人曾向神武天皇供奉鲸肉。

在江户时代（1603年–1868年），日本更是出现了名为 “鲸组”的渔民组织，开始走上了大规模的集体捕鲸的道路。

（“千絵の海 五岛鲸突”，葛饰北斋，1830年）

当时“鲸组”捕杀对象主要是黑露脊鲸类和抹香鲸类。鲸的用途也可谓“物尽其才”：肉入餐、毛制绳、血为药、鲸油作燃料、鱼骨和胡须成手工艺品、骨头粉碎后则是肥料。

（江户时代出版物《鲸肉调味方》，其中介绍了对鲸鱼70多个部位的烹饪方法）

另外，江户时代的捕鲸是由日本各藩直接管辖经营。渔师会从“鲸组”那里获得酬劳，而普通渔民则通过参与鲸鱼解体作业赚钱，这也成为渔民冬季重要的生活手段。

到了明治时代，日本引入西式捕鲸技术，枪杀式捕鲸、远洋捕鲸都成为可能，并且渔民们还将传统的“网取法”与美式捕鲸法组合并用。为此日本也与挪威、英国等国组成的近代主要捕鲸国之一。

（美式捕鲸法，勇鱼文库所藏）

明治维新后，随着日本畜牧业的发展，鲸肉需求逐渐下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国内资源缺乏，鲸鱼肉一度作为重要的粮食补给，为当时的日本提供了宝贵的蛋白质资源。

据日本捕鲸协会数据显示，从1940年代到1960年代中期，鲸鱼肉是日本最主要的肉源。1947年，鲸肉人均供应量占当时全国肉食总供应量的47%。到1962年，鲸肉消费量达到顶峰为23万吨。

（1952年 含有鲸鱼肉的日本小学生标准餐）

但随着海洋资源的减少，以及环保意识的增强，捕鲸行为也越来越受限。在国际捕鲸委员会通过《全球禁止捕鲸公约》后，日本庞大的商业捕鲸活动才在20世纪80年代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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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如今的日本人对食鲸一事依旧热忱吗？

答案是否定的。

虽然老一辈的日本人对“食鲸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情节，但年轻的日本人却对食用鲸鱼肉态度并不积极。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至2012年，日本未食用而滞销的冷藏鲸鱼肉，达到4600吨。

日本经济新闻表示，近年来，日本人对鲸鱼肉的年均消费量只有3000至5000吨左右，远低于上世纪60年代的每年20万吨。

BBC也报道称，根据曾为日本绿色和平组织工作的佐久间顺子的研究表明，2015年，日本人均食用鲸鱼肉仅为30克：

“事实上，大多数日本人并不吃鲸鱼肉，销量连年下降。即使供应减少了，价钱也上不去。”

（鲸鱼肉在日本的售价较为便宜）

东京大学的农学教授小林和彦指出，现在大多数人不会频繁食用鲸肉，最多只是对鲸肉有些好奇。

日本《朝日新闻》曾在2014年围绕“捕鲸”和“食鲸”，发起过一次民调。在接受电话调查的1756位日本民众中，近48%表示已“很长时间”没有食用过鲸肉，37%则表示从未食用过鲸肉，只有4%的人表示“有时食用”，剩下的人则表示“非常少”食用。

此外，根据日本水产厅的数据，日本远洋捕鲸船队主要由一艘用于加工和储存的母船“日新丸”和四艘捕鲸子船“勇新丸”、“第二勇心丸”、“第三勇新丸”、“第一京丸”组成。捕鲸船员的总数则还不到200人，即使包括那些负责分解和加工鲸鱼肉的人，也很少有日本人真正的依靠捕鲸为生。

（日本远洋捕鲸船队捕鲸母船“日新丸”）

同时，捕鲸运作成本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与在日本水域和专属经济区进行的一般商业捕鱼相比，去南极捕猎成本更高，较小的船只也无法前往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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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海洋资源争夺战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非常有限，但由于其是一个狭长的国家，海岸线长达3.39万公里，排名居于全球第六。对于海洋资源的开发自然是日本不可放弃的。

《环球》杂志曾指出，日本坚持捕鲸，与其陆地资源匮乏，害怕失去海洋资源控制权的心理有关。

因为捕鲸其实也包括了人与鲸鱼“争夺”渔业资源的意味。鲸鱼每年所捕食的鱼类达3亿至5亿吨，是世界人口渔业消费的3到6倍。其中，秋刀鱼、乌贼、蓝鳍金枪鱼这些日本人餐桌上的常客也都是鲸鱼捕食的对象。

2007年，国际大西洋金枪鱼保护委员会一份独立审查报告指出，日本当年进口3.2万吨蓝鳍金枪鱼，但同年大西洋可供捕捞的蓝鳍金枪鱼却只有2.95万吨。

如今由于生长缓慢和过度捕捞，蓝鳍金枪鱼的数量在近年来已大大减少。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里，太平洋蓝鳍金枪鱼被标注为“易危”，大西洋蓝鳍金枪鱼是“濒危”，而南方蓝鳍金枪鱼却已是“极危”。

在2001年IWC的一次会议上，时任日本农林水产省水产厅官员的森下丈二就在反对南极小须鲸的捕捞管理政策时称，这对南大洋蓝鳍金枪鱼的管理是非常不利的。

国际捕鲸委员会成员克拉彭也曾表示，作为一个极度依赖海洋资源的岛国，在日本看来，一旦离开捕鲸业，日本的渔业政策就得不到保障，捕鲸更像是一场海洋资源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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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鲸牵扯出的政治利益

2017年8月，加拿大著名动物保护者保罗·沃森曾在海洋守护者协会网站上发布声明称，将放弃在南太平洋阻拦日本捕鲸船，究其原因便是：

“日本采用军事侦察技术，依靠卫星实时监控海洋守护者协会的反捕鲸船，轻易地躲避我们……日本捕鲸者不仅得到了政府提供的资源和资金，还有强大的政治支持。”

另外，BBC也曾援引日本学者佐久间顺子指出，日本难以停止捕鲸，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有关。捕鲸是政府运作的，是庞大的官僚结构，有研究预算、年度计划、职业晋升、养老保险。

上文中就曾提到，受IWC约束，日本政府仅能以“科学调研”的名义在南极地区进行捕鲸，受托进行作业的机构分别是日本鲸类研究所和共同船舶株式会社。

前者负责“调查“，后者负责捕鲸和销售鲸肉。当前日本市场上流通的鲸肉中，70%就是由共同船舶株式会社销售，价格也由其制定。这两个机构都又和日本农林水产省及其下属部门水产厅牵扯着诸多利益关系。

从人事变动情况来看，日本鲸类研究所最近几年的新入成员，多位是前农林水产省水产厅官员。共同船舶株式会社97%的股份也为农林水产省主管的5个财团法人所有，很多成员也曾供职于农林水产省。

此外，2005年，因鲸肉销量不佳，“科研捕鲸”陷入了赤字。为此，日本政府每年都会向日本鲸类研究所提供补贴资金。据粗略统计，2005年至2015年，补贴金额累计达到了 80亿日元，这也被认为是水产厅官员退休后的安身保障。

因此，重启商业捕鲸对于政府，尤其是农林水产省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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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渔民的选票

一直以来，从事农林渔牧的民众是目前执政的自民党的重要票仓，如果动摇了他们的生计，支持率自然会走低。

从日本统计局发布的渔业从业者年龄分布数据来看，全日本50%渔民的年龄在60岁及以上。捕鲸大县和歌山县和宫城县渔民中，60岁及以上渔业从业者的占比分别为80%和79%。

这些年过半百的人，多数都是战后吃鲸肉长大的日本人，因此对捕鲸一事都较为支持。为了迎合民间情绪，给自己积累选票，日本政客在捕鲸问题上早已不乏各种作秀。

2014年，海牙国际法庭曾就澳大利亚反诉日本违反《国际捕鲸管制公约》作出判决，判定日本在南极的捕鲸活动违反公约，今后不得继续该活动。

消息一出，自民党捕鲸议员联盟随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起食用鲸肉咖喱饭，表达不满。并且当年的自民党总部食堂还出现了鲸肉餐，并把每周五定为“鲸日”。

此外，对于日本退出IWC的决定，日经新闻还指出，首相安倍晋三和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这两位高官的意向发挥了作用。

二阶俊博由众议院和歌山第3区选出，其选区就包括捕鲸盛行的和歌山县太地町。重启商业捕鲸是二阶的一贯主张，早就向外务省等机构提出过要求。而安倍的老家山口县下关市也作为“近代捕鲸发祥地”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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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捕鲸”早已名存实亡

由于根据《国际捕鲸规则公约》第8条的规定，科研调查后的鲸鱼体应被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也就是说，在鲸鱼被捕捞到渔船上并完成了对其体型、皮脂、胃内容物等款项的检测后，鲸体即会被拆解，用于鲸肉消费品的生产。

因此，即便受到《全球禁止捕鲸公约》的约束，日本也能以“科学研究”为目的在南极洲和北太平洋捕鲸。

不过进行“科研捕鲸”的渔船在抵达日本港口后，鲸肉会被分送给各级消费市场，或是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给各地政府、供应于日本小学生的午餐中。至于所获得的收入，则将被作为经费重新投入到科研调查中。

此前，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报告提到，在日本市场销售多种鲸肉中，包括了许多濒危鲸种，如座头鲸、长须鲸、灰鲸等。

反对捕鲸的国家、科学家和环保组织就认为，日本捕鲸的科学项目没有必要，根本就是是一个商业捕鲸的伪装。

世界自然基金会就曾严肃批评日本所谓的“科学捕鲸”活动：“日本的捕鲸项目是商业性和政治性的，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

国际法庭特曾裁定认为日本以科学研究掩盖商业捕鲸的事实。而日本外务省则声称，每年定量的捕鲸对于科学研究和鲸群数量的保持都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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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停止的争论

虽然在退出IWC后，日本计划的捕鲸地点仅限定在日本领海和排他性经济海域，不会到南极海域和南半球捕鲸，并遵守国际法，将捕鲸量控制在以国际捕鲸委员会采纳的计算方式算出的范围之内。

但日本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政府对于恢复捕鲸的决定，无论在国际政治关系上，或是在国内渔业产生上，都将产生负面影响。

神户大学政治学教授Tosh Minohara表示，日本的决定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对国际谈判造成损害：“在敦促其它国家遵守国际框架方面，日本将处于较弱的地位。”

由于日本一直都呼吁国际社会制定捕捞秋刀鱼的法规，以防止其他国家过度捕捞。早稻田大学研究员 Yasuhiro Sanada 称，不遵守国际捕鲸公约，会削弱日本在此事上的主导地位。

东京基金会高级研究员、IWC前日本谈判代表Masayuki Komatsu则是表示，此举是“易怒和情绪化的”，并且他质疑恢复商业捕鲸后，日本是否真的能因此获得好处。

多家日媒也同样表示了担忧，日本TBS电视台称“退出IWC，恐恶化国际关系”。京都新闻发表社论称，“退出IWC，使日本在国际社会的信用受损”。

但销售加工鲸鱼产品的Shinichi Shiozaki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更多种类鲸鱼肉将出现在市场，这也会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食用鲸鱼肉感兴趣。”

一家位于太地町的鲸鱼和金枪鱼食品加工公司的老板也向日经新闻表示，他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只能说，无论政府做出什么决定，我们都会听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