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三次退档河南考生 中国教育扶贫国家专项政策引争议
这个夏季,中国的顶级知名高校频上热搜榜。
北京时间8月18日,安徽亳州一所中学的8名考生在高考成绩超录取分数线,或基于兴趣爱好、或基于生涯规划、或基于录取稳妥等考虑,集体放弃了北大、清华这两所中国著名高校的志愿登上了热搜榜,也由此引发了名校与专业兴趣哪个更重要的争议。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2019年新生入校之际,新生朋克风十足的爆炸头,清华大学校长迎接经管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新生——著名围棋冠军柯洁时欢迎横幅“热烈”错为“热列”,也让清华陷入了尴尬境地。
但所有这些引发的舆论热度,都不及此前北大三次退档河南学子引发的舆论非议,北大也因此再次站在了风口浪尖。
2018年5月4日,中国著名高校北京大学喜迎建校120周年校庆日到来。(VCG)
对于中国为数众多的高考考生而言,能被北京大学录取是一件无上荣光的事情。(VCG)
通过中国“国家专项计划”录取的河南考生被北大三次退档,虽然在舆论热议之下北京大学已公开承认退档处理过程存在不合规之处,招生委员会决定按程序申请补录已退档的2位考生,但此间过程中所透露出的种种问题,已不只是北大这所百年名校所面对的问题。
所谓的“国家专项计划”,始于中国2012年出台的《关于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的通知》,它是专门面向大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等贫困地区学子的定向招生计划。
2018年7月3日,北京大学2018年毕业生晚会在北大百年讲堂举行。(VCG)
2018年5月3日,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来自北大77-78级23个院系的1,476名毕业生及家属返校参加了纪念活动。(VCG)
至2018年,该计划参与高校263所,累计招收本科学生近30万人,其中北大、清华这两所中国顶级高校每年会向各省针对贫困县考生投放文科理科各几个到十几个名额不等,部分省市会获得20个以上的录取名额。
参加到国家专项计划的贫困县考生在计划实施地区高中实际就读并具有连续3年学籍,高考分数原则上只要不低于高校普通类招生所在批次的录取分数线(如“一本线”),排名上进入该校国家专项计划的招生数额内,都具有投档资格。
今年,河南省招生办公室向北京大学投出“国家专项计划”理工类第一志愿8人档案,其中第7名考生考分为542分,第8名考生考分为536分,仅高出河南省理科一本分数线34分,而北大在河南省的理科一本投档线则高达684分。
按“国家专项计划”目前的投档录取规则,这两名当事考生高考分数虽然考分并不拔尖,但的确符合国家专项计划的投档规则。北大在提档后不久,以“高考成绩过低”、“考生入校后极有可能因完不成学业被退学”为由要求退档,而河南省招办连续三次拒绝退档后,最终还是同意了北大的退档要求。
北大退档这两名河南考生,保住了百年名校招生的分数水平,但随着考生投档、退档的电子流程图等信息在网络上广泛流传,此事件在互联网上迅速发酵,北大也因此陷入了舆论风暴。
批评者的声音认为,北大的做法开了一个极危险的先例。“国家专项计划”的本意即是为了给中国贫困地区考生更多上大学尤其是上好大学的机会,假如北大此次能以考生分数低为由退档,则以后必然会有更多学校效仿北大,如此一来,“国家专项计划”设立的初衷和目的何谈实现?
事实上,考生以低分入档在历年中国的“国家专项计划”录取中并不多见,为了抢占贫困县优质生源,知名高校的相关负责招生老师通常会在高考成绩出来后,第一时间走访各贫困县统计成绩,掌握学生高考成绩排名,尽早锁定优秀生源。
此次意外出现“低分”考生被提档的局面,据传可能性较大的情况是:北大之前联系好的考生临时“变卦”未报考北大国家专项,而北大在当地招生时未考虑充分联系足够多的高分学生,导致当事考生得以幸运“捡漏”。
而社交媒体纠着北大退档河南贫困生一事不放,更多或是执着于北大所代表的“精英阶层”对于贫困县所代表的“社会底层”的态度。虽然在舆论的干扰之下,北大已按程序申请补录已退档的两位河南考生,涉事考生的人生之路已得到了“百年名校”北大的加持,命运将由此改变,但此次事件引发的争议也折射了中国推出的“国家专项计划”在制度设计上尚待完善。
实施“国家专项计划”是中国基于扶贫战略的考虑,也被视为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这种政策层面的干涉机制,让更多贫困地区及农村学生有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初衷意在“公平”。
但在政策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对于高校尤其是名高校录取学生而言,“择优”而录显然更具诱惑,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生源质量较好的贫困地区相对更多的专项名额已成为公开的事实。
另一方面,“国家专项计划”主要针对贫困地区,但实际上并未要求报考学生必须要有农村户口或属贫困户,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者有关“国家专项计划”的多份实证研究显示,参与该计划的学生中城镇户口比例在部分高校甚至高达50%,较之主要针对农村地区贫困学生的“高校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的学生父母从事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职员等职业的比例相对更高,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
如何使“国家专项计划”等倾斜性招生政策在制度设计时更具针对性、精准化,是中国教育扶贫需要考量到的,而建立更为公开透明的招生机制,减少高考志愿填报的博弈色彩业已事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