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死了 媒体:性侵被美丽"洛丽塔神话"包装（组图）

洛丽塔的故事逻辑，贯穿于爱泼斯坦的新闻，他的私人飞机被称为“洛丽塔快车”。据媒体报道，他把女孩们当成家具一样“陈列”出来，因为她们“精美而又脆弱”。

近日，遭受性侵指控的美国金融富豪——爱泼斯坦自缢身亡。这让他逃脱了法庭的审判。

生前，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生不逢时的悲剧英雄，并且借用小说一样的辞藻来掩盖自己的罪行。爱泼斯坦虽然死了，但洛丽塔的“神话”，以其美丽动人的方式还在继续……

爱泼斯坦辩称其罪名是历史文化的误会

纽约时间8月10日早上6时30分左右，在高度戒备的曼哈顿大都会惩教中心，金融富豪杰弗瑞·爱泼斯坦突然自缢身亡。舆论一时沸腾，对于其蹊跷的死亡时间有诸多猜测。在总统特朗普的推波助澜之下，阴谋论甚嚣尘上。

8月12日，《纽约时报》专栏记者詹姆斯·史华都（James B。 Stewart） 刊文回忆他去年8月对爱泼斯坦的一次采访：当时他曾对爱泼斯坦提出规劝，但并没有什么效果。原定的采访内容是关于坊间的传闻：爱泼斯坦有可能出任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的顾问。但是，采访内容逐渐转向了如今已大白于天下的秘密：爱泼斯坦确实是个强奸犯、性虐童者。

“当关于特斯拉的话题稍稍停顿”，记者写道，“他（爱泼斯坦）就很自如地谈起他对年轻女性的兴趣：他认为，把成年男性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认为是犯罪，这是一种文化偏差，并且在历史上曾是被允许的。他还拿同性恋作类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同性恋被视为犯罪；直到今天，在世界上有些地方，同性恋者仍会被处以死刑”。

这一番言论，让人回想起2008年。在结束13个月的半监禁状态（法院出乎意料地宽松量刑，可以正常上班）后，爱泼斯坦声称：我并不是性掠夺者（predator），只是一个普通违法者（offender）。在2011年，他告诉《华盛顿邮报》记者：“这两者的区别，就像一个谋杀犯和一个偷面包的人。”这话语似乎让自己像是《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

而在2018年的版本，辩解又增加了新的元素：现行的法律，不过是历史过分拘谨的一个意外。爱泼斯坦似乎着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生不逢时、思想超前的悲剧英雄人物的形象。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他本人为了掩盖自己对超过八十名女性所犯下罪恶的狡辩，她们当中的一些人被侵犯时甚至才13岁。

“他想要许多像我一样的年轻女孩，永远没有足够”，Courtney Wild，一位自称年幼时被爱泼斯坦侵犯的女性，如是对《迈阿密先驱报》记者朱丽叶·布朗说。在新闻中，布朗写道：每一个进入杰弗瑞·爱泼斯坦豪宅的女孩，她们的人生就此被分为两截。

洛丽塔成为一些人消费儿童色情的理由

“女孩！女孩！女孩！”这是爱泼斯坦案件相关新闻的关键词，这也是许多采访过他的记者听到最多的词，“他说搞到手的女孩越年轻越好”，Wild说。

在今年7月的早些时候，爱泼斯坦又一次因为性侵入狱而成为热点。一种由布朗在《迈阿密先驱报》的新闻中使用的常识性错误开始蔓延：许多媒体在提到爱泼斯坦案的受害者，不管是已经证实的，还是自称的，都用了“未成年女性（underage women）”这样的中性表述，模糊了许多受害者当时只是小女孩的残酷事实。

《大西洋月刊》专栏作者Megan Garber刊文指出，这种表述是非常错误的：没有一种概念是所谓的“未成年女性”，她们就是一群小女孩。这种似乎无关痛痒、不带感情的表述，从7月一直使用到现在。这表明在当今美国社会，一个无助受害的小女孩的权益，在一位“功成名就”的白人男性金融家面前，是无足轻重的。

放眼美国社会，这种对少女成人化的性幻想与性消费，一直在主流文化中明目张胆地存在着。1958年，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充满争议的《洛丽塔》在纽约出版。几十年来，洛丽塔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些人用来消费儿童色情的理由。“我是一个如雏菊般鲜嫩的女孩儿，看看你对我做了什么？”在洛丽塔和继父发生性关系后，纳博科夫这样写道。

作为一种超脱的文学形象，洛丽塔对她的施虐者并不感到愤怒。但事实是，她没有反抗的能力。洛丽塔的现实原型，很大程度上作为作者（男性）的陪衬——我很痴情、我很有魅力。故而，她对“我”进行挑逗、诱惑，这些都是自然而然、可以解释的。她很自然地成为男性凝视的对象、成为被掠食者。正如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失恋乐园》所写：他说“这是老师爱你的方式，你懂吗？”他说“我爱你，我喜欢你……我。”

可是，现实终归不是小说。在小说里，可以隐藏自己的罪恶，现实里却不能。

洛丽塔的故事逻辑，贯穿于爱泼斯坦的新闻，他的私人飞机被称为“洛丽塔快车”。据媒体报道，他把女孩们当成家具一样“陈列”出来，因为她们“精美而又脆弱”。

在2000年代中期，阿尔弗雷多·罗德里格斯（Alfredo Rodriguez）担任爱泼斯坦的管家。他向棕榈滩警署的警探告发，他怀疑爱泼斯坦周围的女性都是未成年人，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女孩在爱泼斯坦豪宅中吃掉许多牛奶麦片，这些是美国儿童的惯常早餐。这也和2018年《迈阿密先驱报》的新闻报道相吻合：灰色的背景，爱泼斯坦和四个女孩的大头照，有的女孩还戴着牙箍，这张照片在这个夏天成为检控的一项证据。

在利益面前，甚至一些女性也甘心充当黑手，帮助权贵寻找“猎物”。比如爱泼斯坦案中，他的前女友、英国社交名媛希莱恩·麦克斯维尔（Ghislaine Maxwell）就高度参与其中。在娱乐圈中，低龄模特日趋增多，资本敏锐地察觉到社会对幼女性消费的需求。2012年，英国女演员伊丽莎白·赫莉售卖的一款非常小的豹纹比基尼，用两个小女孩做模特，并称是要卖给那些“想快点长大的女孩（8到13岁）”。这种广告活动，就发生在一个女学生会因为所谓的衣着不得体会分散男学生的注意力而受到学校惩罚的社会中。

2016年，Peggy Orenstein出版的《女孩与性》一书，详细记录了在女权主义发达的美国，多少女孩还被灌输这样的观念：她们自身不过是性交的对象。在2019年的今天，还会使用“未成年女性”这样的字眼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企图淡化权贵们的罪恶。如同1950年代的电影中的歌词：

感谢上天赐予我们小女孩/这些小女孩每天都在长大/感谢上天赐予我们小女孩/她们以令人愉快的方式长大/那些年幼的眼睛/如此的无助和迷人/当它们闪烁时/宛如流星坠落/穿过了你的天花板……

（Thank heaven for little girls / For little girls get bigger every day / Thank heaven for little girls / They grow up in the most delightful way / Those little eyes / So helpless and appealing / When they were flashing / Send you crashing / Through the ceiling……）

这首《金粉世界》的插曲，呈现出我们已经熟知的好莱坞电影观点：所有的女孩，尤其是青春期的女孩，不过是成年女性的一种伪装。也就是说，男主角可以对她有性幻想和性暗示。（虽然好莱坞最近总是做出一些甚至矫枉过正的“政治正确”选择，但究竟是乐于推动社会改革，还是迫于消费者的压力呢？）这种观点，长久以来也在盖伊·特里斯的《邻人之妻》中流传。

在许多被视为经典的电影中，这种不正常的关系，都被赋予艺术的光环被赞美。随着近年#MeToo#运动的兴起，曾经剧情中的大叔褪下迷人的光环，现出丑陋的原貌。在1999年的电影《美国丽人》中，凯文·史派西所饰演的中年男子痴迷于自己女儿的同学安吉拉。二十年后，在电影《选举》中，情节则是他饰演的中年教师和自己的青春期学生发生了性关系。在1979年伍迪·艾伦的电影《曼哈顿》中，40岁的中年作家与17岁的高中女生约会，就像他自己的本色出演。还有2017年，在刘易斯·C·K的电影《我爱你，爸爸》中，17岁的女生与50岁的知名导演发生了关系。在#MeToo#运动中，她们都遭到侵犯未成年人的指控。

爱泼斯坦的影响力，直指美国的金权政治腐败

对这些受害者而言，爱泼斯坦把对他们的性犯罪比作偷面包，是对他们尊严的又一次践踏。爱泼斯坦皈依了一种美国上流社会的享乐文化，充斥着白人至上、男性至上主义。

爱泼斯坦十分熟悉并且善于利用这种文化和圈内权贵来保护自己——小女孩们还不能成为这个社会关注的主角。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两党手握大权的检察官对他都如此宽大。比如现任特朗普政府劳工部长的亚历山大·阿科斯塔（Alexander Acosta）曾是联邦检察官，爱泼斯坦在2007年得到的协议就是他负责的。尽管面临着可判终身监禁的联邦指控，爱泼斯坦却被允许只认了一些较小的罪状，这一安排没有告知本案的受害人。他在一座县监狱服刑13个月，每周有六天时间可以依照工作释放方案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

尽管，1960年代的平权运动，到今天已经五十年了。五十年间，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也有许多事依旧没变。在2017年，共和党籍的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罗伊·摩尔被爆出在三十多岁时对多名未成年女性进行性骚扰，其中最小的只有14岁。这使得他失去当年参议员的竞选资格。两年后，似乎船过水无痕，罗伊·摩尔并没有看到这个社会要给他什么真格的处罚，而且他的选民支持度并没有什么下降。于是，他又一次开启了参议员的竞选之路。

不仅是权贵自身，他们的孩子更能享受到法官大人的怜悯。同样是在2017年，新泽西州发生一起未成年性侵案：一名16岁少年被控在派对上性侵一名同龄少女，并用手机拍下犯案过程，事后还四处散播。检察官认为，少年犯行重大且毫无悔意，要求将少年移送成人法庭，却在2018年遭到家事法庭拒绝。法官拒绝移送的理由，竟是少年拥有“良好家世背景”和“就读好学校”，若以重刑起诉“会毁了少年前途”。至于被性侵的少女的前途，似乎并不在法官的考虑之内，宣扬公正的美国司法体系在权贵面前，又一次选择性失衡。

在这个夏天，爱泼斯坦再一次被起诉。也是在这个夏天，爱泼斯坦的意外自杀，让他一劳永逸地逃过了正义的审判。“我对杰弗瑞·爱泼斯坦逃过在法庭上面对受害者而感到愤怒”，詹弗妮·阿洛斯，指控爱泼斯坦在她15岁的时候将其性侵，在得知爱泼斯坦的死讯时，她如是说，“我们则必须忍受他所留下的伤痕继续生存。”

所幸的是，在8月14日，《儿童受害者法案》（ Child Victims Acts）在纽约州正式生效，新法开启一年的追溯期，允许任何年龄的受害者向侵犯者寻求民事诉讼，不论事件是多久以前发生。预计将有更多的儿童性虐受害者提起诉讼。希望这项新法，能够为她们讨回些许姗姗来迟的正义，毕竟爱泼斯坦已经逃脱了司法审判。

虽然一个爱泼斯坦死了，带走了美国顶级权贵们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但是，洛丽塔的“神话”还流传，甚至还在以一种美丽动人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