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70年】究竟怎样看待毛时代（组图）

今年10月1日是中共建政70年，过去70年或许可以称得上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历史上最振奋人心、坎坷曲折、多灾多难而又涅槃重生、充满挑战的70年。不管当下海内外舆论怎样褒贬不一，这70年必将永远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成为后世反复解读和争辩的70年，为整个民族提供一种极富正反两方面意义的镜鉴。有鉴于此，笔者通过上下两篇来回顾和总结中共建政70年最重要的两个阶段——毛时代和邓时代，既是为了理性认识历史，更是为了以史为鉴。此文为上篇。

70年前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获得现场参加活动的30万军民的热烈回应。今天不少人已经对这一幕无感，甚至有人因为对毛泽东和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不认可，进而回避革命建国的历史性意义。坦率地说，在一个日益开放多元的时代，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观点，都十分常见，尤其考虑到毛时代晚期因重大政策失误酿成的一系列政治灾难，一些人有这样的看法，更是一种正常社会现象。但如果能超越恩怨得失和价值观，把时间拨回历史现场，去看看当时中国，或许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怀仁堂召开，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据一些当事人回忆，当毛泽东说到“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时，“引起了全场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对于生活在承平时代的今天许多人来说，并不太容易理解当时人们的心情，但不妨换位思考。彼时中国是清末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主权独立统一，其震撼和冲击不难想象。

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给当时中国人以极大鼓舞。（VCG）

1840年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腐朽衰落的清王朝在英国坚船利炮的胁迫下打开国门，整个国家开始进入救亡图存、开眼看世界和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相混杂的乱世。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前是西方国家欲与中国平等正常交往而不得，那么鸦片战争后可以说是中国欲与西方国家平等正常交往而不得。

一批批具有忧国忧民意识的人开始救亡图存，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只是清王朝的覆灭并未换来太平，反倒接连爆发军阀混战，局势动荡不安。后来国民党尽管从形式上统一全国，但根基非常不稳，内部派系林立、常年倾轧，腐败严重，尤其是国民党的地方政权，更是混入大量地痞流氓豪绅，以国民政府之名欺压百姓，导致人心丧失。纵使国民政府重用了大批知识分子，甚至组建学者内阁，但已经无力回天。反倒是效仿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中共，在社会主义思想里找到了契合于中国传统大同理想和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人利益的理念——“庶民的胜利”。在经过初期的曲折后，毛泽东领导中共将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以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有力争取了占当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不断壮大，最终打败国民党，实现国家独立统一。

淮海战役期间，上百万民工支援前线，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心所向。（VCG）

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有不少争议和危险苗头，比如土地改革过程中的简单粗暴和血腥暴力，延安整风运动造成的悲剧和个人崇拜趋势，但总体上毛泽东和中共的声望在不断攀升，赢得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从自由主义的视角，这一切显得难以理解和不可思议，但如果从英国思想家边沁（Jeremy Bentham）、密尔（John Mill）阐释的功利主义视角，就显得很理所应当。这是因为对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来说，最迫切的诉求并非飘在空中的自由，而是生存和发展问题，是怎样让国家尽快结束战乱频仍、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混乱状态。中共正是看到这一点，抓住了问题关键，纵使当时有许多行为在今天看来严重缺乏对个人权益和自由的尊重，甚至侵犯人权，令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难以接受，但由于满足了绝大多数工农阶层的利益，加之当时本就是缺乏法治的乱世和革命年代，不能简单用和平年代的逻辑理解，所以能够一呼百应，迅速占据道德和人心的高地，最终取得成功。

1949年前后知识界的反应，比较能反映当时中共革命建国的意义。国民党在1948年底和1949年初就已经有所预料大势将去，旋即启动了抢救学人计划，准备把知名学者迁往大陆以外。当时的确有不少重要学者和名流，比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董作宾、李济、王世杰、赵元任、萧公权，均离开了大陆，但大多数名流学者都选择留在大陆，拒绝了国民政府的再三劝行，比如陈寅恪、张伯苓、汤用彤。以当时最高学术头衔中央研究院院士为例，超过70%的院士都选择留在大陆。此外，当时中国海外知识分子掀起了一波归国潮，不乏已在西方功成名就之人。

为什么会这样？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杨奎松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一文中有所解释，文中以北京大学前副校长傅鹰为例，本来傅鹰夫妇在美国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1949年以后他毅然决定回到大陆。傅鹰说过，“我对人民政府最满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军过江的时候，把英国军舰打了个稀巴烂，而且打了之后不向英国道歉，反而将英国痛痛快快的责备了一顿，出了我几十年来压在心头的一点怨气”，“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一生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对此，杨奎松分析称“很多知识分子在民族、国家这些问题上，会抱着非常复杂的心态，当某个政党为国家、为民族争得一些荣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放下他们的立场”，50年代的知识分子最大的感受是“第一，满清和国民党那么多年始终是把中国搞得乱七八糟，但是共产党居然把它统一了；第二，中国从来没有在世界上扬眉吐气过，从来都是被列强欺负，但共产党执政以后，中国的腰杆挺直了”。

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感和内忧外患，是当时多数中国人的心中之痛。当毛泽东领导中共实现革命建国后，极大舒缓了国人的心中之痛，并因此赢得广泛人心。1949年建政后毛泽东推动中国继续沿着这一目标，既成功研制核武，巩固提升了军事和国防实力，又在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下拓展国际生存空间，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还推动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初步建立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

无论何时，中国人都应该吸取文革的惨痛教训，不断推动国家走向开放、多元和进步。（VCG）

但与此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兴起的左翼思想经过三四十年的发酵，越来越左，在中共建政后演变为极左，再加上当时个人崇拜、专制越来越严重，最终酿成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国家灾难，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无法估量的伤害。其造成的历史伤疤，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旧未能愈合，其留下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尤其是文革，人治思想和暴民文化借由极左的革命浪漫主义、专制主义、民粹主义肆意泛滥，人性的缺陷暴露无遗，造就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时代悲剧，不计其数的人被迫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秩序濒临崩溃边缘。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给出官方定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邓小平曾说过，“‘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

这正是毛时代之于国家发展的两面性，一方面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体系下，革命建国结束了鸦片战争一百来年的内忧外患状态，中国开始有了自主决定命运的可能，为经济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成功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反右、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伤害极其严重，所以当文革结束后，整个国家都迫切希望走出内乱，毅然选择了改革开放。对于中国人来说，应该牢记，反右、大跃进和以斗争为纲的文革道路是一条死路，这是用整个国家发展为代价换来的惨痛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