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高考季落幕:在澳洲 高考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人生命运?
2019年澳大利亚的高考已落下帷幕。高中生们正在以不同程度的兴奋、惶恐和冷漠等待着最终的高考成绩,学生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收到他们的HSC、VCE和ATAR成绩单。
维州学生于12月12日收到VCE和ATAR成绩,昆州学生于12月14日收到成绩,新州、塔州和ACT的学生于12月17日也收到了自己HSC和ATAR成绩单。西澳州和南澳州学生将于12月19日收到成绩单。
在中国,知识/学历改变命运,是高考被视为左右人生命运的重大考验的社会集体心理。对于澳洲人来说,备战高考,也承载着诸多意义。事实上,与中国相比,虽然澳洲有着不同的教育体制和社会制度,但高考仍然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虽然它并非中国意义上的独木桥。
时光流转,几十年里,澳洲的高考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从计分方式、考试时间,到考试科目变化,折射着澳洲社会教育理念的发展变迁。与中国相像,或者全世界都相似的一点是,每年高考成绩公布后,“高考状元”都会成为舆论关注和热议的焦点。
今年也不例外。当“高考状元”们的照片和采访,高考成绩前X名的学校排名登上各家媒体的版面,高考季报道才算划上一个圆满句号。不过从某种意义上看,今年的“状元”和排名依然“重复着昨天的故事”——亚裔面孔和老牌高分学校继续“霸占”着榜单。
然而时代的快速发展,也在为澳洲高考不断提出新的命题。将时间维度拉长到几十年,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高考“状元们”的命运,是否真的被高考改变,是高考和教育需要直面的问题。
曾经的“高考状元”们,后来怎样了?
《悉尼晨锋报》在这个高考季采访了曾经的高考状元们,以试图探寻他们曾做出过怎样的人生抉择,他们的人生轨迹是否被高考改变。
1989年参加高考的Vivien Chen毕业于MLC Burwood。“像每个人一样”,她首选的专业是医学。在完成医学与艺术学位后,她现在是一名临床血液学家,负责治疗血液疾病,并领导着一个医学研究小组。她获得了大学奖章,攻读了博士学位,并于2017年获得了新州州长颁发的“年度女性奖”。
谈到30年前的高考,她说:“HSC是旅程的一步。当我选择通往职业生涯的课程时,我不认为任何17岁的人都知道现实将如何影响他们的工作生活。你有你的想法,但生活会带你去你去你想不到的地方,而人们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和许多途径去他们想去的地方。”
获得医学学位后,她尝试了酒店管理,并做过私人教师,后来,她重新“回归”了医学相关的工作。她将自己的医学职业描述为“非常规”,因为她现在从事的工作是她毕业时不存在的。
1999参加高考的Kate Peterson是Baulkham Hills High的毕业生。她高中毕业后的最初计划是五年后从法学院毕业,成为一名政治家,比如环境、教育或劳资关系部长。
如今,Peterson说,她“很荣幸成为一家创新型劳工法律师事务所的董事”。她在取得悉尼大学学位后又在英国攻读了硕士学位,并选择留在法律行业。她还曾在公平工作委员会和死因裁判官法院担任辩护律师。
她说:“我的职业生涯并不令人意外”,“感觉就像是我年轻时的才干、思想和价值观成熟的过程。我最好的职业生涯总是来自真诚,以及从不闲着仿佛没有什么可学的了。”
Patrick Hamid在2009年毕业于Casimir Catholic College。高考的那一年,他住在一个青年庇护所,但他高中时就开始创业,为低收入家庭提供IT方面的帮助。
在刚上大学的最初几年里,他无家可归,在不同的庇护所之间辗转。高考后的10年中他完成了大学的学业,还获得了硕士学位。几年前,他接受了美国技术集团Cisco的工作,中断了创业。此后他又回到悉尼参与一家创业公司,现在他是一家创业公司的导师,并全职担任一家融资平台的产品经理。
他说,在创业“这条奇异而有趣的路上”,“很多钱被吹走了,很多梦想和抱负被粉碎了,但我仍然坚持不懈”。
所以,他对那些为自己高考成绩感到失望的学生的建议是:“不要沉溺于当前状况,专注于将来可以取得的成就。”
企业家:高考成绩之外,还有更重要的 “素质”
无论成绩是否理想,一些澳大利亚知名商业人士对刚毕业高中毕业生给出了建议。
付款平台Beem It首席执行官Angela Clark:
Clark说:“世界将越来越多地属于那些不固执己见并尊重他人的观点,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关心客户的人。”
“如果你谦虚、好奇、豁达,喜欢在他人的帮助下解决问题,那么世界就是你的舞台。”
斯威本大学的Sean Gallagher博士说,诸如创造力之类的软技能将在不断变化的工作世界中更好地使澳洲工作者施展才华。
此外,高盛风险投资人纳塔莉·弗拉托(Natalie Fratto)表示,适应能力和同情心对成功至关重要。
“无论你是在驾驭由自动化带来的不断变化的工作条件,还是在全球化程度更高的世界中变幻的地缘政治,或者是在变化中的家庭动态和人际关系里,我们每个人,包括个人、团体、公司甚至政府,都被迫应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
人力资源初创公司Shortlyster首席执行官Rudy Crous:
Crous离开学校后想成为一名企业心理学家,从未想到过自己以后会成为一家科技创业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我的职业发展方式充满了许多我无法预料的美好机遇,我认为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样。你无法控制未来,但可以影响未来。”他说。
“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不知道要走什么样的职业道路,请不要担心。只要你致力于学习,努力工作并把握机会迫使自己离开舒适区,职业道路会自然显现。”
他补充说,在决定从哪里开始时,除了确保自己的长处之外,还要确保考虑自己的价值观和动机。
“职业不仅仅是工作,因为你加入的工作场所和行业将成为你的社区。”
550万澳元育儿电子商务平台Tell Me Baby的首席运营官Alexie O’Brien:
作为高中毕业生的母亲,O’Brien知道每年这个时候学生的压力。
她认为“能接受失败”很重要,并记住保持好奇、机智和顽强。
“今天,实现最终目标的途径很多。要知道,通过努力和坚韧,你可以到达想要去的地方。它并没有在高中结束,或者以HSC或ATAR成绩结束。” O'Brien说,“有很多选择和其它方式可以达到最终目标。但是请记住,过程和目的一样重要。在生活和职业生涯中都是如此。”
她说,毕业生还需要知道如何从失败中学习。“不畏恐惧,并在继续前进的过程中寻求指导。如果一扇门关上,请记住这只是一个篇章的结束。”
并非只有这些CEO敦促学生改变对成绩的看法。
去年,力拓董事总经理凯莉·帕克(Kellie Parker)曾对《悉尼先驱晨报》说,许多大公司没有查看学生12年级的成绩。
她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坐下来,看看他们11年级和12年级的实际情况,是毫无新意地考进了大学,还是一个拓展思维的机会。”
几位首席执行官甚至没有上大学,这说明ATAR的影响或许并没有通常认为的那么大。
澳大利亚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IAG的负责人彼得·哈默(Peter Harmer)并未上大学,而是从作新西兰保险的承销商和理赔官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pokies机器公司Aristocrat的负责人Trevor Croker也不需要ATAR证明自己。在过去五年中,该公司股价从5.70澳元上涨至30.67澳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