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委员会报告“后遗症”：监管过度令银行备受困扰

编者按

去年2月，银行、保险以及金融行业皇家委员会发布了针对行业不当行为调查的最终报告。一年过去了，这份给出了76项“重磅”整改建议、影响了整个澳大利亚金融界的最终报告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各方的反馈、态度又是如何？

澳财网上周分析了这份报告给澳大利亚金融行业，尤其是银行业规范自身行为所带来的正面影响，本文是下篇，讲述最终报告给金融业带来的“痛苦”是否适当，以及联邦财长对于报告发布一年来，政府所做工作的总结。

《澳洲金融评论报》上的一篇文章评价说，距离皇家委员会最终调查报告发布已经一年过去了，但是澳大利亚金融服务业仍然笼罩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当中。

文章称，这种情况并不是皇家委员会最终报告的目的，而是监管过度所带来的意外后果，很多监管举措和报告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Kenneth Hayne，图/澳洲人报

肯尼斯·海恩（Kenneth Hayne）发布最终报告的初衷是降低金融服务业不当行为的传染，并确保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制定提高企业利润战略时考虑客户的利益，而不是剥夺它们。

在这份报告中，Hayne指出，现行的法律是充分且适当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只要确保合规，即可满足从业道德标准。

然而，现实情况是监管机构明显“超出了委员会建议的范围”。

自2019年2月4日以来，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和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所采取的行动一直是在扩大监管范围。

所以，现在的关注焦点应该是ASIC和APRA为首的监管行动主义，是在促进还是在阻止以市场为中心运营的金融体系。更别提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和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AUSTRAC）这两家监管机构了。

例如，监管行动主义已经抑制了银行贷款，直接导致了“理财行业”的崩溃。

并且，通过加大对银行非金融风险的关注，监管机构的行为导致银行有点“舍本逐末”了。对于势如破竹的金融数字化给现实世界带来的竞争和挑战，银行的关注度明显较低。

违约率创新低，同时并没有证据表明银行进行不负责任的贷款。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银行只针对大多数人有能力偿还的借款人放贷，但是监管机构还是加大对工党2009年引入的“负责任贷款”实施力度，导致银行过分谨慎，继而阻碍了向家庭和小型企业发放贷款。

这并不是皇家委员会报告中所建议的。

信贷紧缩可能推动借款人进入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领域，就像超低收益率将投资者推向高风险资产一样。这样反而会增加系统风险。

所谓负责任借贷的法律主义和家长主义与现实世界存在明显冲突的地方，例如以大数据评估信用风险的举措，以及改革传统就业和商业模式的零工经济。

为了阐明理财顾问对客户的职责，Hayne建议禁止使用有争议的佣金制度。现在，即使Hayne不推荐，四大银行也都退出了理财咨询业务，以避免增加监管风险。

事实上，APRA和ASIC的监管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审慎回归传统银行的策略”。

它们通过运营资本罚款、侵入性和惩罚性的银行高管问责制度、以及模糊的“文化”审查对非财务治理风险进行了“用力”地打击。

AMP主席戴维•默里（David Murray）警告称，这种监管角色混淆了审慎监管机构和执行监管机构的职责，这增加了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并造成银行难以有所作为。

可以理解的是，随着躺着也能挣钱黄金时代的结束、超低利率时代的到来，银行贷款利润率遭到无情削减，同时核心业务（房贷）也面临新创科技企业的强大竞争。在层层重压之下，银行急切希望有所作为。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CBA）总裁Matt Comyn表示，与其例行公开道歉，还不如致力于推动银行的数字创新议程。

然而，现实情况是，银行将面临又一年的大规模赔偿计划、新一轮的ASIC起诉、日益增加的监管和政治风险、以及冗长的司法程序来搞清楚法律的真正含义。

澳联邦财长谈金融改革

澳大利亚联邦财政部长Josh Frydenberg在最终报告发布一周年之际，也发表题为《改革绝不能妨碍经济福祉》的评论文章，对一年来政府的相关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Josh写道：一年前，莫里森政府收到了肯尼斯·海恩（Kenneth Hayne）有关银行、养老金和金融服务行业不当行为调查的最终报告。

历经1000多份提交文件、68天的听证会。这份最终报告对金融服务业的惯例和行为进行了剖析和评估。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行为和行为违反了法律，并且远远低于社区标准和期望。

至于导致不当行为的原因，Hayne给出的诊断是“贪婪，为了追求短期盈利而不惜牺牲诚实的基本标准。”为此，“主要责任……与有关实体以及管理和控制这些实体的人（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息息相关。”

这是一个严厉的评估。即便时隔一年，由此产生的效应依旧存在。

这份最终报告提出了76条建议，旨在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改善问责制和公司治理，提高监管者的效率，为受不当行为影响的人群提供更大的补救途径。

在收到报告的四天内，澳联邦政府同意对所有76项建议采取行动，随后制定了加快实施的时间表以及并做出了18项承诺。

根据这一时间表，到今年年中，50多项承诺（接近90％）将得以落实或将在议会通过成为立法。

到今年年底，其它建议将得到实施或引入。

为了更加直观的理解这一时间表，Josh提到了上届工党政府引入的“金融咨询未来（FOFA）”的改革。上一次改革涉及范围更窄，从议会委员会报告到制定立法花了将近23个月的时间。

澳财长表示：“就目前制定的时间表而言，我们正在计划进行并取得良好进展”。

“我们已经执行了16项承诺，8项承诺已经提交议会以期成为立法，另外35项承诺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35项承诺处于引入前的咨询阶段。”

在已实施的16项措施中，理财顾问存在争议的薪酬制度被取消，养老基金禁止给雇主送礼，澳大利亚金融投诉局的职权范围扩大，可审议最早追溯至10年前的纠纷。

Josh评论文章页面截图

等待议会通过的8项承诺中，有一项针对抵押经纪人的最佳利益义务，以及禁止保险合同中的不公平合同条款。这些将提升保险业与银行、电信和能源处于同一监管水平。

在35项有待征求意见稿的草案中，有待反馈意见的承诺包括：禁止（不当）兜售养老基金和保险产品、监管保险索赔处理以及为金融顾问和抵押经纪人提供更强大的检查和合规报告。

财长表示，政府关注的重点领域还包括确保监管者的角色明确，资源充足并且在落实立法。

“我们责成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前主席格莱姆·塞缪尔（Graeme Samuel）对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进行能力审查，其建议正在得到执行。”

“在2019-20年度预算中，我们为ASIC新增预算超过4亿澳元，为APRA新增预算1.5亿澳元，推动两大机构拨款均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ASIC和APRA还审查并加强了其执法方法，包括在ASIC内设立了执法办公室。

“当我们实施皇家委员会推动的改革浪潮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牢记金融部门的规模和重要性，以及信贷流动对澳大利亚经济福祉的重要性。”

“在具有竞争性的环境中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要权衡一切，而该部门的行为、惯例和文化必须符合法律和社区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