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困局已成中共最大挑战

1902年，梁启超发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畅想未来之中国，将是怎样的中国？

在该书中，梁启超从一个美好的“中国梦”预言开始——60年后的中国，将摆脱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局面，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站立起来，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强国；60年后的中国，将举办世界博览会，全世界的商品将汇集中国；60年后，全世界的学者也将汇集中国，听中国学者讲述中国变革图强的经验，听中国人讲述“中国自强道路”。

今天，距离梁启超的“预言”已经过去了不止60年，今日之中国虽然距离世界强国还有一些距离，但确实不再积贫积弱，不仅“站立起来”了，而且正在一步步“富起来”、“强起来”。

可梁启超当年的“中国梦”，还有一条至今未能真正实现，那就是——听中国学者讲述中国变革图强的经验，听中国人讲述“中国自强道路”。

回顾近现代史，中国变革图强的经验可谓一箩筐，“中国自强道路”某种程度上也已经是中国方案乃至中国模式。可就算是这样，对于“中国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样简单的命题，还是要么讲不好，要么讲出来没人信。用习近平的话说，“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有理说不出”，问题出在不自信；“说了传不开”，看似根源于舆论主导权始终握在西方手中，但说到底还是不自信。为什么不自信？因为对于“中国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认识还不系统、不全面。以至于在讲述的时候，往往底气不足，再加上“西方月亮总比东方圆”的心魔，还或多或少存在于掌握话语权的不少精英的潜意识里，所以这就导致了说什么、做什么都甩不开膀子。

以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虽然中国在前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瞒报人传人，以及以稳定为第一要务的官僚主义做派等，但当主导权从地方转入中央，情况的确发生了根本逆转，目前疫情已经基本平稳。在这样的实践成果面前，面对西方世界防疫尚且一片混乱还挥舞着的“自由”、“人权”的大棒，原本最有发言权的中国却还是招架不住。

实践不应该是检验防疫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尺吗？在这里显然不是，既定的“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口号压倒了一切。所以，中国说什么、做什么，一些人总能不由分说搬出来这些“招牌”，为己方站台。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还有不少人为其鼓与呼，自动扮演起为国人解释他国防疫举措合理性的角色。比如英国提出“群体免疫”一说之后，不少人即开始游说各方，试图将这一包裹着投降主义的做法奉为对于“科学”的尊重。

这里就有一个“反华惯性”的问题。对于不少西方世界的人来说，只要中国还没有实现“政治民主”，结束“一党专政”，那么其他层面再大刀阔斧的改革，也不过是枝节和皮毛而已，中国也终究是“专制”甚至是“独裁”的。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共雷霆般反腐是政治斗争，中共在新疆开设教培中心解决暴恐问题是“集中营”，中国举全国之力封城抗疫是“戕害人权”。

也因为这样，所以中国每一次的舆情事件，比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指导组组长孙春兰考察武汉社区时民众在阳台上喊出的“假的、假的”风波，中共官员每一次的失误，比如新任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的“感恩论”，都会成为有力“证据”，被反复炒作与利用。而当同样的“丑闻”发生在中国之外，“猛料”瞬间变得索然无味，无人问津。

这就是今天中国面对的现实，也是中西意识形态空前激烈对撞的必然结果。作为天然弱势的一方，面对今天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舆论战，中国究竟该怎么应对？

首先，任尔东西南北风，必须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立场。这也是从毛时代到邓时代，再到今天的习近平时代，一直延续的传统，亦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和灵魂。很难想象，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这艘巨轮在经历文革十年浩劫后，何以能迅速掉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而取得今天的成就。

还是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有观点认为，当美国屡次以“中国病毒”、“武汉病毒”来污名化中国时，中国就应该强硬反击，外交部新任发言人赵立坚的鹰派做法不就戳到美国痛处了吗？强硬和鹰派没有问题，但必须以基本事实为前提。赵立坚在病毒源头尚未有定论之前，就直接指向来自于美国，显然不合时宜，明显在跟美国一起“耍流氓”。反而是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源头问题交给专家”的态度，很值得推崇。

其次，面对各方批评的声音，要不怕骂。邓小平当年面对危机四伏的国际舆论环境，曾针锋相对地指出：“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就是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

中国今天所处的舆论环境，总体上要比邓小平时代更宽松，中国在国际场合的影响力也已大幅跃升，有了更多话语权。虽然立足今天硝烟四起的舆论战，中国无法做到不管“他们说什么”，但至少可以“不要怕外国人议论”。正如邓小平说的，“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中国有关部门在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全然不同的舆论战场时，往往选择“一刀切”，以为只要沿着既定的维稳思路阻断“骂源”就能解决问题，殊不知，在这个过程中，既加剧了国际场域批评的烈度，也在渐次丢失国内舆论场的主导权。尤其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任何试图用“删帖”、“封号”等老一套来紧急公关，短期看遏制住了舆情，长远看其实埋下了一个个“雷”。

最后，要看到和敢于承认己方的不足之处，切勿粉饰太平。中国偌大一个国家，不可能一点问题也没有，中共作为世界最大党，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从毛时代到今天的习时代，中国从积贫积弱一步步成为今天的世界老二，走一些弯路、经历一些曲折，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面对各种“问题”，以及经历过的“曲折”，要实事求是的看待和认识。这些“弯路”和“问题”，也是构成今日中国的一部分，尤其是避免再次犯下“颠覆性错误”很重要的一部分。

今天的舆论场，揪着中国的一些“问题”不放的各方，除了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外，有些“问题”是西方世界傲慢与偏见的结果，也有一些“问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如何一步步让诸多“敏感问题”渐次脱敏，一步步解决切实存在的“问题”，才是长久之计。因为立足现实，不管是反华势力，还是带着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的西方世界，中国在短期内很难真正促使其卸下“反华惯性”，或是摘掉有色眼镜。给一些“敏感问题”脱敏，解决切实存在的“问题”，才能越来越不惧怕“骂”，才更有底气有理有据地回应各种“骂”。

早在2013年，习近平在有关意识形态的会议中就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后续官方媒体文章亦直言，“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看不见硝烟，但同样你死我活。在这个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妥协换不来和谐合作，斗争才能生存发展。”

但同时，习近平还提到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四个关键。具体说来，“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

这也是前文提到的，必须对于“中国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有系统、全面的认识。这里的“认识”，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更有文化的。有教训和不足，也有成就和经验。实事求是，不怕骂，敢于直面问题，再加上对于中国全面、准确的认识，如此过后，才可能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