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高峰已至 留学生自述:我是如何留守的（图）

近日，英国疫情最高决策者之一卫生大臣汉考克，首次明确对外宣布，英国疫情已到达高峰，这一消息令不少留学生家稍稍舒一口气。此前，英国已成第5个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2万国家。

自新冠疫情在国内爆发后，海外留学生曾尽己所能捐款捐物，随着疫情全球范围的扩散，虽然不少人萌生了回国念头，但国际航班的持续调减将大多数人阻拦在家门之外。

如今，“被迫”留守的他们正经历着什么，又是如何在似有似无的“歧视”中生存？

说姐联系到了正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的@JH，迅速发展的疫情打乱了她的生活节奏，留守的日子也有过慌乱担忧的“至暗时刻”，但更多是互相扶持的赤诚和温柔，他们都仍在努力，一切没有大家担心得那么糟糕。

以下是她关于疫情的思考与自述。

截至25号，英国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已突破2万，累计确诊数高达148377，每天的新增死亡人数也一直徘徊在800左右。

作为漂流在外的特殊人群，海外华人与留学生们不得不一面对抗仿若无处不在的新冠病毒，一面小心提防“中国病毒”式的种族歧视。而归乡的路途漫长而艰难，回国的通行证更是一票难求，“买机票仿佛买彩票。”

记得二月中旬时，欧洲大陆和英国尚一片岁月静好。我与同门好友约定一同去海德堡汉学系朝圣，她先行出发去查阅资料，我则准备在三月初再自行前去。然而漫步哲学家小径的愿望尚未达成，欧洲的境况便急转直下。

到3月2日，德国情势已是相当紧急，无奈之下，我不得不取消了行程。好友也匆匆结束了她的学术之旅，一路心惊胆战地回到了爱村。很快，并不“大”的大不列颠岛沦陷了。

如今回想起来，从三月初的惶惑不安，到现在已然习惯了每周出门一两次的“隔离”时光，并勉强恢复自我学习生活，也只过去了一个多月。

而英国实行隔离（lockdown）的政策更是不过短短三周。然而与疫情前相比，却仿佛已是两个世界了。每日困囿于十来平米的小小宿舍，日落月升也渐渐陌生了起来。

在这一方孤岛中，我常常会产生某种幻觉，仿佛自己正置身于某个超验的时空体，尽管与现实尚密不可分，却已然身处于小说之中了。这，恰是2020的魔幻现实。

“群体免疫”之三重过失

在英国疫情爆发初期，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曾提出一项名为“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的抗疫策略，立即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群体免疫”，是指人或动物群体中的很大比例获得免疫力，使得其他没有免疫力的个体因此受到保护而不被传染。报告显示，倘若要实行“群体免疫政策”，最终或将有70%的在英人口感染新冠病毒。

显然，英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包含着年龄歧视（ageism）的意味。从就业领域到公共卫生空间，欧美国家的年龄歧视“无处不在”，此次突发的新冠疫情更是加剧了这一现象。

在英国多地养老院和诊所，许多年迈体弱的病人们不得不被迫签署“放弃同意急救书”，要求他们承诺如果感染新冠病毒，病情加剧时不得请求救援。

据卫报4月17日报道，近日英国的居家死亡案例数量激增，死者多为新冠测试为阳性的老年患者。“他们被拒绝送往医院救治；即使到了医院或诊所，医生也会选择消极的治疗方式，放任病人死亡”。要治愈这些患者需要花费政府高昂的治疗费，而丧失了劳动力的老年人已无法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收益。

至此，冷酷的资本社会终于撕开了温情的人权面纱，将锋利的爪牙伸向了它的功臣们——这些六七十岁的老人们是二战后英国的第一代年轻人，他们亲历过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经受过摇滚乐的洗礼，他们优雅绅士，开放包容，几乎是大英帝国最后的荣光。

而如今，他们却被亲手灌溉过的土地抛弃，成为了资本屠刀下“待宰的羔羊”。

“群体免疫”的政策不仅给当地的年长者带来了极大冲击，对于留守英国的华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我的导师有一个每月聚集的“读书会”小组，组内恰巧都是本校汉学系的华人学生。除了一位很早便回国写作的学姐，以及另一名因回国过年被滞留在家的同门，其他人都或是被迫、或是自愿地困守在英国。“群体免疫”出世之后，读书会的小伙伴们纷纷在群和邮件组里“激情开麦”，传递着愤怒与不解：“无法相信”、“简直荒谬”。

这次线上吐槽大会之后，导师曾特地组织过一次组内视频（当时大家已自觉居家隔离）。寒暄过后，她提到英国的群体抗疫政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的精英主义意味。

回想起疫情初期，尽管英国情势已然危急，许多当地的年轻人依然如故聚会，草坪烧烤、宿舍开par、酒吧看球，这背后似乎都隐含着同一种观念：作为中产精英的他们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属于剩余的30%，不会受到病毒的侵袭；哪怕非常不幸感染了病毒，死亡也绝不会降临到他们头上。

英国精英们的此类蜜汁自信由来已久，不仅展现在他们对自我体魄的盲目自大，还包括对本国精英文化下各类制度的极力推崇。

前两年我们与一位英国博士一道去苏格兰北部的海岛游玩，旅行途中曾聊起各国的医疗，他便信誓旦旦地宣称 “NHS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疗系统”。彼时的NHS制度虽已饱受质疑，但尚且维持着繁荣之景，只是不知在英国医疗体系漏洞百出的现下，他是否依旧持此观点了。

不难发现，英国民众对自身精英身份政治的认同，本质上还是某种“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表达。自百年前“黄祸”（yellow terror）之说流行伊始，这一对东方“他者”的偏见、恐惧与误读便深深根植于西方精英文化之中。

                                                                                                                                                                           漫画《黄祸的辉煌》（1899）

新冠疫情在中国首先爆发后，西方媒体便开始大幅报道中国的疫情状况与抗疫措施，其中不乏中正理性之言，然而更多的则是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成见乃至污蔑。

其中最过荒谬的便是将国内为防止疫情进一步传播而采取的“强制隔离”措施污名为“集中营”式的管理。在他们的笔下，牺牲巨大的武汉封城，竟也成为了中国式集中营的佐证。

学者中也不乏谈“隔离”色变者。譬如因“神圣人”、“例外状态”等而闻名的意大利左翼哲学家阿甘本，在谈到意大利的疫情灾难时，却理所当然地以其理论为武器，罔顾事实，一味地指认这些“隔离”措施全是国家的阴谋。 

诚然，阿甘本对溢出性专制对个人自由损害的警惕值得肯定。然而，当基本的生存权都受到威胁时，我们又有几分资格谈论福柯对“隔离”的批判呢？

正是基于此种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直到现在，在英国放弃了“群体免疫”，并开始实施相对严格的隔离措施的第四周，我依然能时不时地听到朋友们对某些外国室友的抱怨：“他们还是天天出门，还带着孩子，而且全都不戴口罩”。

口罩之争：集体还是个人？

在这些耳熟的抱怨中，显然蕴含着此次疫情的另一大争议，即戴口罩的必要性。东亚文化中戴口罩的传统由来已久，并已逐渐日常化、生活化，但在西方国家却不并非如此。

据《每日邮报》24号报道，直到23日，英国紧急科学委员会才宣布“重大发现”，即戴口罩可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在此之前，英国政府一直坚称口罩的有效性亟待验证。

这确与事实相符。每次我与朋友出门采购食物时，发现防护严密的往往都是华人或亚裔，而戴口罩的西方人则屈指可数。

在西方口罩拒绝论的背后，自有其复杂的文化、政治和经济成因。一位剑桥大学在读博士（微博@维罗妮卡是一只小蓝山雀）曾对这一现象进行观察总结，并指出了一个有趣的对比。

她发现在国内疫情开始时，也有许多（尤其是长辈）不愿意戴口罩的事例，给出的理由往往是“他们都没有戴，我也不戴”。而这事实上是某种对于集体的屈从，其背后是集体主义趋同的传统。

很快，随着政策与宣传的深入，戴口罩的人成为了“集体”，这些反对戴口罩的个例也就自然不复存在。

而在西方国家，大部分人拒绝戴口罩的理由则恰恰相反。

人们认为口罩是抹杀个人的存在，遮住大部面部的口罩使个人身份变得模糊不清；蒙面的，难以辨别的个人甚至有成为危险的他者的可能。

显然，此类认知遵循的是一套个人主义先行的逻辑。正如韩炳哲所言，东亚社会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使民众更趋向于顺从，也更为信任国家。几乎所有人都戴着“可以过滤病毒的特殊口罩出行”。而在西方国家（如德国），戴口罩反而会显得怪异——个人主义与“裸露的脸”密不可分。

除了集体与个人的争辩，在西方文化中，口罩往往是疾病的隐喻，两者之间的关联甚至可以简单粗暴地简化为一个公式，即戴口罩=有病。

这一观念不仅在大众文化中大行其道，在政府的各项决策中也不难发现其踪迹，可见此观念的根植之深。

除了上述两个因素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则在于，许多英国民众确或已无口罩可戴。近几年英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削减对NHS的资金支持，原本各类防护用品的库存便相当有限。再加上疫情突发，医用防护品的需求量陡增，普通民众想要获得口罩更是难上加难。

我同门好友的“语伴”也是一名滞留在爱丁堡的英国人，曾向她表达过购买口罩的不易：网购的口罩大多不达标准，而实体店的货物大多都早已售罄，补货也遥遥无期。

最后还是好友匀了十个给他，以助他度过最艰难的时期。可见英国的某些地区俨然已到了“一口罩难求”的地步。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诚然，新冠病毒的狡猾多变，某些政客的自私无情，和沉重的疫情现实，都让人难免沮丧失落。然而在这平凡的隔离生活中，在不经意路过的某一个时刻，透漏出的那一丝人间烟火气，依然叫人流连。

上周四我与好友相约出门采购食物，也算是难得的放风。那日是个阴天，天上的云半明半暗，偶尔有风略过，依然带着延宕的寒冬气息。在去超市的路上有一条不知名的小径，本是普普通通，不值一提。

可是这一次，我们却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看，花开了。”

原来在我们紧闭门窗，避世不出的时候，春天业已悄然而至了。这个角落本是灰色的，黯淡的，只因春风曾光顾过这里，便变得明亮温柔了起来。

再往前走一段路，便是一处不大的公园。此处樱花开得正盛，粉白色的枝桠绵连直到路口，有风拂过时，便能听到他们的喃喃私语。

不止人们喜欢在樱花丛中漫步，各类小鸟也常常在此停驻。有意思的是，那天我们路过这个小花园时被樱花所迷，想着拍几张照片，也好留些美好。朋友站在樱花树边，笑称自己是在“等待戈多”。

巧合的是，待拍完照，我们一转身，正好一群信鸽从天而落。

待拍完照，我们一转身，正好一群信鸽从天而落

除了自然赋予的意外之喜，在爱村的抗疫生活中，也不乏人情之暖意。

正如上文所言，疫情爆发后，大多数的在英华人都戴起了口罩和手套。较为幸运的是，我与朋友都并未受到种族歧视的困扰。路上的行人无论是否有所防护，都相互尊重，保持着安全的社交距离。

记得半个月前我与朋友上街采购，还偶遇过一位热诚的姐姐，像是拉丁裔。尽管素不相识，她却隔着口罩特别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在我们迟疑着回应了她以后，她便回复了一个大大的笑容。那时虽心有疑虑，心情却也奇特地明朗了起来。生活的沉重仿佛瞬间也被冲淡了，渐渐消解在了陌生人的笑颜里。

如今回顾这段“新冠”时期，我已不知不觉中收到过许多温暖。

有真诚的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小哥，有坚守岗位的邮局大叔，有互相鼓励并肩前行的导师与小伙伴，还有来自家人的关心与爱护。

                 中国驻英大使馆通过学联向留学生发放的爱心包

被爱意包裹的隔离生活也就不那么难熬，反而渐渐品出了几分滋味。

最后，我想分享前几日读到的一句话：受过苦难的人，都值得一帆风顺。也愿读到此文的你向阳而生，一切顺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