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正丽合作伙伴被美国中情局约谈,叙述与其合作过程(组图)
近日,美国《商业内幕》杂志专栏报导,曾与武汉实验室的科学家合作过的美国研究人员,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约谈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流行病学家乔纳·马泽特 Jonna Mazet,给出了冠状病毒泄露的可能性极小 Extremely unlikely 的4个原因如下:
原因一:实验室的样本与新的冠状病毒不匹配。原因二:实验室执行严格的安全协议。原因三:冠状病毒是一长串人畜共患疾病爆发的最新案例。原因四:普通人比穿戴防护用品的研究人员更容易被感染。
Jonna Mazet
具体的原因原文翻译如下:原因一:实验室病毒样本和新冠病毒不匹配马泽特通过PREDICT(美国国际开发署启动的大流行病早期预警项目——PREDICT)认识并与石正丽合作。自2014年以来,石正丽所在的WIV小组已经从美国国家过敏性疾病和传染病研究所资助的一项为期5年的数百万美元的拨款中获得了近60万美元,用于研究蝙蝠冠状病毒的外溢性研究。
这笔赠款由生态健康联盟管理,2019年又续签了5年。然而,在4月17日的白宫简报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质疑这项资助后表示,他的政府将 "非常迅速地结束这项资助"。一周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取消了这项资助。
该项目已经在包括WIV在内的30个国家培训了工作人员并资助了实验。马泽特说她最近和石正丽聊过,说起石正丽她绝对肯定地说,在疫情发生之前,她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种病毒。" 马泽特补充说,"石正丽建立了一个安全的、共享的数据库,PREDICT成员可以将他们的工作上传到这个数据库中,以便公开发布。"
原因二:实验室执行严格的安全协议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病毒学研究所的P4实验室(WIV)是中国唯一的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也是世界上仅有的十几个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之一。科学家们在这类设施中研究人类已知的最危险、最具传染性的微生物。
该研究所的一些研究人员,包括病毒学家石正丽在内,已经收集、采样、研究了中国蝙蝠的冠状病毒,并对其进行了循环传播。2013年,石正丽和她的合作者们在昆明附近的石首山洞里找到了最有可能导致SARS传播的蝙蝠群。在她的团队对COVID-19病毒进行测序后,石正丽曾告诉《科学美国人》记者,她迅速查看了实验室过去几年的记录,检查是否有意外,尤其是在处置过程中的意外。然后,她将新的冠状病毒的基因组与她的团队收集到的其他蝙蝠冠状病毒的遗传信息进行了交叉比对。它们并不匹配。"这真的让我放下了心事,"石正丽补充说。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2018年,美国官员对WIV的安全问题提出了担忧。但马泽特说石正丽在实验室和野外的工作都是无可指责的。"在野外工作时,他们穿上了极端的个人防护装备,包括多层手套、护眼、全身防护服和口罩等。" 马泽特补充说,从蝙蝠身上收集的样品会被立即分割成一些小瓶,其中含有使病毒失活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容器,离开病毒活着的容器。然后,所有的样品都被当场浸入液氮中,在液氮中冷冻,然后将小瓶消毒后运往实验室。在那里,科学家们穿着个人防护设备(PPE)将样品卸入设置为零下80摄氏度的冷冻室。当这些小瓶被冷冻起来后,科学家们就会把它们卸入设置为零下80摄氏度的冷冻室。
马泽特说,在以后研究这些样本时,研究人员只使用那些已灭活的、无感染性的样本,并补充说,带病毒的小瓶被锁在一个特殊区域。原因三:冠状病毒是一长串人畜共患疾病爆发的最新案例
专家说,与其说是泄漏,不如说是冠状病毒更有可能是从动物宿主跳到人类身上的最新疾病。这种类型的跨物种跳,称为溢出事件,也导致了埃博拉和非典的爆发。这两种病毒都起源于蝙蝠,而遗传学研究也都证实了新的冠状病毒——2月份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它与中国蝙蝠群体中流通的冠状病毒共享96%的遗传密码。每四种新出现的传染病中,就有三种来自其他物种;这些病原体被称为人畜共患病。冠状病毒是上个世纪第七种人畜共患的人畜共患病毒。
原因四:普通人比穿戴防护用品的研究人员更容易被感染马泽特说,从蝙蝠身上采集样本的洞穴和野生栖息地对人来说是危险的地方,因为人类可能会接触到动物体内循环的活病毒。研究人员穿着完整的个人防护装备在这些洞穴中航行;但游客、猎人、偷猎者和其他以某种方式依赖动物为食物或贸易的人,则会徘徊到这些地方,而这些地方的保护较少。生态健康联盟(负责管理PREDICT与WIV关系的EcoHealth Alliance总裁Peter Daszak上周告诉NPR,他的同事们在东南亚每年 "发现有100万到700万人接触到 "人畜共患病病毒。"这就是途径。对我们所有在该领域工作的人来说,这一点是如此明显"。
2019年3月发表的一项研究甚至预测,蝙蝠将成为中国新的冠状病毒爆发的源头。这是因为大多数冠状病毒——那些影响人类和动物的冠状病毒——都可以在中国找到,而且许多蝙蝠 "在中国生活在人类附近,有可能将病毒传播给人类和牲畜。"
结论:溢出效应将不断发生马泽特认为,随着人类进一步蚕食野生栖息地,而这些栖息地里有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携带疾病的物种,外溢事件的频率将会增加。研究过去的外溢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哪些环境对此类事件的风险最大,有助于科学家预测下一次大流行。实验室泄漏论的持续流传可能会侵蚀中美研究人员之间的信任,影响到中美两国未来的科学合作和信息共享。
"现在发生的社会学上的事情是我们最大的风险——如果是他们被置于显微镜下,谁会愿意去研究这个问题?" 马泽特说。"我认为现在发生的事情的真正危险是,像我和石正丽这样的专家可能会因为政府的压力而无法继续合作鉴定这些病毒。" 马泽特说。这将使我们更难发现COVID-19病毒的来源,也更难预测和准备下一次的外溢。马泽特最后补充说,她担心指责游戏甚至会在短期内危及生命安全。"如果我们把矛头指向其他有最佳机会开发疫苗的国家,我们为什么要指望他们自由地与我们分享呢?"
"现在合作是关键,否则你有国家在平行开发的东西,你不能假设美国在所有事情上都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