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斥赵薇,批评瑞幸的“犀利姐”是如何炼成的?(组图)
樊芸的微信名是“阿凡提”。她说,取这个名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但阿凡提这个豁达向上、充满正义感、爱打抱不平的人物形象,和现实中的自己有点像。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樊芸因为“犀利”的言语,再度引发关注。
这次,樊芸点名批评的是瑞幸咖啡。“瑞幸咖啡在美国上市,一次作假,立即回家。建议我们的注册制市场,一旦发现作假,严格执行退市制度!”
5月22日下午,在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时,樊芸说道。樊芸认为,上市公司之所以愿意铤而走险作假,究其原因是缺乏诚信机制,加之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规则创新不够,让有些企业以身试法。如何保证信息披露“天下无假”?
“注册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樊芸认为,注册制要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使发行人在符合基本发行条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信息。
“我去年提出的处罚力度不够,现在即使提高到最高两千万元顶格处罚,与上市后带来的十几个亿、几十个亿收益比较,企业还是会铤而走险。”
樊芸建议,一旦发现作假,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樊芸就提出,要加强信息披露及时性、完整性,让投资者能够第一时间同步和上市公司了解到相关信息。
今年两会,樊芸围绕“完善科创板注册备案机制,发挥科创板对健全完善股票市场的示范带动作用”提出7条建议。除了“健全注册制、彻底改革退市制度”外,还有“依法实施注册备案制”“缩短审核周期”“增强流动性”等。
“经济形势越是困难,就越是要加大改革力度,增加制度供给。”樊芸说,科创板承载国家战略,肩负着引领上海乃至全国的科技创新、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双重使命。
调研显示,近一年来,科创板已上市的企业整体科创属性突出,成长性良好,主要以平稳可控为主,但也有不少提升空间。如何增强科创板活跃度、话语权、影响力,吸纳更多创新企业?
樊芸认为,目前科创板对上市公司审核标准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尺度可以适当放宽。“例如,如何判断企业实现进口技术替代?是企业自述,还是第三方证明?是对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哪个方面的证明?”
此外,科创板还需要加快吸引行业龙头和大型标杆企业。“这是证券市场的压舱石和长期稳定发展的助推器,是行稳致远的关键。”樊芸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创想——能不能吸引华为来科创板?
“目前国内外情况都在发生变化,华为承受着不小压力,是否可以考虑分流一部分业务上市?
这是我的设想。”樊芸建议应加强科创板投资者的保护措施,设立投资者保护基金,完善证券的民事诉讼制度。
怒斥赵薇割韭菜作为第十一届、十二届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樊芸履职已超过十年。从2018年开始,樊芸每年在全国两会期间都会就中国证券市场中的不良现象进行发声,她也因敢于为中国股民大胆直言而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犀利姐”。她不断为中小投资者呼吁,为中小企业呼吁,为更多市场主体呼吁,践行着人民代表为人民的光荣使命。早在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樊芸就已经呼吁证监会要尽快出台股票退市制度。
“中国股市只有进没有退,只有生没有死。”樊芸说,退市制度会影响中国证券市场的质量,“现在股市的现状,就是中国股民和大量闲散资金没有渠道到主流市场去投资,从而转向了互联网金融。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金融风险。”
樊芸当着时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的面,就股市退市制度、上市高管高收入却不分红、对发审委委员的追责制等问题连发“四问”。会后,证监会曾专门邀请樊芸进一步探讨想法,并作出了相关回应。2019年全国两会上 ,也是在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的会场,樊芸面对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再度发问。
她以“赵薇割韭菜”为例,表示“现在证券法顶格处罚只有60万,解决不了问题。像赵薇割韭菜,赚了几十个亿,不止一项罪名,加起来才罚70万”,她建议“可以先出台法规、部门规章,灵活及时指导股市”。
除此之外,樊芸还表示,目前资本市场常因某些媒体、某些所谓“专家”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而受到影响,甚至产生剧烈波动;有的“经济学人”为东家站台拿着上千万的年薪,简直是在抢钱。这些都要好好管管。
13分钟的发言后,易会满没有当场回应。不过,事情也并未到此结束。
2019年3月7日晚上7点多,证监会的工作人员通过上海代表团联系到了樊芸,希望获得她审议发言的书面文本,并表示将会对这些建议认真研究。
在过去的这一年里,证监会不断与她保持沟通。今年3月1日起,修订后的新证券法正式施行。这一次,樊芸提过的顶格处罚提高到了最高2000万元。
财政部最“怕”的代表
其实,樊芸的“犀利姐”名声早已在外。2013年3月,上海代表团全团审查预算报告,樊芸站起来对“钱袋子”炮火连珠式发问,展现出她作为财经人士非常专业的一面。
当时习总书记参加了上海团的全团审议,樊芸就坐在总书记对面。她作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审议发言,向总书记反映了人大财税立法权、中央专项转移支付不够公开透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等五大问题。
樊芸指出,中央专项转移支付一直都是“打闷包”,谁都弄不明白,这就给“跑部钱进”创造了条件。拿到钱后,用在哪里,绩效如何,报告里都没有,代表不了解情况,根本无法监督。
如果转移支付没有约束和评估,钱投下去后不了了之,这样的无偿划拨就可能出现“肉包子打狗”现象。2015年年初,樊芸受邀参加全国人大初审预算报告,发现在提供的5万亿的转移支付中,一般性转移支付3.5万亿元,有1.5万亿元并没有申报单位。
到了2015年3月全国两会上,这1.5万亿依然“下落不明”。樊芸便拦住财政部的工作人员,询问1.5万亿元转移支付落实情况。
正是因为自己锲而不舍的追问,她被财政部视为最“怕”的代表。也正是因为自己的坚持,这几年的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增长率减少了百分之十几。“我知道这本账的公开透明不可能一蹴而就,总有一个过程,但希望能推动这本账的不断公开。”
正义的“阿凡提”除了紧盯着财政部,樊芸还屡屡为中小股民、中小企业发声。这种仗义执言、爱打抱不平的个性也许来自家族的遗传。
樊芸和她的父亲(左一)2006年赴台湾见到樊芸的伯父、100岁的樊祥孙及伯母樊胡佩玉(中立者)
樊芸的祖父是樊淞季,是孙中山的侍卫长,老同盟会会员,后任京沪、沪杭甬铁路总稽察,同时身兼财政部专员和铁道部专员。
樊芸所在的大家族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大时代背景下的历史事件。1938年至1949年,樊家穿越大半个中国颠沛流离。
樊芸的伯父樊伯滋曾为左联(剧联)重要成员,后进入湘桂、湘黔、湘赣铁路服务,担任浙赣铁路材料处处长兼长沙办事处主任,为抗战、为共产党运输枪支、弹药等,1948年进入台湾隐蔽战线;
伯父樊祥孙师从詹天佑,曾参与茅以升钱塘江大桥的建设,抗战期间茅以升亲手炸毁自己建设的钱塘江大桥,而伯父为抵御日军从缅甸进入中国,组织敢死队,亲手炸毁了自己建设的独山—贵阳的铁路……樊芸的大哥樊一生投笔从戎,1944年加入远征军赴缅北、印度对日作战。
大哥樊一生(左四),16岁为抗日赴缅甸参加印缅战争,九死一生,参加孙立人的部队,亲自见证了日本投降仪式
樊芸的大姐樊和珠收留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部队战士,为其换下血衣,提供路费,又在夜晚护送战士离开。樊芸认为家族成员始终怀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这种忧国忧民的奉献精神在自己的身上得到了传承。
樊芸的微信名是“阿凡提”。她说,取这个名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但阿凡提这个豁达向上、充满正义感、爱打抱不平的人物形象,和现实中的自己有点像。
“虽然我是南方人,但总感觉有点北方人两肋插刀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