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政府承认1月就收到病毒预警,3月还在说风险低,贻误抗疫时机(组图)
加拿大的疫情仍未过去,但总算是度过了第一波最为艰难的时刻。
加拿大副首席公共卫生官尼奥在7月21日的记者会上说:“我认为加拿大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在压平曲线方面总体上取得了成功,但这种成功是脆弱的,只要一不小心就可能前功尽弃、出现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在一波尚未完全平息,新一波仍未来临之际,正是应该回顾复盘过去几个月抗疫中经验教训的时点。
联邦政府本周承认,加拿大陆军情报司令部的内部医学情报组(MEDINT),早于1月17日就向国防部长提供过一份关于新冠病毒的预警情报。
加拿大陆军情报司令部的医学情报组(MEDINT)是一个部队内部的工作小队,任务就是跟踪全球健康趋势与传染病爆发,及预测如何影响军事行动。
该部门由公共卫生、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应急管理与临床医学领域的专家所组成,使用开源数据(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及分析结果),及来自盟友的机密情报。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获悉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因未知原因引起的肺炎病例后的17天,该医学情报组(MEDINT)就对该病毒进行了通报。
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所有相关信息和分析均已及时通报给高级官员,国防部长定期接受相关简报,以确保加拿大人以及加拿大武装部队成员在国内外的安全与保障。”
在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1月3日之间,中国当局向世卫组织报告了44例未知形式的“肺炎”患者,并表示,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的类似病例。
但是,在1月17日国防部发布的预警情报之后10天,也就是1月27日,政府才做出响应,开会讨论相关事宜。
而当时,中国大陆已确诊2800多例感染者,并有82人死亡,而且,在亚洲其他地区以及世界各地,都有更多的病例被发现并报道。
渥太华大学教授、本国知名情报专家沃克(Wesley Wark)说,从情报组提供消息,到政府开会之间的间隔,说明"政府系统内缺乏必要的警告系统。"
沃克说:“我们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加拿大错失了进行适当风险评估、抓住预警机会、并制定应对计划的时机。”
“我们失去了在疫情开始严重袭击加拿大之前的关键准备时期,可以说,这一时机的浪费,让加拿大人付出了包括生命和财富在内的巨大代价”。
“我们的预警系统失败了”
这份1月17日情报中包含哪些内容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在1月中旬就了解了事态的进展,但直到2个月以后的三月中旬才采取停顿经济和社会活动等决定性举措。
“在成千上万的旅客流经加拿大机场时,没有一个人被隔离,而且似乎也没有人为此表示惊讶。”沃克谈到情报通报和关闭措施之间的两个月时间。
保守党议员詹姆斯·贝赞(James Bezan)说,有关情报报告的最新细节“仅是自由党政府应对新冠疫情行动迟缓的又一例证”。
贝赞表示:“这种拖延和缺乏领导能力使得更多加拿大人面临风险,并对加拿大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在大流行初期,政府的防疫重点集中在从湖北省和游轮返回的加拿大人,而国际边界仍处于开放状态,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机场筛检。
沃克提出,在国防部以及更广泛的安全与情报部门内部,对有关报告的重视程度如何?报告是否得到正确分发?是否需要引起社会对情报报告的关注?
据称,加拿大公共卫生部门拥有自己的小型情报部门,可以查阅机密数据,但沃克表示,在政府文件、审计及简报中,几乎找不到该部门的查阅证据。
沃克说,看到公共卫生部门,及其他安全与情报部门的“完全脱节”,令他感到十分震惊;他批评,加国的疫情早期预警系统一片混乱。
复盘的意义
正如政府文件显示的那样,截至1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新冠疫情在中国传播的风险描述为“非常高”,而在全球范围内则为“高”。
但是在加拿大,直到3月10日,一份为卫生部长草拟的简报仍表示,“病毒在加拿大境内传播的风险仍然很低”。当时,全国范围内仅报道了12例确诊病例(公开数据已经开始上升)。
该简报中还说,公共卫生系统“设备齐全,可以遏制来自国外的病例,从而限制了在加拿大的传播”。
随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了,一个月后,全国就有超过21,000例感染者,其中许多都与旅行相关。
Wark说,“我认为政府欠公众很多解释,为什么那么长时间都坚持低风险的判断,直到三月中旬的某个星期天,突然之间就开始采取了极端的、多级别联动的措施与限制。”
不过,特鲁多总统与其他内阁成员们一直并不愿意复盘,回过头来探讨当时应对的经验和教训,如何做结果可能更好。
自3月中旬以来,政府工作的重点聚焦于减轻减轻病毒的传播,并通过前所未有的财务支持,保证国人度过经济下滑、失业增加的困难。
4月份,面对政府疫情回应速度的问题,特鲁多这样说:“回头来看,肯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与当时说的不同。”
但无论如何,复盘是必要的,最重要的目的不是为了事后奖惩,而是为了吸取经验教训,以便未来能够做得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