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中国大陆提议协助香港进行病毒检测，引发居民担忧

在进行大范围检测方面，中国遥遥领先。中国政府对自己有能力调动大规模检测所需的资源感到自豪，称这是共产党中央集权控制制度的优势。

5月，病毒最早出现的中国中部城市武汉面临新一轮疫情暴发，官员们在大约两周时间里对1100万人进行了检测。在北京，为扑灭新的疫情暴发，政府在6月动员了近10万名社区工作人员，在大约一周时间内对大约230万居民进行了检测。

据一份政府声明，今年6月，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官员郭燕红说，中国的全国检测能力较三个月前已提高两倍，达到每天380万次。亲北京的香港报纸《文汇报》报道，根据这个速度，对整个香港750万人口进行检测“不成问题”。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北京周日向香港派出了七名医学专家，帮助进行检测。据国有中文报纸《南方都市报》报道，负责该团队的南部省份广东省卫生官员余德文说，即使有第三方实验室的帮助，香港每天也只能处理2至3万项检测。他说，该团队的目标是每天处理大约20万个样本。

周日抵达的七名专家正在筹备一支更大的技术团队，该团队将跨越边境，与三个实验室合作，加大检测力度。据《南华早报》报道，这些实验室都是大陆公司在香港的子公司：中国基因组巨头华大基因建立的华升诊断中心(Sunrise Diagnostic Center)、金域检验公司；以及香港分子病理诊断中心。

华大基因是中国最大的新冠病毒检测公司之一，曾仅用三天时间在北京建造一个“气膜”检测实验室，每天能够进行10万次检测。

据《南华早报》报道，如有需要，华大下属的华升诊断中心可以帮助在香港建立类似的临时检测设施。到本周末，该公司每天将能处理多达3万项检测。通过将五个样本集中在一个试管里，检测能力可以提高5倍，达到每天15万项。

但许多香港卫生专家对全面检测持怀疑态度，认为是在浪费资源，而且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

相反，他们说政府需要检测更多被认为感染风险更高的人，比如养老院居民和公共交通工作者。

代表公立医院和卫生署医生的大型工会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说，医生们对政府邀请中国专家的决定感到惊讶。

她说由于缺乏透明度，这个决策过程“很有问题”。她指出，一位负责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部门的高级卫生官员始终无法提供任何关于北京医疗队在香港会做什么的信息。

“这感觉像是更高层的政治决定，”马仲仪说。

香港的医疗机构有能力增加检测，但政府却没让他们这么做，马仲仪说。她怀疑北京的援助是否必要。

“我们还没有绝望到需要请求支援的地步，”她说。“即使是美国和英国的医院绝望的时候，他们也只是尽力动员自己的人手。在香港，我们有足够和适当的人手来应对。”

一些有建制派支持的批评人士辩称，是医生导致民众很难或因为价格昂贵对检测望而却步。

亲北京的香港议员叶刘淑仪称，由于她所称的医疗行业对这一过程的控制，导致香港无法进行足够的检测。“我认为这是保护主义——‘你必须按照我们的方式做事，’”她在谈到香港卫生保健部门时表示。

冠状病毒检测的费用也加剧了这一问题。在大多数私立医院，只有咨询医生后才能接受检测。这意味着一次检测可能要花费200美元——这对很多家庭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但对一些居民来说，由于担忧北京的主动帮助不过是共产党入侵他们生活的最新方式，更容易获得检测的好处也被这样的阴影所覆盖。

在北京于6月30日颁布全面的国家安全法以镇压香港的异见之后，他们对此尤为不安。根据这一新法，调查所谓颠覆罪的警察一直在收集抗议活动中被逮捕者的DNA样本。

香港政府目前还没有说明将对谁进行检测，但承诺不会把DNA样本送往大陆。

但活动人士称，本地政府在邀请中国专家和中国检测公司的参与上缺乏透明度的做法已经敲响了警钟。令这种担忧加剧的是，香港政府表示正在对“散布谣言”称检测项目可能导致DNA样本收集的潜在犯罪行为进行调查。

据亲北京报纸《文汇报》报道，华升诊断中心董事长胡定旭称检测样本不会送往大陆。

一直与香港政府合作处理冠状病毒样本的Prenetics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杨胜武表示，他的公司无法获取任何被检测者的私人信息，因为他们只能通过条形码进行识别。他在周三的一次采访中说，样本会在七天后被送到一家生物危害废物公司进行处置。

活动人士的担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用于冠状病毒检测的鼻腔和咽喉拭子中收集的细胞，也可以用于生成DNA图谱。

许多人担心，他们的生物数据在大流行之后还会继续存在，特别是这些样本是否会被储存在DNA数据库里，这种数据库与中国政府为从偏远西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和全国各地的成年男性和男孩身上收集DNA样本所建立的类似。

“香港人担心他们会遭受像新疆那样的控制，”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研究过中国生物监控技术的王松莲(Maya Wang)说。

“那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生物识别信息的大规模收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