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科技创新能去社会意识化吗？（图）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1月21日晚，首都医科大学饶毅公开发布《正式举报林—裴（1999）论文涉嫌学术不端》一文，几天之后，相关部门维持了2020年9月专家组全体会议的意见 “对裴钢相关论文的调查程序合规、事实证据确实。论文结论可重复，未发现造假”，并决定不再重新调查。这是饶毅举报的再一次失败，此前，他也曾因举报被诉侵权，最终败诉。

指控造假需要高强度的证据，当原始证据灭失，是很难去证明一个人显微镜下看到的，或者在处理图片时是否修改了。所以，饶毅输在程序与法律上，其实是符合程序正义的。但是归根到底这是一个科学问题，要质疑，只需要说“无法重复”，就够了。中国的科学家共同体，科学组织，把这个问题转化为了一个程序、法律问题，而回避了其是否可以重复这个科学问题。

中国人都喜欢核心科技，核心科技要靠科学家，科学家共同体。

有人认为，在技术创新上，由于技术是价值观中立的，所以，中国用“去意识形态”的方式发展技术，实现赶超。但是，我认为，科学、科学家共同体、科学家组织、科学家、“科学——市场”机制，从来都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中。

一、科学本身是无法去社会意识化的

1952年，因为爱因斯坦的政治观念，苏联开始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指责爱因斯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1953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苏联领导人日丹诺夫的文章，批判爱因斯坦是个“反动分子” 、“民主个人主义者”和“旧民主主义者”，但此时，还未涉及到相对论。

1967年末，湖南醴陵的一名中年数学教师周友华，写了篇论文《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用辩证唯物主义批判广义相对论。第二年2月，周友华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宣读了他的“新理论”。物理学家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民科”，但中科院的“革命委员会”却认为，这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观点的批判，应该支持。同年3月，中科院成立了“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学习班，以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为首要任务。6月，学习班印发了《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这篇文章，引来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关注，印发了《爱因斯坦反动言论集》，并让红旗杂志派编辑帮助修改《相对论批判》，准备在《红旗》上公开发表。1969年秋，中科院还是感觉不妥，开会专门讨论发表事宜，会上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周培源都反对，并直言会成为国际笑柄，带来尴尬，发表的事遂作罢。不过，虽然没有在《红旗》上发表，但革命群众的科学革命热情并没有熄灭，批判相对论运动持续到文革结束前的1976年，各类报刊共发表了百余篇文章。

显然，即便红旗杂志没有发表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但如此压力之下，当时的科学家是不敢研究这个领域的，也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学术方向选择。朱清时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崇拜爱因斯坦。当时不知天高地厚，还把“做中国的爱因斯坦”作为志向。大学毕业前受文革思潮影响，我幼稚地想批判相对论中的“唯心主义””。

1979年2月，1000多名中国科学家在北京隆重集会，庆祝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中国科协代主席、中科院副院长周培源在大会上作主题演讲，正式谴责了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赞扬并号召中国科学家学习爱因斯坦"崇尚理性、关心人尊重人，反对偶像崇拜，反对专断的民主精神"。爱因斯坦的地位，才在中国无可争议。

其实，在本体论上，爱因斯坦是相信有一个独立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世界。波尔在本体论上接近康德的“人是无法去认识自在之物的”。波尔认为，作为知识的现象，与作为自在之物的本体是有鸿沟的，但现象是通向抽象实在的桥梁。显然，在最艰深的物理研究中，不同的方法论、世界观是研究的基础，是意识形态的，但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这种碰撞不可能存在。

虽然某种程度上，中国已经没有李森科式的充满政治词汇的学术争论，但在理工科领域，社会意识的影响仍然非常强大。比如谈到中医的时候，人们往往言必称文化，而不谈疗效。在谈论学习外语的时候，会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来降低外语在基础教育中的权重；甚至，会延申到科研领域，论证用中文期刊来替代外文期刊的合理性。

所以，科学本身是无法完全去社会意识化的，必然受社会意识的制约。

二、科学家共同体、科学家组织也是无法脱离社会意识的

组织文化（Corporate Culture或Organizational Culture），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简单而言，就是组织在日常运行中所表现出的各方各面。当一个组织的组织文化，适应其目的，那么其效率就会提升，反之则会降低效率。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定义，制度是指“各种带有惩罚措施，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规范影响的规则”。制度可以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Internal and external systems）。前者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而发展起来，比如道德、信仰、习俗、观念、习惯；后者是因涉及而产生的，并有一个权威机构来执行，比如法律、政策、条例、规章。

所以组织规则，也即组织制度，以及组织中的人的观念，两者会共同形成一个科学组织的组织文化，最终决定其效率。

一个良好的科学家共同体，应该是自由思想市场的自由竞争，有着直言不讳，不畏权威的氛围。所以科学组织是平等的、自由的，还是权威的、服从的，会直接影响到这个科学组织的行为模式，及其作为这种模式的结果。

赞美师娘论文，是一个典型例子。一篇丑闻性的论文在学术圈畅通无阻，这不仅是明文规定的失效，也是人的观念使然——有人出于投机；有人碍于面子；有人迫于无奈，最终，论文畅通无阻。即便如此明显的丑闻都如此宽松，不那么明显的学术错误，则更会如此，于是科学家共同体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学术近亲繁殖、打压异己、学阀，最终则走向谬误。

另一个更大的例子是李森科治下的苏联生物科学。不妨直接引用百度百科：李森科事件，作为经历过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个时代的苏联科技史上的一场灾难，他坚持生物的获得性遗传，否定孟德尔的基因遗传学，从而将苏联以及除了东德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引向了长期停滞的末路。

始作俑者李森科本学识浅薄、无甚建树，却荣居苏联科学院、列宁全苏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的三科院士，他以“红衣主教”、首席科学家的淫威独霸苏联科学界三四十年。1930－1960年，在苏联科技史上发生的“李森科事件”实质上是科学与政治斗争、政治权威取代科学权威裁决科学论争的可悲事件。

根据海因里希法则：在一件重大的事故背后必有29件轻度的事故，还有300件潜在的隐患。同样的，赞美师娘的核心期刊论文之后，还有无数的学术不端，最终导致低效、甚至错误的学术评价体系。用中医诊断发动机、学术造假、量子针灸、学阀、学术近亲繁殖，都不是中国学术界的新鲜事。

三、科学家也处于观念之中

对于一个科学家而言，身处科学组织中，面对科学质疑，是保持旁观不参与，还是去再次实验被质疑的成果——哪怕这个实验大概率不可重复，因此会得罪某些更高层级的人。这是科学家面临的选择。科学家本身的观念、道德、习俗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显然，饶毅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

而且，更重要的是，科学家本身也处于社会之中，他们对社会也有自己的观点与看法。比如，爱因斯坦就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对二战中、二战后的国际政治都有重大影响。他先是上书罗斯福，敦促研制原子弹，后来，联合罗素共同倡导、发表了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Russell–Einstein Manifesto），反对核武器，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冲突。

回到中国现实，饶毅这样的科学家，质疑学术不端，本质仍然是参与社会政治。那么，社会如何对待，作为具体的人的科学家的观念，如何看待、反馈他们对社会的观点，则会直接影响到科学家本身的科研，并放大到一个国家的科研。

四、科学家、科学家组织、形成一个国家的学术评价系统

一个国家经济的创新，根子最终在学术、在大学校园、在研究院。科学家共同体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学术评价体系，即识别人才，选择正确的技术方向。

实际上，西方一直在向中国提供“学术评价体系”。比如，一个海归的物理博士或教授，在《nature》或《science》等杂志上发表了顶级论文，这样的人才会因为达到了“硬标准”成为中国大学的抢手人才。这种机制实质上帮助中国筛选出好的技术人才，确定了正确的技术方向。那怕最近几起揭露中国论文造假的事件，实际上都起到了好的作用。这种透明、公正、公开的学术体系，根子上源于自由的思想市场、法治等等，是制度红利。从这个角度，中国的科技创新一直在享受西方国家的制度红利。

但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在很多领域，对中国学生、审稿人、编辑、投稿人的限制必然会出现。

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中国就只有依靠国内的学术体系，进行技术人才，技术方向的识别。当理工科教授只能发在中文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时候，中国的学术会发生什么？当技术专家对产业问题，支支吾吾的时候，产业创新方向又会导向哪里？不难想到的是，学阀、人脉、学术近亲繁殖、学术造假很可能会影响中国学术评价体系，甚至会造成方向性错误。

透明、公开、公正的学术评价是技术创新的基础。而学术评价体系本身的基础，则是自由的思想市场，是整个制度、整个社会意识的结晶。

五、“市场——科学机制”也是社会意识的产物

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发现社会需求，并转为研发投入的最好机制，是市场。

华为，现在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图腾，但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也是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中国推动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这是因为，民营企业面对市场竞争，需要去追求技术进步，将资本投入到边际生产率高的新技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所以，民营企业，具有更强的技术革新意识，也更愿意投入创新。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

对于民企企业来说，科研是一项高投入换取长期回报的行为，这需要对未来稳定的预期。而不管是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发生，还是他们对未来的预期，都涉及到产权保护。而对产权的看法，根本上由社会意识决定。

的确，中国已经从发动群众批判相对论时代走出来了，但某种程度上，社会观念与科技创新仍然息息相关。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