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憋屈人生:一直活在恐惧中,移情巩俐也是必然(组图)
继《一秒钟》之后,张艺谋的《悬崖之上》也要在4月30日上映了。
4月18日,这部电影已经在多地点映,观众们评价说:这是一部从视觉到情感上都很浓郁的电影,很值得一看。这部由张译、于和伟、秦海璐和朱亚文等人主演的电影,也成了近期最受期待的影片。
张艺谋自1982年担任摄影师,后来转行做导演,是中国电影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
他的电影集民族文化、社会思考和文化寻根于一体,通过饱满的色彩冲击,给人以独特的艺术境界,配得上优秀导演的称号。
虽然张艺谋的半生有好有坏,褒贬不一,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张艺谋的一生是成功的,是值得回味的。
一、 张家三兄弟全是黄埔毕业生
张艺谋的爷爷是临潼的大地主,家里非常有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宅院就是仿照他们家的老院子搭建。
张爷爷曾在燕京大学就读,毕业后回到家乡,自动请缨做了陕西柞水县的县长,一直心怀鸿鹄之志。
陕西柞水县是个交通要塞,一直是客商们的往来要道,只要能占领这里,票子、房子、女人统统都不是梦想,所以这里的土匪也很张狂。
张爷爷到了这里后,开始组织民间百姓抗匪,还自掏腰包购买了大量的武器,无意间暴露了家财。
到了约定的抗匪之日,百姓中竟有一大半因害怕不敢前往,抗匪之事夭折,张家也遭到了报复。
某天深夜,土匪洗劫了张爷爷家,一家人不得不连夜逃跑,最后逃到了西安。
这件事之后,张爷爷暗暗发誓:一定要送几个儿子去当兵,家里有了枪杆子护体,就没人敢欺负了。
于是,张家三兄弟全部被父亲送到黄埔军校,成了蒋家的人。
从这件事也能看出,张家是真的有钱,在那个年代能供应三个男孩上黄埔,其开销是难以想象的。
张艺谋父辈们张家三兄弟毕业后一直给蒋家效力,大伯后来去了台湾,二伯不幸离世,老三(张艺谋父亲)则成了军需官。
张艺谋出生在1950年,小学时无忧无虑,一直是三好学生,还是学校的大队长。
不料,上了初中后,突然有一天风向就变了,他也成了出生不好的“边缘人物”。
从那时起,张艺谋就失去了往日的精气神,变得低调阴郁,也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
然而,恰恰是“夹着尾巴做人”这项技能,让张艺谋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二、张艺谋成为学校的“边缘人物”
因为出身问题,张艺谋成了“被欺负的对象”,整天活在恐惧中,尤其害怕被同学们无视。
人的成长,往往都是在逆境中,张艺谋也不例外。
为了快速向组织靠拢,张艺谋每天在家练习画画和写字,希望能为组织效力。
直至多年后,张艺谋回忆说:“因为太害怕被抛弃,所以没日没夜地练习,进步非常快。”
“运动”大面积爆发后,组织需要会画主席像和写大字报的人,张艺谋便被“征用”,靠这项技能拥有了在夹缝中生存的空间。
没多久,张艺谋就成了写大字报和画主席像最好的人,终于找到了存在感。
卑微、低调、夹着尾巴做人,一个初中生快速长大,学会了生存的技能。
三、工作后,依旧夹着尾巴做人
初中毕业后,张艺谋被分配到陕西乾县农村插队,在去之前就带了颜料和画笔。
进村第一天,张艺谋就开始忙活,给全村每一家的木门上都画了主席像,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表扬。
这件事,张艺谋在心里盘算了很久。
如果不出奇制胜,以他的家庭出身,一定会被欺负,一定会被分配干最累的活儿。
那时的张艺谋,只想表达自己的忠诚,只想让自己“做一个有用的工具人”,才不会被组织抛弃。
事实证明,张艺谋的做法是正确的,不但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也展现了自己的才华。
插队期间,让张艺谋最快乐的事有两件,一件事被认可,一件便是肖华的陪伴。
两人同住一个窑洞,一起下地劳作,张艺谋还为肖华“烧水洗头洗脚”,谁也舍不得离开谁。
不料,这段情在日后却成了“插队时的误会”,让肖华愤恨不已,才写了一本自传来揭发张艺谋。
四、进入工厂,依旧低调好学
插队三年后,政策松动,张艺谋也迎来了人生的转机:进工厂做工人。
按说,以张艺谋的出身,进工厂是轮不到他的。
但是,张艺谋的才华太出众,而且是篮球主力,便被特招进了陕西咸阳市棉纺八厂,成了一位工人。
1971年,张艺谋和肖华离开农村,成了一个月有36块钱工资的工人,无比光荣骄傲。
殊不知,虽然被特招了,但他的地位依旧是厂里的最末等。
每次厂里开会,领导总会说:“党员、团员和预备团员留下开会,其他的都出去吧。”
偌大的工厂,一共有600多人,只有张艺谋站起来,在众目睽睽下离去,那种尴尬可想而知。
这种作为“边缘人物”的孤独感,让张艺谋感觉很糟糕,只能继续“夹着尾巴做人”,寄情于画画、摄影和体育。
早年间,张艺谋只是自学画画,虽然有些基础,但却不堪大用。
到了这里后,张艺谋认识了一大批60年代从美院毕业的人,终于找到了老师。
素描、水粉、油画、国画等,张艺谋均有涉猎,而且进步飞快,终于从“工具人”的身份中解脱出来。
后来,因为画画好,有设计感,张艺谋被调到了设计部,初次接触了相机,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它。
1973年,张艺谋拿着攒了一年多的工资,花了186.6元买了一台海鸥4型双镜头反光相机。
这件事在厂里引起了轰动,张艺谋也第一次感受到了万众瞩目的感觉,愈发喜欢上了摄影。
为了学习摄影的构图和技术,他辗转打听了很多人去买书,肖华也从北京的亲戚家借书,以此来让张艺谋自学。
因为借来的书要还,张艺谋每天下班都要抄书,一抄就是3年,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的手稿,其毅力惊人,非常人能比。
每天早上上班前,张艺谋就拿着相机去渭河周边转悠,意图找到最佳的摄影素材。
因为交卷很贵,他舍不得浪费任何一张,总是会构图很久才按下快门,也练就了一手“精准构图”的绝活儿。
渐渐地,张艺谋成了厂里的摄影名人,因为他拍出的照片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美感,总能让大姑娘小媳妇们满意。
再加之张艺谋比较低调,让厂里一度忘了他是一个“出身不好的边缘人物”。
五、在北电期间,依旧心惊胆战
1977年10月,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厂里沸腾了。
虽然张艺谋也很开心,但转头想到自己的出身不能参加高考,便又抑郁了。
而且,张艺谋已经超龄,文化课成绩也只有初中水平,想考上压根不可能。
此时,身边一位北京的画家朋友说:“你摄影技术那么好,应该去考北电摄影系,说不定会被特招。”
朋友的一句话就打动了张艺谋,他开始发动身边所有的关系找人,看能不能有直通北京的人。
当时,肖华的表哥王涤寰在北京做记者,认识一位叫白雪石的画家,而这位画家恰好认识一位朋友,或许能帮上忙。
于是,张艺谋精心准备了一本影集,放了他过往的很多作品,辗转送到了文化部长黄镇手里。
黄镇被张艺谋的才华折服,亲自给北电打电话,特招了张艺谋入学。
尽管肖华为了张艺谋,曾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但当爱人要奔赴大好前程时,肖华却并未阻拦,反而甘愿做起了贤内助。
1978年9月,张艺谋和肖华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后,便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进入北电后,张艺谋一直活在自卑中,始终比别人矮一头。
因为身边的同学们都有背景,对电影也有自己的见解,只有他连电影都没看过几部。
而且,全班他年龄最大,基础最差,出身最不好,桩桩件件都是短板。
在北电的几年,他不敢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恶补基础知识,观看了大量的电影,随后弯道超车,成了佼佼者。
不料,大二那年的暑假前,他被人贴了大字报,对方揭发他是“走后门的学生,坚决要求学校处分他”。
学校教务处不得不找他谈话,让他随时做好退学的准备。
整整一个暑假,张艺谋都活在担忧和恐惧中,生怕接到学校的退学通知,一切就前功尽弃了。
多年后,张艺谋回忆说:
“很没面子,根本抬不起头。大字报被贴出来后就夹着尾巴做人,好在以前也夹习惯了。一直活在恐惧中,感觉学校随时会处理我。”
好在,暑假结束后,张艺谋没有收到退学通知,他便厚着脸皮又去了学校。
不久后,学校通知说:“你可以念完4年大学,我们也会开推荐信,但是不会给你毕业证。”
就这样,张艺谋一路夹着尾巴做人,一路好好学习,最后熬到了毕业。
六、毕业后的天性释放
一个人的心性,一旦被压抑久了,势必会有爆发的一天。
这点在张艺谋身上,也有很深刻的体现。
1982年,张艺谋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迎来了电影的大好时代。
《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大阅兵》等作品,让张艺谋拿到了很多国内外大奖,开始跻身一流摄影师行列。
1986年,吴天明导演《老井》,张艺谋又成了男主角,一举拿下了金鸡奖、百花奖、东京国际电影节等大奖,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A级国际电影节影帝。
吴天明对张艺谋非常欣赏,认为他有一种坚持不懈的死磕精神,不管干什么事儿都会成功。
也是这一年,吴天明给张艺谋拨了5万块钱,让他去高密种高粱,才有了一年后的《红高粱》。
《红高粱》是张艺谋和巩俐的“生情之戏”,让他压抑在体内的天性爆发,从而抛弃肖华,成了人人皆知的负心汉。
张艺谋对肖华说:我想要换一种活法。肖华并不理解张艺谋的想法,只认为他变了心。
确实,张艺谋变了,不止背叛了爱情和婚姻,也找到了释放天性的渠道。
他和巩俐的结合,与其说是因为爱情,不如说是因为天性。
在名气初成、穷人诈富的状态下,《红高粱》的主演如果不是巩俐,换成巩三、巩四、巩五等人,张艺谋依旧会变心。
毕竟夹着尾巴做人那么多年,终于有机会尝试“不夹着尾巴做人”的生活,张艺谋势必要尝一尝。
就如张艺谋在自传中所说:“人一定要有目标,目标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很具体、很现实的,它会随着每一个不同的生存阶段发生变化。”
初中时的张艺谋,目标是获得认可;工厂时的张艺谋,目标是成为摄影师;成功后的张艺谋,目标则变成了满足精神需求。
虽然肖华对张艺谋的变心怨言颇多,但在成长和前进的道路上,张艺谋一直在前进,而肖华却停下了脚步,两人也出现了差距。
所以,人在满足了眼前的苟且后,自然会去追寻更高一层的享受,一旦有一方停滞不前,双方势必会分开。
如果当初,肖华没有放弃去上大学的机会,没有选择送张艺谋去北电,或许,他们会是另一种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