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先驱晨报190年回顾 | 把悉尼插上世界地图的那栋房子

闭上你的眼睛一分钟，试着想象这个城市没有了我们在Bennelong角的白色瓷砖贴面的建筑奇迹 - 悉尼歌剧院。

建筑师Frank Gehry在2003年将建筑界最高荣誉Pritzker prize授予丹麦人Jorn Utzon时说：“一座改变了整个国家形象的建筑。” Utzon构想了这一设计，但没看到它完成就去世了。

The Opera House sails in 2021.CREDIT:WOLTER PEETERS

2007年，当我们的标志性建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描述它：“它不仅是20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不容置疑的创造力杰作之一。”

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所说，悉尼歌剧院是上世纪最好的建筑。在这座城市被一道彩虹照亮之前，悉尼只是一个小镇；随着歌剧院的出现，悉尼成为了国际大都市。

诚然，当SMH在1957年1月30日第一次把它的图片放在头版时，许多读者并不喜欢它。你们中的许多人将其备受争议的设计斥为“修女的头巾”、“盖着几张油布的干草堆”、“堆满了准备洗涤的盘子的水槽”和“一个无法折叠的可怕降落伞”。

但即使是强硬的批评者也很快被说服了。如今，即使是那些在悉尼歌剧院建成之前出生的悉尼人，也很难记起没有歌剧院之前的模样；城堡般的Fort Macquarie，可以说是世界上位置最美丽但最丑陋的有轨电车棚屋(tram shed)。

Jorn Utzon’s winning design for a National Opera House at Bennelong Point published on the front page of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January 30, 1957.CREDIT:FAIRFAX PHOTOGRAPHIC.

或者在此之前，这个地方土著澳大利亚人称之为Dubbagullee，这是一个潮汐岛，Gadigal族群的长老们聚集在这里举行仪式，因为他们相信在海港的盐水和帕拉马塔河的淡水相遇时，会释放出一种神奇的能量。

悉尼歌剧院的故事是我们自己的莎士比亚式的故事，自1973年10月20日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剪裁开放以来，它所呈现的成功和悲剧与其他歌剧一样多。

它戏剧性的背景故事，从眼中钉到国际地标，交织在我们城市的血脉之中。自从20世纪40年代国家歌剧院的想法首次在我们的报纸上提出以来，它就占据了本报的多个专栏。

The tram depot at Bennelong Point, the site for the Sydney Opera House.CREDIT:FAIRFAX PHOTO LIBRARY

可以说，如果没有《悉尼先驱晨报》，我们就不会有悉尼歌剧院。

1954年，当时的报纸业主Warwick Fairfax在悉尼维多利亚女王大厦（Queen Victoria Building）二楼公共图书馆的演讲厅参加了讨论这座建筑的第一次公开会议。他提出了“棘手的建造财务问题”，暗示让公众买单可能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当年的工党州长Joseph Cahill是出身Marrickville的工人阶级，他这辈子从未看过歌剧。他保证歌剧的费用将由州彩票支付，而不是通过税收或从州的综合收入中支出。

The competition drawing for the opera house staircase between the two halls, submitted by Jorn Utzon in 1956.CREDIT:THE SYDNEY OPERA HOUSE.

它将是“属于新南威尔士州人民的。从1958年到1986年，新州人民从口袋里掏了1.02亿澳元购买歌剧院彩票。

1954年11月的那次公开会议之后，SMH报社全力支持歌剧院工程，最初的预算是700万澳元。我们当时的编辑漫画家，匈牙利出生的建筑师George Molnar，被Cahill州长邀请加入了澳大利亚皇家建筑师协会新南威尔士州分会(NSW chapter of the Royal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特别会议的四人小组，以决定歌剧院坐落的位置。

要不是当年正在悉尼大学教建筑学的Molnar，悉尼歌剧院很有可能就坐落在建成Wynyard火车站的上方，或者在植物园那里的The Domain，或者可能在悉尼音乐学院那里。所有这些建造地点都是当年的专家小组成员建议的。

The outrage at the thought of a car park at the Sydney Opera House as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illustrator George Molnar in 1966.CREDIT:GEORGE MOLNAR

Molnar完全同意悉尼交响乐团指挥Eugene Goossens的意见，七年来他一直主张把悉尼歌剧院放在Bennelong Point，这充分激发了Molnar的想象力，并用他个人的影响力说服了其他小组成员。

“这样的港口环境。” 该委员会在1955年新南威尔士州立美术馆的会议记录中写道：“它将提供一个像斯德哥尔摩市政厅或威尼斯总督宫一样令人难忘的地标，并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与悉尼海港大桥一样引人注目。”

1955年5月17日，当歌剧院地点被宣布为Bennelong Point时，Molnar随后在报纸上为其建设提出了一个国际设计竞赛。他写道：“一场国际设计竞赛对澳大利亚来说将是一个很好的广告。让世界上最好的大脑来思考我们的问题。否则伟大而孤独的想法可能会溜掉。”

“So far so good. Now how many New Year celebrations can we have each year?” asked George Molnar on December 31, 1976.CREDIT:GEORGE MOLNAR

当年报社的建筑评论家Walter Bunning也参加了该委员会，他赞成将设计竞赛局限在澳大利亚本土建筑师上。最终，Molnar在全球范围内搜寻设计方案的主张赢得了新州州长Cahill的支持。

从233名国际参赛者中，Utzon的“伟大孤独的想法”是从一堆被建筑师Eero Saarinen（同样出生于斯堪的纳维亚的）拒绝的作品中再重新选出来的。据说，1956年12月的一天，他拿起Utzon的作品，转身对其他三位评委夸张地说：“先生们，这就是你们的歌剧院。”

我们应该感谢有Molnar的参与和坚持，另外那些设计方案：像曼利渡轮的形状的歌剧院没有入选。Bunning本人也参加了设计方案竞赛，他提出了一个更严肃归整的设计方案，不过也没有入选。此后，Molnar和Bunning在当年的报纸上为歌剧院方案争论了几十年，Utzon的设想成为了许多Molnar在本报编辑插图的灵感来源。

最后，你知道发生了什么。1966年，丹麦人Utzon在与保守的Askin州长领导的新州政府发生争执后离开了这个项目，当年报社编辑 John Douglas (J.D.) Pringle自己写了许多社论，支持澳大利亚人自己的建造小组完成这项工程，当时领导小组是是Peter Hall主导的Hall Todd & Littlemore团队。

现在悉尼歌剧院是世界闻名的，悉尼歌剧院就是我们的悉尼歌剧之家。无法想象这座城市没有它会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