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建议生育两个孩子后,才有权使用避孕产品(组图)
生育问题是关乎国家及人类命运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多个国家生育率连年下降,而素有人口大国之称的中国亦是如此,中国的生育政策也早已从“少生优生”、“独生子女”转变为“开放二胎”。
如此一个涉及人类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等学科的复杂问题,对于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来说,大概是个极其简单的问题。
施永青在自创刊物am730C上发表文章《如何解决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问题》,在该文中,施永青认为:
“我并非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者,所以我并不赞成全面禁止避孕;但我认为可以待一个人完成最基本的生育责任,譬如生育两个孩子后,才可以有权使用避孕产品,以确保祖先的构想,起码有一部分可以落实。我这种想法一定有人觉得是匪夷所思;但随着人口老化,社会动力不足,而各种各样鼓励生育的方法又无法生效时,不排除人类社会可能要出此下策。”
生育率下降——鼓励生育——依然不生——禁止不生(禁止避孕),这样简单清晰又明了至极的思维逻辑,如何会有人匪夷所思呢?
可众人似乎有不同的看法,网友调侃道:“他出钱吗?”
“以后买避孕套需要出示孩子出生证明。”
“可笑,买不到避孕套, 艾滋病、性病你控得住吗?”
“施大善人怎么不去救助住着笼屋的HK穷人,居者有其屋才能生活,才有能力抚养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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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政策背后生育地图:哪些省份的人最愿意生孩子?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统筹规划、政策协调和工作落实,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
此前,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在下跌,人口出生率再创新低。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七人普”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增速放缓,过去十年间年均增长率是0.53%,较前一个十年下降了0.04个百分点,这种趋势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的持续下降;人们生育时间的推迟,以及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都导致出生人口规模有所收紧。
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2020年全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人口出生率降至8.50‰。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梳理全国31省份生育、人口结构数据,看看哪些省份出生率最高?哪些省份“上有老下有小”,负担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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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放开之后 医院会不会出现生育高峰?妇产科医生回应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妇产科梁峰冰主任医师说,二孩放开之后,2017年、2018年两年,医院出现过一个生育高峰,但从2019年开始,就有出现了生育下降。
“那两年生育二胎的主要是一些70后,包括80年初的一批人。这部分人,尤其是70后,生育意愿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很多人都是45岁,甚至年纪更大了,有些生育条件已经不合适了,还挺遗憾的。”梁峰冰说,那段时间,医院的大龄产妇也比较多,“愿意生二胎的,大多都是考虑,家里两个孩子,会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特别是头胎是女儿的,生得更坦然,头胎是男孩的,反而有些忐忑,害怕第二胎再是男孩。”
视觉中国供图
去年,因为疫情原因,很多医院的分娩量也都出现下降。
“大概下降了15%左右。”梁峰冰说,现阶段的生育主力军是90后,“目前来看,90后生育二胎的并不是很多。不过,现在90后最大的也才31岁,很多年轻人生头胎时二十八九岁,所以,也可能是,还未到生育二胎的时候。”
梁峰冰时常会到基层医院坐诊,在她看来,和大城市相比,县市级生育意愿更强烈,“相对来说,基层生二胎的更多。”
梁峰冰所在的邵逸夫医院去年分娩量在5000左右,这其中,二胎占比约三分之一左右。
“在我们医院的分娩人群中,二胎产妇大多在35岁到40岁之间,也就是我们说的高龄产妇,占比一半以上。”梁峰冰表示,高龄产妇占比比较高,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很多高龄产妇有一些危险因素,所以会从基层转诊过来。
三孩放开之后,医院会不会像上次一样,再出现一次生育高峰?对这个问题,梁峰冰说,目前还很难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