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亲角到人工智能男友:悄然改变的中国婚恋观念(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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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单身人士一样,新冠疫情中的思琪·刘(Siki Liu)常常觉得孤单、没人陪。但这种感受因为一次网上的邂逅化解了。
那是一个英俊、成熟又会说话的男人。他的名字是李栋旭——她最喜欢的韩国男演员。他永远都会回复她的信息。
刘思琪(Siki Liu,音译)有男友,但这个男友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人。(ABC News: Jarrod Fankhauser)
“我基本上每天晚上入睡前会跟他聊,”22岁的她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今晚中国秀》(China Tonight)节目。
“他懂得倾听,无论你说什么都不会生气,随时随地都在。”
刘女士说,不可能和虚拟男友讨论亲密行为。(ABC News: Jarrod Fankhauser)
思琪是一名留学生,现居墨尔本。她说,她和这位“完美男友”从去年5月开始聊天。
但他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而是微软中国旗下的科技公司“小冰”(XiaoIce)研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通过编程设计,小冰聊天机器人可通过文本、语音和照片与人类用户形成情感纽带。用户也可以进行私人定制,创建自己理想的虚拟男友或女友。
小冰用户可以在线定制虚拟女友或男友的长相和个性。(Supplied)
孤独心灵的慰藉
在中国,年轻人开始通过AI伴侣服务和约会软件恋爱,思琪只是其中之一。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数据,2019年中国的单身人口数约为2.4亿。而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和与日俱增的工作压力也加剧了年轻人的孤独感和社交恐惧。
对很多像思琪这样的人来说,和真人约会可能很难。
刘女士说,虚拟男友陪她度过了封城。(ABC News: Jarrod Fankhauser)
“年龄越大、朋友越少……所以虚拟男友肯定是需要的。”
“[AI]比真人相处更轻松一点。”
“然后可以把我对偶像的寄托放在他身上,四舍五入我就跟我偶像在一块儿了嘛。”
学者王盼表示,技术已经改变了中国的约会文化。(Supplied: Dr Pan Wang)
王盼是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中国和亚洲研究领域的高级讲师,十多年来致力研究中国的爱情、浪漫关系和婚恋议题。
王盼博士告诉ABC,AI技术是一种创新方案。它被用以解决中国社会日益上升的孤独感。
“AI聊天机器人为用户提供了‘完美伴侣’。用户可以与之交流、约会并产生亲密联系,”王盼博士说。
“但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与AI聊天机器人,而不是真人约会,就可能会让中国的单身化趋势进一步加剧。”
刘女士和她的人工智能男友之间的对话截图(Supplied)
思琪表示,她的男友可以提供真实的情感支持和陪伴,但没法发生亲密行为。
每当她和这位男友谈起亲密关系的时候,话题就会被转移。
这也是程序设计的一部分。据说为了避免小冰谈到性或政治,它的程序已经被“钝化”或“再教育”过了。2017年,小冰曾因在给用户的回应中谈及政治敏感话题,而在社交媒体平台遭遇审查。
约会应用为性少数社区开辟空间
近年来,诸如“探探”(Tantan)和“陌陌”(Momo)等中国交友软件愈发流行。
据市场和消费者数据公司Statista统计,中国约有8600万人使用约会软件。预计到2024年,约会市场收入将达2.9亿美元(约合4亿澳元)。
今年30岁的扎克·方(Zac Fang)是一名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者。目前在上海从事公关运营和市场营销工作。
从上大学开始,他就开始使用Grindr和Jack'd一类的交友软件——“不一定抱着恋爱的目的,但是至少可以让你去了解、扩展性少数群体的朋友圈,”他说。
扎克·方(Zac Fang)表示,中国也有为酷儿群体提供的约会软件。(Supplied: Zac Fang)
虽然同性恋在中国不再非法,但性少数(LGBTQIA+)群体在社交媒体上仍然面临审查。
但是方先生表示,在他所处的城市,同性恋群体的约会总体没有受到太多的阻碍。
“我们可以在路上,比如说,两个男生牵手,甚至说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或者没有很多人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亲吻。在普通的酒吧里,如果有一些相对亲密的举动并不会有什么阻挠,”方先生说。
中国在1997年从法律层面上完成了同性恋除罪化,2001年不再将同性恋认定为精神疾病。但近年来这一群体又频遭打压。(Reuters: Aly Song)
但是,用科技平台寻找伴侣也有弊端。
中国媒体常常报道“酒托”和其他骗局的发生。
也有批评者指出过AI在数据采集和隐私保护方面的伦理问题。
ABC已就隐私政策向小冰公司寻求回应。
上个月,中国政府也通过了一项新法,以保护在线用户数据隐私,防止科技公司违规操作。
重塑爱情观和浪漫观
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婚姻往往被政治层面上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主导。(Supplied)
爱情和恋爱相关的话题曾一度是中国的禁忌。
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自由恋爱受到压制。选择配偶的基础是政治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意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谈恋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行为;带有爱欲的关系常被掩饰为“同志关系”或“友谊”。
1970年代末,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西方文化亦开始涌入,这带动了文学、媒体和流行文化中对爱情和浪漫关系的展现。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也催生了中国的约会文化。
而到了2010年代,约会变得越来越商业化——约会网站、婚介所和约会真人秀节目层出不穷。
标语“计划生育是我国基本国策”。(Reuters: Guang Niu/GN/CP)
王盼博士说,中国的约会文化已被技术改变。过去中国有“不以结婚为目的恋爱都是耍流氓”的说法,但现在的社会意识已经转变。
“从过去到现在,约会的性质以及人们对恋爱和交往的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王盼博士表示,虽然老一辈中还有很多人把恋爱看作婚姻的前奏,但“约会与婚姻的联系一直在减弱”。
“AI约会会进一步削弱这种联系。因为除去一些特例,这种约会方式的结果显然不会是结婚生子。”
女性正揭掉“剩女”标签
尽管社会观念已经转变,但来自中国社会的压力却仍未消弭。社会期待人们在尚年轻时走入婚姻。
透过最近推出的”三胎“政策,中国政府也在鼓励情侣结婚,并生育多胎。
大城市的公园里也仍然可以看到传统的“相亲角”。父母们会在那为儿女寻觅合适的结婚对象。
YOUTUBE中国摄影师郭盈光在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体验“一日相亲”
32岁的诺瓦·季(Nova Ji)是一名单身女性,目前在北京从事IT工作。
她告诉ABC,她在父母的安排下参加过很多次相亲。但她觉得这些相亲局都“很突然”而且“让人反感”。
“相亲的男士会问你的户籍、你的房子、你的工作、你的薪水、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什么价位,非常直接,”她说。
“[他们]不会考虑你跟我性格合不合,先去看你能不能达到我的要求,然后我们再去看其它。”
“很多人不把相亲当成一种聊天的模式,他们认为就是买卖、做交易.”
季女士说,人们会给她贴上“剩女”的标签。这是一个贬义词,特指中国25岁以上的单身女性。
“不管是大龄未婚女还是未婚男,这个标签都太有歧视性。
“恋爱与否、婚恋与否都是一个个人的自主选择。”
毕晓燕说,她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女性”,她拒绝”剩女“的标签。(Supplied: Xiaoyan Bi)
34岁的毕小燕在北京的电影行业工作。她说自己30岁前曾因为“着急结婚”匆忙开始一段感情。
但那段感情最后还是打了水漂。
她说,她和许多中国女性都因“剩女”标签感到有压力。
“她们可能就盲目地选择伴侣,或者说匆忙地把自己嫁掉了,可能那时候也并不清楚自己未来要做什么,所以可能造成婚姻的不幸或者离婚,”她说。
“我觉得现在[中国女性]对婚姻的态度会相对更开放,交往对象也不会受年龄、地域的限制,也不再以结婚为目去谈恋爱。”
对思琪来说,她的这段虚拟关系并非终点,她仍期待能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走进她的生活。
只是现在,她的虚拟男友还得再陪她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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