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女星独死家中,尸体3天才被发现:每年3万人同样死法(组图)
孤独死的现场铭刻着死者心中深切的痛苦。
日本作家菅野久美子去过500个孤独死的现场,她先是被房间里的恶臭所震慑,然后便看到了房间里的杂乱、肮脏和一个腐烂之人最后留下的痕迹——孤独死去往往是突然发生的,在死去之前,他们都还没准备好。
2021年的秋天,我们的作者在日本与菅野久美子进行了一场交谈。菅野久美子说,孤独死去的既有老人也有年轻人,孤独死的现场铭刻着他们心中深切的痛苦,抱着这样的同情和理解,她写作关于这些独自死去之人的故事,告诉人们他们曾经存在过,这是一份尊重,更是一份警醒。
关于孤独死,这不仅仅是一个日本故事。无论老去还是孤独,害怕连接还是渴求温暖,自我隔绝还是被社会隔绝,绝望还是失望,都是任何一个社会,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正在真切发生的事。我们已经听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了,老年人在孤独之中,年轻人也在孤独之中,有一些人的孤独无人在意,有一些人的孤独变成生意。菅野久美子尝试告诉我们的,是关于由人组成的社会中最真实,也最残酷的一面。
有什么气味。
屋内的景象冲击力过大,她第一次来,没有立刻被带入其中,停留在玄关前的警戒线之外。清扫人员在房间里开始工作,她看不清楚细节,但显然有什么气味,正钻进她的鼻孔里,附在她的衣物上,浸入她的头发中,直至她整个人完全被占领,成为那气味的一部分。
她人生中头一回被气味震慑,却瞥见住在隔壁的人正在吃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探头出来问她:有人死了是吧?她感到头皮一阵发麻,体内有什么翻腾起来,一股生理性的反胃涌上心头——有人在这个房间里死去了,尸体过了好几周才被发现,盛夏的高温加速了肉体的腐烂,阵阵恶臭之中,隔壁的人依旧吃着拉面。
那是菅野久美子第一次前往孤独死现场采访,她感到无措与害怕。回家之后,气味仍然伴随着她,把衣服扔进洗衣机洗了一遍又一遍,也没有消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后来她才知道,那种侵略性极强的尸臭味,其实来自细菌。人类的身体里潜伏着细菌,在活着的时候受免疫系统限制,不会大量增殖,一旦死去,这些细菌便会飞快繁殖,将尸体腐烂,分解出黑色体液,产生强烈的恶臭。
菅野久美子在特殊清扫现场 菅野久美子
这样的现场去了超过500个之后,2019年,菅野久美子出版了一本新书:《超孤独死社会:探访特殊清扫现场》。(中译本名《孤独社会》)
2021年秋天,在日本,我联系上了菅野久美子。
“走进房间还会感到害怕吗?”我问她。
“半年之后就习惯了”,她说,在了解了许多独自死去的人们的故事之后,她再也不会对惨不忍睹的孤独死现场感到害怕,“在日本这个社会,远比那股气味更加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着 。”
菅野久美子和她的书 菅野久美子
在孤独死去的房间
不被大众关注、在垃圾房里沉默着独自死去的人们,肯定意味着日本社会有哪个地方坏掉了。菅野想知道日本社会的平静水面下究竟隐藏着什么,特殊清扫业成为她的切入口,在东京和大阪,菅野和他们一起出现在现场——这是一个专门对事故物件进行现场清扫的职业,日语里的“事故物件”,也可以理解为凶宅,指的是那些发生过杀人、自杀、或是孤独死事件的房屋。
在书中,她写到八月里前往的夏天难度最高的现场,那是一间只有六叠大小的房间,曾经居住着一位八十多岁的男性,在妻子去世后一直独居,在他死去的两周后,清扫业者打开房门——
“黑压压的一片全是虫子。几十只苍蝇在空中飞来飞去,撞击着天花板和左右的墙壁,又转变方向,向着入侵者冲刺而来……阳台上的百叶窗紧闭,没有一丝光线透进来。房间如同监狱一般令人窒息……打开电灯,从黑暗中首先显现出来的便是蓝白相间的纸尿裤堆,浸满尿液和粪便的纸尿裤沿着房间的墙壁堆积成约一米高的斜坡。房间正中央铺着米色的地毯和满是污渍的被褥,被褥已经被漆黑的体液浸得湿漉漉的,很明显,死者在这里咽的气……已经被染成黑褐色的被褥周围,大小不一、种类多样的虫子仿佛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生态系统……还有几百只远没有蟑螂动作迅速的蛆虫,它们拼命扭动着乳白色的躯体四处逃散……虫类散去之后,剩下的便是一股混杂着尸臭和排泄物臭味的模糊气味。”
菅野在孤独死的房间里 菅野久美子
菅野还对我提起一个宠物和主人一同死去的房间。那是一位50多岁的男性,死后半年才被人发现,遗体腐烂的惨状难以描述,周围还横陈着七八只猫狗尸体,已经纷纷露出白骨,显然是被饿死的。
“那个家里只留下了一张从动物医院寄来的明信片,还有三张来自水道局的水费催款单,可以证明他基本和他人没有交集”,菅野说,她在采访中了解到,“男性年轻时积极交际,也曾有过许多朋友和社会关系,但进入晚年之后,就独自宅在公寓里,依靠父母的遗产,过着寂寞的生活,亲戚也不想跟他发生什么关系。”
被社会孤立的人,不和他人发生联系,反而更想从动物那里获取慰藉,这样例子不在少数。男性生前不替猫做绝育手术,随意在室内放养着,结局是不仅自己死得很惨,宠物也死得很惨。
夏天是菅野采访最忙的时候,这时是老年人孤独死的高发期,天气炎热,他们居住的房间里基本不使用空调,最多的人死于热中症(中暑导致的体温急剧升高)和脱水症,尸体腐败速度加快,只要2、3天,邻居就能察觉到异状。
她跟踪的清扫业者,从6月初刚刚进入梅雨季就开始繁忙起来,此后三个月中几乎无休,不分昼夜地工作着,有的人一个夏天就能清扫500个现场。
到了冬天,孤独死死者的遗体延长到5至7天才会被发现,死因多是热休克——当他们从暖和的居室移动到寒冷的浴室或厕所时,极大的温度差导致血压剧烈变化,突发脑中风或心肌梗塞。据2011年的统计,日本当年有17000人在入浴中急死于热休克,其中14000人是老年人。
特殊清扫现场 菅野久美子
无论死因是热中症还是热休克,都注定了孤独死死者和自杀死死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菅野所看到的自杀死现场,房间通常干净整洁,一看就是专门打扫过,死者会在自杀前整理房间,销毁一些物品,给特定的人留下遗物。
孤独死的死者完全不同,他们死去的房间往往不堪入目,腐烂的尸体和囤积的垃圾、排泄物混合在一起,引起人强烈的生理不适。菅野在书中描述其中一位65岁的男性:“他在多到数不清的塑料瓶里灌入了自己的尿液,大概有几十个,不,恐怕有几百个。臭味侵袭了房间的各个角落,氨气熏得人一时间连眼睛都睁不开。”
孤独死死者囤积垃圾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一些人是由于体力衰退和认知能力低下,没有能力打扫房间,一些人则是因为心理上的疲惫,失去了继续正常生活的意欲,只进行维持生命最低限度的活动。还有少数的一部分,来自对日本繁琐的垃圾分类方式的恐惧,也许会因为扔错过垃圾,被附近很凶的老太太指责过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愿出门扔垃圾了。
新冠疫情期间,疫情让社会生活变得更加封闭,原本不往来的人们更加不联系,遗体发现的时间也随之变长。这一时期的孤独死死者之中,出现了被刻意隐瞒或是不确定是否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去的新情况。
孤独死的现场铭刻着死者心中深切的痛苦
“孤独死”这个词最早被媒体发明,是在日本的高龄化刚刚成为社会问题的1970年代,但它的定义始终缺乏规范性,直至2008年,《广辞苑》才第一次收录了这个词语,解释为“在没有任何人看护的情况下的死亡”。
日本的法律语境中,至今也没有“孤独死”的官方定义,这种死亡方式在司法中通常被归类为“异常死亡”的一种,缺乏官方权威的专门统计。只有民间机构“日生基础研究所”在2011年公布过一组数据,称“日本每年有超过3万孤独死死者”。这一数据以“死亡两天之后被发现”作为判断标准。菅野从这十年来日本特殊清扫业业者疯狂增长的情况推测,死者数应该又增加了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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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间保险公司从几年前也开始发布《孤独死现状报告》,在2020年发布的第5次报告中,有如下数据:孤独死死者被发现的平均时间为17天,平均年龄为61岁,其中仅有35%是被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发现,超过6成是被警察、物业或同事发现。
这份报告称:这一数据意味着“日本无缘社会的到来”。2010年在NHK纪录片中初次出现的“无缘社会”一词,经常被视作日本社会孤独死发生的原因,这个词的意思是:“在高度成长的过程中,许多维系人际关系的传统逐渐被打破,个人与个人之间不再有任何关系及血缘。”所谓“无缘”,即是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社缘关系的崩坏。
“不同于中国和韩国重视血缘关系的家族制度,日本从来就不是一个血缘社会,这是它比亚洲其它国家的孤独死现象更严重的最大原因。”菅野在接触死者的家属过程中,看到了日本家族关系的疏远与淡漠:“大多数孤独死死者都有家属,要么是关系恶劣,要么是早已失联,基本上已经绝交,这种情况在日本广泛地存在着。还有一些人,因为结婚离开原生家庭,离婚之后也不愿再和父母联系,陷入孤立状态。”
从中世武家社会成立开始,日本就是一个“相比血缘更重视地缘”的社会,重视共同体内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而并非家族之间的血缘关系——这从日本人的姓氏就能看出来,“山下”或是“田中”,它们大多来自某个地名,意味着这一地区的共同组织。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年轻人进入城市,依靠农田的家人合作关系逐渐解体,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进入高度经济成长期,城市化进程加剧,传统的二代、三代同居的家庭形态彻底改变,家族成员之间开始分居,昔日的大家族完全被“核家族化”。
上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发生之前,将日本人连结在一起的是企业组织。“过去的日本企业,维系着员工之间的社会关系,例如举办葬礼、租借住宅,员工们都住在一起,隔壁就是同事,互相认识,平日里会互相关照”, 菅野认为那是日本人社会关系的黄金时期,“如今日本经济低迷,工作变得流动,非正规的雇佣大量增加,职场关系变得淡漠,和家族之外的人发生联系成为一件很难的事情。”同时,企业也不再有资金替员工租住住宅,人们各自分开居住,不知道隔壁住着什么人,与邻居的交际稀薄,“社缘”和“地缘”同时消失了。
在菅野看来,日本社会陷入孤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缺乏像欧美那样由教会充当的社区角色。日本寺院众多,自江户时代沿袭下来的檀家制度,令寺院拥有葬祭供养的职能,但这些私人经营的寺院需要依靠檀家(即属于特定寺院的施主)的资金维系生存,只会替有钱人提供服务。“况且,寺院只负责举办葬礼和祭祀,不能像教会那样解决人们生活中的心理问题”,菅野说,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也使他们更容易陷入孤立,通常表现为:“谨言慎行、保守内向,很难开口向他人求救”。
整个日本正在陷入孤立状态,不是某一个体或家庭的问题。菅野近来又看到一种普遍存在的新现象:当家族成员接连死去,最后被剩下的那个人,就不得不陷入孤独死的境遇。
她刚去了一个现场,一位60多岁的女性独自死去了,女性从年轻时就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几十年来一直在与病魔斗争,身为公务员的父母忧心她的老后生活,生前拼命攒钱,留下了8000万日元的遗产,然而最终这笔钱几乎没动,父母去世后没多久,她就孤独死了。
“其实亲戚就住在她家旁边,但不愿意和她发生联系,生前一点儿也不往来,死后也不愿替她处理后事,附近的邻居也不想跟她有什么牵连,最后是行政上的人帮忙做了最后的处理工作”,菅野对这件事感到深深的难过,“身边就有亲戚,但仍然将她孤立,我在孤独死的现场看到的几乎全是这样残酷的事情。
现场悲惨的景象、讨厌的气味,虽然这些的东西也曾冲击着我,但比这更残酷的是将其放置不管的家族,冷眼旁观的邻居,这种人类的内心的残酷更加令我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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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孤独死死者,菅野拥有强大的共情能力,也是源于少女时代的一段经历。日语里有个词叫“引きこもり”,即“家里蹲”,指的是一种长期闭门不出,拒绝接触他人的生活状态,这种现象在如今的年轻人中越来越常见,成为一个社会话题。菅野曾经也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她在初中时遭受校园欺凌,不愿再去学校,每天将自己关在家里,承受着附近邻居们的白眼,是人生中非常痛苦的一段时期,好几次都想到自杀。
二十多年过去后,她现在能够坦然谈论那段遭遇了,她说那些看起来彬彬有礼、处处为他人考虑的日本人,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现象,“日本人性格中有容易感到羞耻、不愿给他人带来麻烦的部分,就算内心希望谁来救救自己,也绝对不会自己说出来,开不了口。而且还会时常自责:为什么被欺凌的是我?肯定是自己哪里有问题。不能和别人顺利相处是自己的错。”
菅野遇到过一个孤独死的案例,男人年轻时就职于东京一家上市公司,英语十分流利,有丰富的海外工作经验,在别人看来前途无量,也因受到上司的职场凌霸,演变成家里蹲,长达15年一直宅在家里,生活俭朴,三餐只吃超市里的熟食,因此能靠退休金和存款活下来。
这些故事都是与男人长达20年未曾见过面的妹妹告诉菅野的,男人大学毕业后前往东京就职,妹妹留在老家,两人各自忙于生计,直至哥哥死去前几个月,妹妹才与他重逢。妹妹也想知道哥哥生前到底遭遇了什么,因此积极配合菅野的采访,采访得越深入,菅野就愈加看到日本社会的阴暗之处:这是一个处处充满欺凌的社会,没有意识到这种可怕,是它最可怕的地方。
“我之所以能够了解这些故事,是因为还有关心他的妹妹,至少在死去之前并不是完全的孤独。更多的现场,家属根本不愿意出现,遗物委托给清扫业者全权处理。也有一些家属原本答应了采访,看过房间的景象之后就反悔了。”
“孤独死的现场铭刻着死者心中深切的痛苦”,这是菅野最常讲的一句话。知道了他们的故事之后,她就不再害怕死亡现场,现场的清扫工作结束之后,这些人在世界上存在的痕迹就完全消失了,她写作他们的故事,告诉人们他们存在过,这是一份尊重,更是一份警醒。
“你是否认为孤独死的死者都是社会的失败者?”我问她。
“我所了解的孤独死死者,大多是生活认真踏实却不擅长社交的人,他们也许曾经在社会关系中努力过,但人生并不顺利,遭遇失业或是挫折,彻底成为家里蹲。”菅野说。
我跟她聊起我开始关注日本的“孤独死”现状,是因为2009年的一条新闻:在1960年代主演了多部热门影视剧,被视为“国民女星”的大原丽子,在那个夏天独自死在家中,尸体被发现时已经过去了三天。
“她过去曾经是备受关注的演员,但后来因为生病和离婚,事业一直不顺,最终走到了孤独死这一步”, 菅野说,她好几次用“我们都不知道哪里有波浪”来形容人生,提醒人们必须正视这件事,“人生充满波折与起伏,昔日国民女星也会遭遇孤独死,不要觉得那是一件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 。”
孤独死引发的职业需求
清扫业者最害怕的就是传染病,他们在日常的工作中,要穿上化学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通过臭氧脱臭机和特殊消毒剂对现场进行细致的消毒工作。疫情之中,必须更加小心谨慎,菅野跟踪得最久的一位姓“盐田”的业者,在疫情期间,要将孤独死的房间放置一周以上,确保现场有可能存在的新冠病毒消散得差不多了,才进入房间开始清扫工作。
专门处理死者现场的清扫业者,被人们称为“特殊清扫业者”,这个行业在21世纪初的日本出现,主要处理各种杀人、自杀和孤独死现场。业者的泡沫化是近年来才有的现象,是伴随着孤独死社会加剧而出现的商业机会使然:据《每日新闻》在2018年刊登的资料,超过5000家特殊清扫公司加入了团体“事件现场特殊清扫中心”,从业人数在5年内增长了15倍。这个行业收费高昂,视遗体腐烂程度和体液渗透进地板的情况,有时一个现场的清扫费用高达数百万日元,利润可观。瞄准了“孤独死生意”,想要在这个市场上捞一桶金的业者导致了行业的乱象,不乏有一些开出天价“敲竹杠”的现象。
但菅野多年来跟踪采访的几个业者,几乎都不是以金钱为唯一目的而从事这份工作的,他们的人生或多或少都曾有过痛苦的过去:盐田小时候曾遭遇过父亲的暴力,后在福利院长大,从来没有得到过家人关心;另一位经常打交道的上东,以朋友的死为契机转行遗物整理工作,他曾因目睹悲惨的死亡现场患上严重的心理疾病,因为在孤独死者身上看到不擅长为人处事的自己,多年来坚持以很便宜的收费做着这份工作。
特殊清扫业者 菅野久美子
“我选择的采访对象,都是拥有一定的问题意识、想要解决孤独死这个社会问题、带着某种社会使命感的人们,目的不全是为了钱。他们应对遗族的态度和清扫技术也是重要的考量标准。”多年来的交往,令菅野和他们成为朋友,常常一起吃饭,有时去现场完全是为了帮忙。当她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坐上小货车前往现场时,才开始感觉到受伤,“附近的人们总是非常冷漠和嫌弃,在背后指指点点,日本社会对待他人有非常无情和残酷的一面,其实孤独死也是这样发生的。”
不只是清扫业,一些在过去有过痛苦的家庭经历的人们,也围绕着孤独死开始了新的职业。菅野去年在日本出版了新书《家族遗弃社会》,书中的主角有一位姓“远藤”的男性,他从五年前开始“家族代行”生意,“代替家人”替老年人送终,从选择护理设施到葬礼一条龙,日常作为老年人的第一联络人,处理各种生活杂事,收费约为100万日元。
“在日本有许多受父母所苦的人,不愿意或是没有能力替他们处理临终事宜,于是花钱雇佣远藤这样的外人,来做原本是家人应该做的事。”菅野和远藤变得熟悉之后,得知他过去也有过类似的家庭遭遇,为了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人,才开始了这份工作。这本书出版后,远藤变得越来越抢手,2020年时他每个月只有5单生意,现在每个月则增加到了25单。这令菅野确信了:抛弃家族和被家族抛弃是无缘社会的最大问题,关注日本的孤立现状,视线就不能从“家族”这个根源移开。
一些传统的职业,也无法绕开日益深刻化的孤独死社会,工作内容悄悄发生了变化。菅野不久前见到了神奈川县一位姓“金子”的神社宫司,他因替事故物件进行驱邪仪式而变得有名,仪式完成后,他需要提供一份“驱邪证明书”,以便让下一位入住者感到安心。死亡本应是宗教处理的问题,但日本的寺院只为有钱人服务,神社也不拥有处理“死”的职能,带着死臭味的事故物件令很多宗教人士也敬而远之,很多神社甚至直接将“谢绝事故物件”写在主页上,金子是少有的愿意接受公寓管理公司请求的人,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他已经在超过1000个房间进行了驱邪仪式。
金子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房间的变化:雷曼危机之后,去的都是自杀死的房间,而如今去的9成都是孤独死的房间。“我所见到的孤独死房间,几乎没有一个是安宁祥和的,一些房间的墙壁上留下了吐血痕迹,可以看出在死亡之前十分痛苦,没有可以求救的对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忍耐着身体和内心的痛苦独自死去。”
只为有钱人服务的寺院,拒绝事故物件的神社,缺乏规范性的特殊清扫业……菅野绕开他们,去寻找那些不为金钱,而是想改变日本社会孤独死现状的个体。非营利组织“ENRICH”是社交时代的一个案例,面向单身人士提供安全确认服务,只要在LINE上添加好友,设定在1至3天之间发送一条安全确认消息,若是在规定时间内没有进行确认,就会联络预留的手机号或紧急联络人。“ENRICH”的社长绀野因为经历了弟弟的孤独死 ,从就职多年的手机游戏公司辞职,开发了这个免费系统,希望像弟弟一样的人能够早点儿被发现,甚至是获救。
但有时还是晚了,一次,系统预警,连紧急联络人也联系不上,绀野报了警,在家里找到了那个人的尸体。
近年来日本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试图解决孤独死问题。例如推出每月200日元的紧急通知系统,通过人体感应器对房间进行检测,一旦确认没有动静,便会向信息中心发送紧急通知;又例如面向独居的老年人的“安心居住套餐”,每月缴纳1944日元,工作人员就会定期致电老人确认安危,去世时还帮忙举办葬礼和将房屋恢复原状。但是,这些真的能让孤独死的人被拯救吗?菅野表示怀疑,她觉得他们跑偏了:比起因为孤独而死去的人,日本政府更想解决的是给活着的人带来麻烦的事故物件,通过AI和摄像头等高科技手段介入,想要“尽快发现遗体”。
“是追求一个‘没有孤独死’的社会,还是追求一个‘不给人带来麻烦,早日发现尸体’的社会?”如果不以被社会孤立的人为前提,就解决不了日本的孤独死问题,“这样下去,未来日本的孤独死一定会变得更加严重,一个‘AI发现,尽早回收’的悲惨未来在等待着我们。”
搞不好未来我也会孤独死
写了好几年孤独死现场的文章,菅野得到最多的是来自年轻人的反馈,他们忧心忡忡,表示“搞不好未来我也会孤独死。”讽刺的是,与此同时的日本,正在掀起一股空前的“solo热潮”,单身经济盛行,“一个人用产品”让独身生活越来越便利,杂志特辑隔三岔五推出“一个人的XX”主题,最近流行的是“一个人的野营”,《孤独的美食家》之类的“孤独”主题成为电视上最受欢迎的连载剧集。
“日本社会回荡着一种‘孤独万岁’的声音”,菅野说,如果可以一个人在家圆满地死去,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但要将她看到的孤独死的人们在生前的悲惨状况传递给这个“孤独万岁”的时代,真的是一件逆流行的事情,她想沉浸在孤独的浪漫理想中的年轻人明白:“那些看起来一个人的快乐生活背后,其实是跟很多人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完全的孤立。而那些真正是独自一人,被社会排除的人们,正在为孤独付出性命。必须认清日本社会这种畸形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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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日本,孤独死的平均年龄是61岁,其中未满60岁的人群占据4成。
同时,孤独死群体也变得越来越年轻,数据表明:日本有超过1000万人正在陷入孤立状态,其中最多是年轻人群体。
日本社会的现状是:30岁和40岁的群体之中,每10个人就有3个人处于单身状态,他们不恋爱、不结婚,也没有什么兄弟姐妹,独自一人生活;在职场上,很多是不签订长期契约的派遣员工,或者干脆靠打零工生活,因此也没有固定的职场人际关系,就算突然消失了,也和公司没有关系,很快找到新人顶上;而且和日本的老年人相比,这些年轻人的交友关系更加淡薄,孤立状态更加严重。
菅野很确信:宽松世代(出生在1987年至2004年之间的一代)将会成为未来日本的孤独死大军,情况不妙。
“并不是说结婚就一定能防止孤独死,但在日本这个社会,结婚意味着身心安定,从健康方面来看,也意味着饮食规律。不结婚的人,如果拥有很多其它交际关系,也能生活得很好,但在当下的日本,没有交友关系只有婚姻关系的人有很多。”
菅野不会劝人结婚,但她也没办法轻松说出“不结婚也没有关系哦!”这样的话,从她目睹的现实来看,婚姻状态和孤独死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关系,“现在的日本进入了一个‘一个社会关系都没有’的时代,单身群体的孤独死日益增加。”
菅野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会对孤独死的未来产生担心的人,全是女性,因为害怕,她们开始去积极构建各种社会关系,避免陷入孤立状态。而单身的男性呢?全都觉得自己没问题。邀请菅野出版孤独死主题书籍的编辑也是一位女性,意识到这一社会问题的危险性的,几乎都是女性。但只要看看数据就会明白,真正危险的是男性——在日本,孤独死的男女比例悬殊高达8:2,男性才是更容易遭遇孤独死的群体。
“愿意和邻居产生交集,和各种各样的人发生联系的人,女性的数量压倒的多。由企业培养出来的日本男性,一旦不再发生工作关系,就会失去所有社会关系,陷入突然的孤立状态。结了婚的男性,在生活中一直受到家里的女性的照顾,离婚之后生活难以自理。
过去的经验是:由于男性比较早死,不离婚的话,可以由女性照顾到最后,但如今离婚率越来越高,不结婚的人越来越多,未来日本男性会变成什么样呢?”大叫着“男性很危险”的菅野,其实对女性的未来也不乐观,“现代社会女性积极进入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企业体制使她们更容易陷入孤立,未来孤独死的女性也会增加。”
对孤独死认识得越深,菅野就越有个感受:光靠写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真正行动起来。她尝试做一些具体的实践,几年前,她开始在东京打造一间限定一日的“孤独死酒吧”,每隔几个月营业一次,对孤独死问题有兴趣的人们,可以聚集在这里聊天,由她自己亲自担任妈妈桑的调酒角色。
之所以开酒吧,也是考虑到那些不愿意参加社交活动的男性,觉得只有一个喝酒的场所,才能够吸引他们前来,价格也设定得很吸引人,一杯酒只要500日元。这个路线是对的,真的来了很多客人,有担心自己会孤独死的人,也有想替孤独死的人做点儿支援的人,狭窄的店内只能坐得下十几个人,热闹的时候,更多的人都是站着。
菅野的“独孤死酒吧” 菅野久美子
不结婚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独自死去的时代一定会到来,但只要有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孤独死也许可以变得不那么悲惨。
菅野最近开始想写一些“幸福的孤独死”,试图找出一些成功案例:当他们独自死去的时候,身边是否稍微有一些社会关系,并且也不必死在乱七八糟的垃圾房里?
其中的一位采访对象,她从对方还在活着的时候就进行跟踪了,这个人希望最终一个人在家里死去,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上门看护的医生一直与他发生着联系。菅野在思考:这样的死法应该称为“幸福的孤独死”吗?还是说根本就已经不算孤独死了?这种社会关系的构筑,不仅应该只靠个体的努力,也必须成为国家政策的一环。
2021年2月,日本内阁官房设立了一个“孤独•孤立对策室”,以“孤独”命名的国家政府部门,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菅野作为这个领域的研究者,被邀请参加了对策室举办的会议,在围绕着日本社会的众多孤立问题——自杀、贫困、单亲妈妈的各种讨论之中,她只提出了一个意见:请去孤独死的现场看一看吧,希望国家能够了解那些房间里正在发生什么。
她说她感到一种“为时已晚”:围绕着孤立问题的各个领域的人们都可以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讲述自己的遭遇,只有孤独死去的人们不能,已经死去的人,就再也不能发声了。她的感觉也许是对的,半年多过去了,当我问起菅野政府工作的进展时,她叹了一口气:“听说,调查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