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亚内战一年逆转 “东非小中国”还剩多少机会（组图）

命运的循环

埃塞俄比亚从2011年之后呈现的“中国模式”也许是一种偶尔符合条件的繁荣。在2014年时，曾有专家认为中国在近代发展历程上的相似，使埃塞俄比亚可以借中国模式风生水起，其相对健全的法制也让亚洲企业愿意试水转移产地。但这种繁荣是建立在“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PRDF）与梅莱斯（Meles Zenawi）政府长期执政的惯性上的。

梅莱斯制定了五年计划，推动了与中国“改革开放”相似的推动市场经济的改革。梅莱斯没有像其他非洲国家那样，建立多党制或西方式的选举，反而担任临时总统及总理20多年，以训政方式建立了具备凝聚力和效率的中央政府。这使得埃塞当局在一段时期内具备推动、号令全国共同作为的能力，其大多政策能得到充分贯彻。

梅莱斯在2012年突然去世，埃塞俄比亚各派系的最大公约数也随之不复存在，在该国仍沿惯性运转了6年后，自1995年确立的埃塞“民族联邦制”开始失衡。到2017年，当时的奥罗莫民主党首脑，前防长梅格萨（Lemma Megersa）突然发难，呼吁州务独立，以此为起点，EPRDF内的阿姆哈拉人和奥罗莫人集团开始组党并谋求分裂。

在这种趋势下，埃塞俄比亚在2018年之后的各民族、党派的分裂态势也日趋明显。随着EPRDF在2019年失势，前党主席阿比亲自宣布原执政党解体并自建“繁荣党”，在这一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阿比很快也点燃了埃塞俄比亚全境的民族冲突。

从这里看去，2020年11月开始的“提格雷战争”只是把全境的战火推到了最高潮。而总兵力25万人的提格雷武装的大举南下，似乎又让外界看到了梅莱斯率军30年前从北向南，于1991年5月开进首都的影子。埃塞俄比亚的命运又进入了一种循环。

发展的真正前景

对外界尤其是中文世界来说，埃塞俄比亚的战乱其实只有一点值得关注，即这个曾经的非洲优等生，是否还有再次依靠“认真学习中国经验”、“逐步经济改革模式”东山再起的机会。中国企业能否像在战前一样能在当地取得可观的收益。

虽然内战各方到目前为止都确保了中国援建的亚吉（即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铁路的通畅，中国在亚的斯亚贝巴周边的“东方工业园”等企业集群至今仍能维持正常运转。但内战的进展决定了这种稳定随时都会被打断。随着驻埃塞俄比亚中国使馆、商会等机构已经在2021年7月至9月发布通告，要求在该国西北部提格雷、奥罗米亚等地区的华商尽快撤出，到10月15日，中国使馆又再次发布安全警告，这意味着随着该国内战逐渐进入白热化状态，埃塞俄比亚的经济环境将在难以预期的时间内再次变得不稳定。

不过，从埃塞俄比亚内战的领导群体来看，“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麾下的军政官员很多都是前政府高官，他们大都有与中国企业打交道的熟练经验，譬如其现任党主席、提格雷州首脑德布雷齐翁（Debretsion Gebremichael）就是其中代表。

德布雷齐翁在担任副总理及通信部长时，就从2007年开始邀请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为该国修建16,000公里的光纤网、建设了第四代移动通讯（4G）网络，并多次代表埃塞当局邀请中国企业入驻。

在埃塞政坛巨变，提格雷政治势力被赶回提格雷州后，德布雷齐翁还专门强调“提州人民对中国抱有友好感情，希望中方一如既往对提州发展给予有力支持和帮助，欢迎更多中资企业前来投资兴业”。这使得中国企业直到2020年上半年仍能在提格雷地区完成大型工程的建设，如中国葛洲坝集团承建的马克雷供水项目等。这一客观局面意味着即便未来埃塞内战暂时难以停止，中国企业仍能稳住提格雷地区的基本盘。

至于以奥罗莫党派为核心的埃塞其他地区，经历了2018年至今的政治狂热之后，随着国际资本在新冠之后的乏力，包括阿比当局在内的埃塞各势力可能会重新认识中国资本的能量。虽然按照目前的趋势，内战后的埃塞俄比亚将会在低增长水平上徘徊，持续的饥荒会进一步加剧了各个民族间的矛盾，埃塞全国各政治势力的碎片化也随之加速。此前那种“东非小中国”的景象，短期内恐难再现，但埃塞各地正常运转的中国工业园也许还能依托原有的工人、资源等基础维持运转，而这也将是不幸中的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