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立陶宛推向抗华前线 北京需留心华盛顿手段(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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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于11月21日发表最新声明,宣布将中国与立陶宛之间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此作为立陶宛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惩罚。
当华文媒体津津乐道于“外交降级后对立陶宛的影响”、“不排除断交可能”、“欧盟如何应对”时,外界应该考虑另一种可能:或许立陶宛的历史使命,只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红线。把立陶宛推向反华前线的华盛顿才是中国需要长期重点关注的角色。华盛顿推动棋子向前的进程也同样值得注意。
立陶宛的豹变
环顾近两年的立陶宛,该国几乎是以豹变姿态展开其反华进程的,刺激立陶宛发生激烈变化的莫过于美国的施加的影响。
格里包斯凯特(左)总统虽然强硬反俄,但她对于和中国发展经贸往来很有想法,可她的努力很快被后继者破坏殆尽。 (新华社)
资料显示,在立陶宛前总统格里包斯凯特(Dalia Grybauskaite)任内,该国不仅称中国为“战略伙伴”,还对“一带一路”表现出极大兴趣。在双方首脑积极接触下,北京用“我们可以用1%的市场去消化他们100%的存量”接受立陶宛牛肉输华,中国同期亦成为立陶宛激光公司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华为公司也把波罗的海分公司的总部搬到了立陶宛首都。
在格里包斯凯特2018年访华并参加第一届“进博会”后,随着中国资本计划投资该国克莱佩达(即梅梅尔)港,中欧班列也开行至该国。自2015年始,中、立两国贸易额迅速增长,从13.51亿美元到21.35亿美元,五年增幅超过82%。到2020年,两国经贸额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不降反增,约为22.9亿美元。
但立陶宛的“对华友好”很快就因为美国的控制而逐渐荡然无存。从2018年12月开始,随着当时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当局开始在欧洲热炒华为产品的“信息安全”问题,当时还是立陶宛传统大党“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即呼吁该国应“放弃华为产品”。
立陶宛总理斯克韦尔内利斯(左)也因为该国国内大环境被迫对北京采取严厉姿态。但他所在的绿党和农民联盟终究还是相对亲华的一派。(新华社)
到2020年,随着此前代表进出口企业利益的立陶宛绿党和农民联盟败选,“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成为执政党,新确立的立陶宛当局加速了与美国亦步亦趋的进程。在特朗普时期委任、拜登(Joe Biden)时期留任的吉尔克里斯特(Robert Gilchrist)大使影响下,立陶宛当局开始“考虑来自中国的威胁”。很快,该国就从2020年11月宣布拒绝和华为公司的一切合作,到2021年2月至5月,该国又因为美国掀起的新疆问题,宣布退出中东欧“17+1”合作机制,并在8月扩大事态。
极端的理由
立陶宛在美国影响下的行动有极端的一面,这是其特殊国情决定的。该国作为中东欧苏东剧变国家,从“独立”之初就受到美国而非欧盟的直接影响。其首任国家元首兰茨贝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直接确定了该国亲美反俄、“捍卫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外交基调。
立陶宛的国防安全也高度依赖美国为首的北约。这使得立陶宛在外交、军事、情报等领域比起受欧盟节制,其受美国影响的程度更高。相比之下,中国在立陶宛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也相当边缘:中国位列立陶宛出口市场的第22位,占出口总额的0.93%,进口来源国的第10位,占进口总额的2.91%。这使得中国也难以依靠经济手段说服该国精英。
而今,“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推出的希莫尼特已经在上台之初展示了其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激进立场。(路透社)
于是,立陶宛的唯美国是从也变得可以理解,当华盛顿从特朗普到拜登时期先后向立陶宛发出指令,要求减少甚至终止与中国的合作后,该国便会理所当然地亦步亦趋,在美国掀起风潮时拿起武器,借“反俄”“反华”等操作吸引国际关注,以换取美国支持。俄罗斯《观点报》等媒体因此尖刻地认为,立陶宛正在扮演美国“狩猎中国龙”的诱饵,它的作用只是向外界展示中国对触犯红线的小国会采取何等手段。
但立陶宛的行为仍具备一种共性:它意味着任何承受着拜登政府和美国盟友越来越大的压力,被要求减少甚至终止与中国的合作的国家,大都有可能在发生政治变动,如大选改选后出现近乎于立陶宛的“反华行动”。欧洲尤其是中东欧其他国家多少都存在类似潜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刚刚完成大选的捷克:布拉格当局即已在2020年1月强行与台北交好,2021年10月胜选的中右翼政治联盟“一起联合”(SPOLU)同样以“亲台”著称。
但考虑到欧洲的其他欧盟国家很少有像立陶宛一样立场先于经济、意识形态高于实际利益的局面,在欧洲诸国即将迎接物资短缺、燃料短缺且新冠肆虐的冬季时,或许北京仍有凭借供应能力确保欧洲主要大国不会因美国而转寰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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