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推动落实“三孩政策” 中国政府需要做到更多(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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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名为“中国报道网”的媒体最近刊发了一篇时评文章《落实三孩政策 党员干部应见行动》,在中国舆论场引起了不少关注。
文章要求“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口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国情、国策意识,从自己和自己家人老年生活需求、国家人口长远发展等多角度,把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积极行动起来,自觉落实三孩生育政策。”
文章提出“国家依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是家庭人气增长的需要,也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需要。每一名党员干部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主客观原因,不结婚、不生育,也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只生育一个或两个孩子。”
文章还援引政府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对中国人口现状与未来走势的分析,指出了这件事的重要性和严峻性。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危机越来越严重、新生儿数量迅速减少、总人口甚至可能在今年很快迎来负增长的情况下,这篇文章的倡议在总体上是符合中国国家政策方向的。
不过文章忽略推动这项政策落地的复杂性,集中于要求“每一名党员干部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主客观原因,不结婚、不生育,也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只生育一个或两个孩子。”有点片面与脱离实际了。
这里面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放开三孩政策,是政策性允许和鼓励,不是强制,这不是一条强制性法律,生不生的权力在公民个人而非法定义务。党员干部作为中国社会中坚当然应该身体力行,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作出义务性强制要求,进行道德绑架。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吸取之前强制计划生育年代产生的不和谐教训,要以倡导、鼓励为准,不要搞强制,也不要针对某些特定群体搞道德绑架。
第二,应该把重点放到让年轻人愿意生、生下来养得起上,而不是放到空洞的说教上。
生育率减底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和个人意愿以及社会形态、生活方式转变有关,是很多国家在进入城市化和后工业化时代面临的挑战,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只是中国未富先老,而且生育率降低太快,使得问题更尖锐一下罢了。
在如何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上,有两点需要中国政府注意,一是要有能切实鼓励生育的配套性政策支持,二是要让每个家庭,特别是年轻人对经济未来建立信心。如果这两点做不到,大家看不到配套政策支持,对个人与家庭的经济未来也缺乏信心,在一个低迷的经济环境,光靠说教恐怕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甚至还可能会起一些反作用。
在国家层面放开三孩政策后,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台一些相关政策,前几天很多省份都出台规定,延长了产妇三胎产假,有些地方还增加了丈夫可以陪休产假的规定,这些政策初衷都是挺好的。可是,如果政策限于此,恐怕不仅不能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反而还可能造成对女性就业的隐性歧视,这个问题我们从雇主角度换位思考一下就很容易理解。
所以,在鼓励生育的配套政策支持上,不能搞政府请客企业掏钱,把压力转到企业头上,而是要遵循人性规律。我们可以发现,任何政策措施只要遵循了人性规律,推行起来就会特别简单,反之推行起来就会特别艰难,而且很难获得普遍认同,也很难长期坚持下去。
所以,除了出台延长产假等措施,政府还需要尽快在税收、社保等等方面出台综合配套措施,针对用人单位雇用女工,特别是女工在职期间生育,加大税收返还、进行个税减免、社保减免等措施,甚至可以考虑对多孩家庭进行购房补贴,只有这样才能即消除用人单位顾虑,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提高女性生育意愿。
再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是要让每个家庭,特别是中国年轻人,不光对国家经济未来,更重要的是对个人和家庭经济未来建立信心。
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对国家崛起很有信心,但是一转到个人或家庭的经济现状与未来就心情灰暗,这是不行的,这种信心是不牢固的,甚至可以说是危险的。一定要让年轻人对家庭、个人经济未来建立起信心,这样经济才能从根本上活起来,生育意愿才能得到有效提升。
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在两个方面同时着手:一是要保护好经济社会活力,鼓励企业家精神,保护好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避免让过于频密的非生产性运动冲击到正常经济运行,经济治理要考虑到个人与市场承受能力。
中国政府推动三孩政策,需要有更多配套措施。(中新社)
二是要以更大的力度推动公平社会建设,在宏观上要继续推动减税降费,财税收入应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从而结构性加大家庭与个人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的比例,社会增量财富要多向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年轻人倾斜,这就要求政府财政必须克制住增收税费冲动,压减政府财政支出,让利于民,每年财政收入都远高于平均经济增速的情况要尽快扭转。
现在一说到社会公平、共同富裕,很多人都会指向资本,认为应该降低资本所得,提升劳动所得,这种认识是对的,但这个调整只是其中一个方向。另一个更重要的方向,是要让增量财富在社会各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分配得更公平合理一些,比如在国家公职人员、事业单位、垄断性行业、民营或私营企业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离退休与在职人员之间的收入分配要搞得更合理一些,不能让这个差距过大。
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如果存在的太过失衡的收入状况,该降的就要降,该升的就要升,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体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才能从根本上鼓励人们的生育意愿,解决人口老龄化危机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很难,比降低资本所得更难,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在中国相对容易,割自己的尾巴更难。不过好在这个方面中国有自己的优势,习近平在刚刚发布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中把“坚持自我革命”列为中共百年奋斗的十大“历史经验”之一,现在就看在遇到具体利益时能否祭起这个利器。
说到底,如何推动落实“三孩政策”问题,在根子上还是如何处理好宏观经济利益分配,以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问题;其前提是要继续搞好、搞活经济,提升个人与家庭收入,让人们能感受到综合配套政策支持,对经济未来建立信心。要使这项政策能有效落地,中国政府还需要做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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