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在撕裂中蹒跚地应对疫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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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人口和产业结构独树一帜，由此导致的老龄化和贫富差距问题，一左一右构成了香港的两只阿喀琉斯之踵。

农历新年假期过后香港的疫情是愈演愈烈，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在这一次疫情中，香港社会面临可以说是双重夹击：一方面，病毒在香港各区传播，使得香港各区的医护人员和核酸检测人员手忙脚乱，而需要延请广东省协助，加之出现死亡和医院爆满的个案，因此亟需控制病毒传播以降低医疗资源挤兑的局面；另一方面，控制病毒的各项设施（例如居家隔离）一时导致香港人手短缺，加之正值农历新年假期，竟然在香港引起了食品价格百物腾贵的局面，而在互联网上引起社会对防疫措施是否过度的疑问。

考虑到香港的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这一情况几乎是可以预见的：一方面香港的人口结构高度老龄化，体弱多病的长者成为疫情下的最大弱点；另一方面香港的经济结构高度依赖人际服务业，服务业停摆确实影响从业者的生计。可以说，香港的疫情处理尤为复杂。

独有的人口结构之下脆弱的医疗系统

香港长者的比例冠绝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之首：按照香港政府统计处的估计，香港742.83万人口中有11.57%的年龄在14岁以下，61.44%的年龄在15岁和59岁之间，27.00%的年龄在60岁以上，18.92%的年龄在65岁以上。即使是因“老”而闻名全国的东北三省（以65岁以上老人计，辽宁为17.42%、吉林和黑龙江为15.61%），老龄化程度也不及香港。

而如果是和临近的广东省各城市和澳门特区比较，香港“老”的特点就更明显了。有趣的是，全国最老的城市香港（以65岁以上老人计，18.92%）和全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3.22%）是如此的接近——两者之间仅由一条深圳河分隔。事实上，与香港临近的珠三角城市，老龄化程度都不高——广东省全省平均为8.58%，东莞为3.54%、广州为7.82%、佛山为7.35%、惠州为6.83%、珠海为6.64%、中山为5.98%。江门和肇庆略高一些，分别为13.01%和11.81%。如果将这个数据投影在地图上的话，香港的红色（代表程度高）在临近的珠三角地区的蓝色（代表程度低）中显得尤为显眼。

除了长者更容易受到疫情的影响而演化成重症乃至死亡病例这样显而易见的弱势以外，这种老龄化对香港的影响还表现很多不那么显而易见的地方。单就对抗疫情而言，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在2018年对全港共约1.4万名持有行医资格证医生中5508名医生所做的抽样调查和约1.4万名持有护士资格证的护士中3549名护士所做的抽样调查，全港医生和护士的年龄中位数逐年增长——2000年时医生的年龄中位数是40岁，十八年过去已经上涨到了50岁；2000年时护士的年龄中位数是35岁，十八年过去已经上涨到了40岁。

事实证明，在如今的疫情下，香港的医疗系统极为脆弱——全港医生和护士的老龄化使得医护人员对院内感染极为敏感。2月10号港府医院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当日共有23名医护人员初步确诊或确诊，而其中有以护士（10名）和支持人员（10名）最为多数。2020年疫情在内地刚刚发生时，对疫情担忧的医生和护士便以工业行动要求港府“封关”——考虑到医护人员的年龄和脆弱性，如此举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过，影响香港的不只是医护人员的老龄化。这一次疫情下不少货柜车司机确诊新冠，因此导致香港和深圳之间的物流交通（尤其是经由文锦渡口岸的农产品供应）受到不少影响，甚至造成香港食品价格飞涨，百物腾贵的现象（港媒报道2月6号竟有48元港币一斤的生菜）。根据香港运输署2017年的统计，全港有约4.4万人持有牵引车驾照，而其中有4300人以驾驶粤港跨境货车为业。这4300人中，已经有约七成年满50岁。

医护人员和司机是香港劳动力老龄化的一个缩影。甚至可以说，在疫情之下，香港的劳动力（无论是司机还是护士）已经不堪重负。换言之，香港可能比内地更需要清零，才能保证这些脆弱的高龄劳动力不受疫情影响，从而确保香港供应链的正常运作。

但香港社会仍然有“与病毒共存”的声音。

利益分配带来的政策争论

香港社会一直不乏“与病毒共存”的声音。无论是外国人还是本地人，都能听到。例如，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Asia Securities Industry & Financial Markets Association, ASIFMA）就在10月25日致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呼吁港府放宽防疫限制，为逐步放弃清零制定路线图。

虽然这种说法可能有其道理，但我们需要留意的是这种声音是有其特定立场的。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发声者的职业，可以发现他们都是“可以不和不特定人士面对面接触的行业”。例如金融业，正是其中一个“可以不和不特定人士接触的行业”。除了零售银行的基层职员需要向不特定客户接触以外，其它银行或专业服务业人士的职业，要么可以在严格的日程表下进行（这可以让他们控制接触的人），甚至可以坐在家里用电话沟通工作（存在面对面接触的替代性方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与病毒共存”对他们的负面影响是相对可控的。

不过，既然有可控的，就有不可控的。倘若你去问一位同样拥有高学历，但工作中需要面对不特定病人的医生或护士是否支持“与病毒共存”，他们在两年前就给了你答案——“你政府不封关我就不返工上班”。即使是欧美的医护人员，在疫情重压之下也因不堪重负而或辞职或病假。这么看来，指望从一线医护人员的口中说出“与病毒共存”，几乎如同指望香港下雪一样荒诞。

在我前几篇文章中提到，香港经济活动的基础在于“需要和不特定人士和物品接触”的贸易行业：进出口贸易和批发是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2019年雇佣了香港11.5%的劳动力，创造了16.8%的产值；同时，贸易商的资金融通、业务往来、谈判调查等种种需求，为金融、旅游和专业服务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条件。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

在香港乃至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是另外一组呼吁与病毒共存的主要声音。英语社会的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有一种对新冠病毒的谑称“Boomer Remover”——意指新冠肺炎会使长者去世，从而“移除婴儿潮一代”。虽然中文社会并无如此形象生动的措辞，但年轻人和长辈之间的冲突同样存在。这种冲突表现在年轻人对财富分配、住房和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的高度不满上——尽管他们可能仍会顾虑自己的父母的健康，但贫富差距显然已经到了影响社会成员之间的同理心的地步。

总结——港府正在“雾中走平衡木”

对于香港而言，防疫并不容易。上面的问题并非一时一日形成，而它们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港府首先要考虑维持香港赖以谋生的贸易和服务行业的正常运作，因此必须保证货柜码头和机场运作如常，通过满足“世界工厂”的出货需求保住大部分香港人的饭碗；但同时，香港相对高的人口密度和相对逼仄的居住环境，又使得病毒极易在香港迅速传播开来。更进一步的是，高比例的不便接种疫苗的长者，又使得香港如果疫情防控不慎，可能面临死亡个案带来的极高的舆论压力。这般看来，港府实在是在雾中的平衡木上行走——世界局势长期扑朔迷离，谓之雾；而香港复杂的本地情势，谓之平衡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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