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劏房呆了十分钟,那里的贫困让我全程窒息(组图)
“穷”这个字,我是在小学学到的。我会写这个字,但一直不明白穷是什么滋味。
直到我来到了香港工作、定居。
十年前,我来香港毕业旅行。
那时的香港是TVB里的觥筹交错,是我站在维港远望对岸中环,发出“以后我要能在中环上班该多好”的感慨。
对于一个来自边远三线小城市的我来说,这次旅行的花花世界让我大开眼界。
我产生了留在香港工作的想法。
但留下来后,香港的另一面,贫穷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
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穷”这个字,是刚来香港去土瓜湾做义工探望长者。
我之前在内地参加过几年青年志愿者协会举办的敬老活动,去过大大小小的村落探望独居长者。
打扫卫生做饭的功夫不在话下。
我以为这次义工也会在这样轻松的环境下进行。
殊不知,too young too naïve。
我们一队三人探望的是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
那天我们还没走到老太太的住址,就见到老太太坐在楼梯口。
当时我心想,这老太太可真客气,还特意下楼等我们。
可我走到楼下,发现一切都变了味。
我永远都记得那是一条黑长狭窄的楼梯,楼梯尽头有微弱的光,我心中顿时一阵胆怯。
我同队的另外两位义工早已对这个状况轻车熟路,跟老太太打完招呼,就直接上楼了。
后来才知道老太太每天都会坐在楼梯口,不为别的,只是因为在楼下才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
我跟在他们后面缓慢地爬楼梯。楼梯很脏,小强的尸体和烟头随处可见。
那一刻,我真的一万个想掉头走,因为我不知道楼上会遇到什么。
类似这种楼道
到了老太太住的劏房,我不愿意称它为“家”,因为实在太惨,压根不像人住的地方!
听义工队友说,老太太年轻时来香港就已经住这里了。
风雨变迁,因为当年的房东已不知去向,也没有后人来收租,所以他们一家5口(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全部挤在这里。
一张老旧的上下床,屋内全是杂物,周边用木板和邻舍隔起来。
全层楼的人共享一个厨厕(厨房和厕所在一个地方,不能用明火,也没有热水器洗澡)。
她的女婿为了能留出空间给家人,选择做夜班的看更(保安),这样家人晚上就能有休息的地方。
一家人靠着去附近运动场带洗澡间的公厕解决洗浴问题。
现实环境比电影中更脏乱差
读到这里,或许有读者朋友会疑问,为什么他们还没轮候到政府公屋?
其实,政府一早就给他们派过几轮公屋,可惜由于获派的地理位置或是大小等原因不合心意,一直没要。
所以一直都在还在轮候状态。
这次经历后,我终于切身体会到为什么香港会有那么重的民怨。
我仅仅只是做个义工,在她的屋子里呆了十来分钟而已。
可是我全程的情绪都是低落的、无助的,沉重的。
我无法想象在那里生活是有多困难。
她的两个外孙本应快乐的童年,但他们究竟每天是以什么心态回到“家”,面对这样的居住环境?
后来我顺利在中环找到了工作,为了上下班方便,我搬到了油尖旺区。
疫情之前,这个区十分热闹,是我印象中的觥筹交错。
可是2020年的一场疫情,把这片热闹的假象撕裂了。
我经常搭乘天星小轮去尖沙咀后步行回家,以前的尖沙咀,是热闹非凡的各路街边艺人驻唱。
疫情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尖沙咀那带异常冷清。
我常常遇到一个老人家长跪在海港城对面的巴士站那里乞讨,一言不发。
也遇到一个爸爸带着大概五六岁的闺女在地铁口乞讨。
小女孩站在爸爸的身后,看着人来人往的车流露出怯生生的眼神。
每每看到小朋友经历这些,我都很心痛,这对他们成长带来多大的影响啊!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对“常驻”佐敦跪地乞讨的夫妇。
两个人吃着一碗别人施舍的盒饭,听着路人口中念着“真系阴功咯”。
一开始的时候,我遇到乞讨者,都会从包里掏出钱来。
可是日子久了,每天下班都能见到他们,我也逐渐麻木起来。
身边一直有朋友劝我不要随便给他们钱,这些人有可能是职业“丐帮”。
还跟我开玩笑说我自己都常常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还这么慷慨解囊。
文中这名白人男子我在尖沙咀也遇到过
直到有一天,我走在路上被一个老婆婆拦下。
一般情况,我在路上被人拦下都会很戒备。
但这位老婆婆在我前面想拦下其他几位路人,大家见她伸出手,都立马躲闪开,老婆婆也没有对他们做纠缠。
直觉告诉我对面这个人很惨,于是我停下了脚步。
老婆婆跟我说,她几天没吃饭了,问我能不能给她点钱买点吃的。
刚巧那天我出门没带钱,于是我带她去711便利店打算买点面包和水给她。
老婆婆走到便利店门口,不愿意进去,我猜她是不是担心店员会赶他们这些乞讨者走,所以不敢进去?
其实她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给她买了几袋面包结账的时候,店员还专门送了我袋面包说让我一起拿给老婆婆。
老婆婆收到面包激动地想握住我的手,但颤抖地又把手收回来了,可能是担心我嫌弃她脏?
根据去年香港政府公布的《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香港贫穷人口达165.3万。
以香港去年人口748.2万计算,即每4.5个港人便有一人属贫穷人口。
我常常在想,可以做什么能帮助到他们?仅仅是每次买个面包给点钱吗?
贫穷在香港并不是虚构的生活状态,甚至有的家庭是“世袭贫穷”。
若套用港府过往计算恒常现金政策介入的影响,贫穷人口仍有121万人,而贫穷率则为17.3%。
为什么政府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去扶贫,依旧扶贫失焦?
我想不到答案,也不知该怎么做。
不过故事的最后,我还是想分享一个稍微积极向上的消息:
听义工队的朋友说,前文挤劏房的一家五口已经顺利的轮候到了心仪的政府实用300多尺的公屋。
外孙女也很争气,从理工大学毕业后,也扛起了照顾家里的重任。
可惜老太太早几年已过世,但我相信他们家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