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中国如何处理外债问题影响深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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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0年间，中国的银行曾为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向贫穷国家慷慨地提供贷款。“一带一路”是一个出于政治和经济动机的努力，帮助中国在海外建设港口、铁路和电信网络。但现在，当一些借款国在债务偿还方面遇到困难后，中国已变得远不如以前那么慷慨。他们不愿接受他们借出的贷款的损失，这使国际社会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陷入困境的借款国提供债务减免的努力变得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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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态度不仅不利于向该国借款的国家，还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如果不能尽快达成债务减免协议的话，将会有更多的国家违约，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国家停止偿还贷款后，放贷者会开始担心其他国家也会这么做。所以他们不再向这些国家放贷，或者要求它们接受超高的利率。放贷者的紧张情绪将引发他们所担心的违约。然后，即使那些财政能力较强的国家也会受怀疑，导致它们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防止这种串连事件的发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和巴黎俱乐部的首要任务。后者由22个债权国组成，负责协调债务减免项目。老手们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以及1997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学到了如何做事的经验。如今，在贫困国家面临着新冠病毒大流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带来的压力时，这两个机构正在设法把那些经验用在它们身上。

但中国不一样。以前的债务危机发生时，它还不是在国际上发放贷款的国家，因此缺乏应对系统性债务问题的经验（系统性债务问题不同于单个债务人因特殊原因陷入困境的情况）。中国拒绝加入巴黎俱乐部。该国在发放贷款时并没有遵循最佳做法，对贷款条款保密，对腐败视而不见。

通过向治理薄弱的国家提供无条件贷款，中国得以把巴黎俱乐部的贷款国挤出去。自从在大约2008年大幅提高了对外放贷以来，中国已成为贫困和中等收入国家双边协议贷款的最大放贷国。

但现在，一些接受了中国贷款的国家正在面临违约，部分原因是全球经济状况，也有部分原因是有些贷款起初就不明智，中国的一些放贷者正在拒绝划减这些国家所欠债务的账面价值。据美国维吉尼亚州公立大学威廉与玛丽学院的AidData实验室说，在有些情况下，中国放贷者正在向借贷者发放新贷款，帮助它们继续偿还旧债。这种做法叫“长久延期”。

“对中国放贷者来说，这么多国家同时面临困难的情况是他们从未遇到过的，”全球发展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斯科特·莫里斯说。“他们现在正在努力挽回（损失）。”

IMF说，60%的低收入国家和30%的“新兴市场”小康国家目前处于或接近债务困难状态，IMF对“债务困难”的定义是在偿还债务上遇到困难。是否能说服中国的政府和放贷机构接受不良贷款造成的损失，是债务困难是否会演变成全面国际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到目前为止的“表现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全球的、系统性的参与者”，荣鼎咨询的合伙人荣大聂(Daniel Rosen)说。

部分原因是中国国内在外债问题上观点不一。中国人民银行支持一定程度的债务减免，因为它认识到，无情地追讨外国欠下的每一分钱对一个渴望成为国际社会领袖的国家来说不体面。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对他们自己需要偿还所有债务时，政府却在帮助外国脱离困境的做法很反感，而中国领导层在这个敏感问题上会注意民众的情绪。

一些最大的中国放贷机构（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领导拒绝划减贷款的账面价值，因为他们关心的是自己资产负债表上的损失。他们担心划减一个国家的债务会开创一个代价高昂的先例。中国的体制对接受贷款损失有内在阻力，因为这被视为国有资产的损失。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杰里米·马克说，划减贷款的账面价值需要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中国向海外输出了其政府主导的贷款模式”，同样缺乏透明度，位于安大略省滑铁卢的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何兴强说道。“可以说，让中国改变做法不容易。”他还说，“我认为他们不会改变。”

中国放贷机构的最初目的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一带一路”项目为国内市场已经饱和的中国建筑公司和制造商提供了工作。中国发放的贷款也赢得了外国领导人的好感。但现在这些贷款变成了坏账，而放贷机构仍坚持要求全额偿还，这正在让中国的声誉受到损害。

说中国的放贷机构态度强硬，并不等于说它们试图迫使借贷者违约，以夺取他们的资产。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国务院曾指责中国搞“债务陷阱外交”，例子是斯里兰卡在拖欠了中国一笔贷款后，失去了对一个主要港口的控制权。但荣大聂说，这不是中国的工作方法。

 “任何金融机构通过贷款得到偿还赚的钱，都比它们不得不没收资产并想办法对其进行处理赚的多得多，”荣大聂说。就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言，它宁愿通过与地方政府谈判来获得港口使用权——就像它在东非的吉布提所做的那样——也不愿通过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来获得使用权，他说。

中国、法国和其他债权国目前正在就帮助乍得、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进行谈判。斯里兰卡也在关注之列，接下来是巴基斯坦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债务远远高于非洲贫穷国家的债务。人们的希望是，与赞比亚和其他国家达成成功的债务协议可成为其他债务国的模板。

不过，中国直到现在更经常采取的做法是根据各个债务国的情况单独处理，这让中国有能力追求本国的局部利益，而不是与其他债权人协调解决方案，荣大聂说。

“这是中国在加入到国际社会中来吗？”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雷迪克在谈到非洲债务问题的谈判时对英国《金融时报》说。“绝对不是。”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回复本文的置评请求。

债务问题越严重，中国面临的全面参与债务重组的压力就越大。7月13日，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在一篇没有直接点名批评中国的贷款做法，但很可能是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博文中写道：“大型放贷机构——无论是主权机构还是私人机构——都需要走上前来，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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