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解体 戈尔巴乔夫的悲剧（图）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张千帆：苏联转型失败，戈尔巴乔夫自己大权旁落，以至在世时亲眼目睹俄罗斯侵乌，这不仅是他的个人悲剧，也是俄、乌乃至整个世界的悲剧。

戈尔巴乔夫去世，除了西方政要发表唁电之外，世界似乎已经把他遗忘。俄罗斯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他，但在绝大多数人的记忆中，他是造成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对他津津乐道、评价甚高的反而是中国自由派。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对于他的主要功绩——促成前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的和平转型，怎么高度评价都不为过。至于后来转型失败，他自己大权旁落，以至在世的时候亲眼目睹俄罗斯侵略前加盟共和国乌克兰，这不仅是他的个人悲剧，也是俄罗斯、乌克兰乃至整个世界的悲剧。

我们喜欢戈尔巴乔夫，不仅因为他有改革的远见和魄力，而且因为他温文尔雅、廉洁克制。假如他能够继续主政，俄罗斯的转型之路很可能会走得更顺；说不定，他甚至能成为俄罗斯的华盛顿。但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自然也就不会有他这个前总书记什么事了。他未能力挽狂澜，也许是因为缺了叶利钦那股狠劲儿。实际上，他是夹在两个狠角色之间的弱者。造成苏联解体的“祸首”当然不是他，而是铤而走险的苏共强硬派。1991年的“8•19政变”极大地削弱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威——我还记得他恢复自由之后出镜时的尴尬样子——直接造成戈氏辞职、苏共解散，各加盟共和国独立浪潮汹涌澎湃，苏联解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假如苏共高层没有被顽固保守的强硬派绑架，或者戈尔巴乔夫自己能认真对待美国方面的情报并及时挫败政变阴谋，或者哪怕政变后仍能力挽狂澜，维持苏共并将其改造成宪政体制下的社会民主党，那么俄罗斯乃至世界的历史走向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不幸，历史没有假设。当时力挽狂澜的不是温文尔雅的戈尔巴乔夫，而是彪悍好战的叶利钦。和戈氏相比，叶利钦显然更有煽动力和战斗力；他也精准把握了时代的脉搏，不失时机地主导了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让世界史永久性翻过“苏联”这一页。但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这样一位政治强人的统治真的好吗？经历“休克疗法”之后，俄罗斯经济和人均寿命都急转直下，大量国有资产转移到寡头手中，成为政治腐败的温床。在四处弥漫的挫败感笼罩下，广大的莫斯科“大爷”、“大妈”无限缅怀前苏联的安定和荣光；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又成了最有效的春药，以至在入侵乌克兰半年之后深陷泥潭的今天，仍有绝对多数的俄罗斯人认为“特别军事行动”是正当的，而普京的支持率依然高居不下。

普京的民意胜利是建立在叶利钦的治国失败基础上，是他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俄罗斯经济，是他恢复了俄罗斯的安全与秩序；也是他，为放不下千年帝国梦的“大爷”、“大妈”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复兴牌伟哥。当然，他正是叶利钦为了掩盖腐败、安度晚年而刻意栽培的人选，而他一直在行使的不受控制的权力也是1993年叶利钦主持制定的超总统制宪法赋予的。这部宪法是在总统叶利钦和最高苏维埃之间争勇斗狠的产物。叶利钦基本上通过一场针对议会的军事政变，平息了国内反对派，并制定出一部大权独揽在自己手里的宪法。反对力量也许是保守的，总统也许代表了自由化改革的进步力量，但和议会制相比，总统制本身是有问题的。不幸的是，俄罗斯的总统—议会冲突不只是造就了一部总统制宪法，而且这部宪法赋予总统不受议会或任何力量制约的超级权力。对于俄罗斯这么一个民主根基薄弱的转型国家来说，一部超总统制宪法的后果可想而知。等权力传到普京手里，1993年宪法的恶果就充分体现出来了。事实上，超总统制宪法是许多中东欧“第三波”转型国家的共同特征，也诠释了这些国家转型失败的共同原因。

苏联解体是叶利钦们的理性选择，也是支持他们的西方国家之初衷。面对体量巨无霸的“北极熊”，不独西方国家的恐惧可以理解，中国也有理由感到恐惧。然而，体量毕竟是量而不是质；在解体和转型之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后者而非前者。一旦转型成功，体量再大也不可怕——美国、欧盟体量不够大吗？如果转型失败，体量再小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北朝鲜体量够小，又怎么样？这是康德早在1795年发表的《论永久和平》中即已阐明的道理。只有在成功构建社会契约的宪政民主国家里，才能实现永久和平；威权政体永远是国内和国际战乱的祸源，俄乌之战只是这一政治学通识的又一个注脚。苏联解体并没有帮助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而解体之后，俄罗斯的转型失败却令其成为当今世界和平的直接威胁。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苏联解体或已预示了俄罗斯及绝大多数中东欧与中亚国家日后的转型失败。

事实上，我一直支持大政体而非小政体——显然不是因为我支持“大一统”，也不单是因为恐惧前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出现的那种大规模种族仇杀，而是我相信国家规模几乎是地方多样性和自由度的代名词。中国和北朝鲜差在哪里？首先是规模。当然，体量大意味着惯性大、转型慢，但除了在昙花一现的极权统治登峰造极，中国的规模和地方多样性使之注定不会像北朝鲜那么极端。这个逻辑其实在美国立宪时代就已阐释得很清楚，代表作是麦迪逊的《联邦党文集》第十篇；这是为什么美国制宪者选择建立一个联邦大国，而非雅典城邦式的民主小国。这个逻辑不只是适用于共和民主政体，也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威权政体。

对于苏联这么巨无霸的体量，维持一个有效的联邦政体固然有难度，但这也恰好证明，苟能推行宪政民主、实行多党政治，体量本身不仅不可怕，而且是中央羸弱的标志。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成员的牵制下，俄罗斯不可能走得太远；更何况在维持名义统一的前提下，俄罗斯本身可以被分解为若干个和其它联邦成员平等的次级构成单元。这样不仅挽救了俄罗斯人的颜面，有利于化解其民族主义情绪，而且更重要的，能让一个族群和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更加自由。对于某些尚待转型的大国，转型与解体脱钩也有助于化解其对转型的恐惧和污名化。

往事不可追。戈尔巴乔夫的伟大在于启动了苏联转型，但他无力阻止苏联解体；叶利钦当然也有功，但转型在他手里失败了。对于俄罗斯这个数百年争勇斗狠的“战斗民族”，也许斗士叶利钦的胜利早在预料之中，也许谦谦君子“华盛顿”注定没有立足之地。但如果我只有一朵鲜花，我还是会献给戈尔巴乔夫。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