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冠清零遇到语言障碍:外国人在中国心理咨询需求“日益增加”(组图)
本文转载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在上海一间狭小但舒适的公寓里,英国人汉娜·赛克斯(Hannah Sykes)试图通过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来保持冷静。
一些上海居委会会安排人监控“红码”住户是否遵守防疫政策。
原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周末,除了一个小问题——她的健康码变红了。
汉娜表示,虽然没有被送到隔离酒店,但当地居委会要求她七天之内不能离开公寓,甚至派了一个昆明小哥坐在她的门外,确保她不会“违反规定”。
“我现在的状况很无语,”汉娜告诉ABC中文。
“即使我向他保证我不会出门,他还不愿意走开,因为他说也有人监督他。”
汉娜的居家隔离始于一场酒吧聚会。喜欢社交、热衷聚会的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中招”。
在她与一些朋友去酒吧消遣之后的第三天,汉娜和聚会上的朋友的健康密码都“变红了”。这意味着她成了新冠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汉娜在家隔离期间和居委会拍来管理秩序的员工成了朋友。(Supplied)
在经历过了上海之前的封城和当下的动态清零之后,汉娜发现自己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
她每天都在给不同的部门打电话,希望能找到愿意为“释放”她而提供担保的机构。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封,甚至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我是什么时候开始隔离的,”她沮丧地说。
她和朋友分享困扰,试图一起度过难关。但迫于语言上的隔阂,她一直没有办法获得专业的心理疏导。
外国人的心理咨询难题
封城期间,一位居民在一扇被封住的大门背后张望。(Reuters: Aly Song)
七年前,汉娜从英国移居到中国,并且从2014年开始在上海英国国际学校担任教师。
但是,她在熟练使用中文方面还有一定的挑战。她和小哥之间的交流靠的是简单的肢体语言和翻译软件进行的。
经过一番搜寻,汉娜发现原来上海有针对外国人的英语心理辅导热线,于是她拨通了咨询电话。
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西路上,专门为在中国讲英语的人群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的Lifeline中国为汉娜提供了帮助。
Lifeline中国的主任爱德华·邓(Edward Deng)告诉ABC中文,在四月份上海封城期间,拨打热线的人明显增加,大部分是出于孤独、家庭矛盾、担心被送入“方舱”以及忧虑隔离政策等原因。
“中国公众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日益增加。封控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邓先生说。
“我相信我们跟澳大利亚的Lifeline有着相同的社会责任...... 没有心理健康就不存在健康。”
上海今年多次陷入封城,大规模的快递延误、食品短缺和就医难题,导致当地的防疫措施一度陷入混乱,面临大规模的批评。
由于缺乏基本生活需求品,上海一些小区的居民和管理人员发生对峙,封锁也导曾致弱势群体陷入绝境,当地一家老年护理医院曾发生了多起院内老人死亡事件。
严厉的封城和清零措施引发上海居民在社媒提出大规模批评。作为中国第一大金融贸易中心,当地经济亦遭受重创。
作为一个非政府、完全由志愿者运作的心理疏导服务热线,Lifeline中国属于一个更加庞大的国际心理咨询热线机构——Lifeline 国际,该机构在澳大利亚也有分支。
他们为求助者提供匿名的支持服务,普及心理健康意识。
邓先生表示,在上海今年四月封城期间,许多志愿者发现自己也受到了隔离的影响,不得不调整机构的方式——离开办公室,改为在家为求助者提供服务。
“包括我们的志愿者在内,大家的情绪都更不稳定了。”
疫情引发的心理求助飙升
中国现在的“动态清零”政策还在限制着人员的流动,此前疫情和封锁措施让很多人出现了心理健康问题。(AP: Chen Si)
尽管中国已经从严格的封城改为采取“动态清零”的做法,但新冠疫情的爆发和清零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让居民感到困扰。
随之而来的是民众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需求量激增。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发现,上海心理健康咨询的电话数量增长迅速,网上对于相关话题的搜索也成倍增长。
除了Lifeline中国,为说英语的居民提供心理疏导服务的机构还有上海社区中心(Community Centre Shanghai,CCS)。
CCS通过举办社区和慈善活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提供专业心理辅导。
中国严格的新冠政策还没有松动迹象,一旦出现疫情,有病例的住宅小区会受到封锁。(Supplied)
CCS的心理咨询主任、来自美国马里兰州的皮特·罗杰斯(Pete Rogers)表示,寻求心理治疗的客户在增加。
“我们向来电的人提供一小时免费咨询。我这几天一直很忙。我刚打完一个电话,有一位女性因为封控焦虑症发作了,”罗杰斯说。
他发现,上海本地关注心理健康的意识正在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疫情和封控措施对心理造成的影响,这让他感到很欣慰。
“在上海封控期,我见识到我从未见过的‘战友’情谊,”他说。
“邻里之间互相帮助,通过信息共享、以物换物和资源共享来共同度过难期。”
负责看管“红码”隔离人士的人居住环境可能会非常恶劣。(Supplied)
对汉娜来说,尽管在昆明小哥的监视让她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但看到小哥在门外蹲着很辛苦,她也会善意地主动和他对话。
汉娜说,她问过小哥要不要热水,但只能用手指着水杯示意。还有一次,汉娜给小哥送了毯子。
当汉娜帮他买外卖的时候小伙子拒绝了,他说居委会已经安排了伙食。
这段奇妙的经历让汉娜和小哥靠着简单的交流成了朋友。她说,小伙子曾对监视汉娜表示过愧疚,还邀请她在解封后到自己的家乡昆明,愿意当汉娜的地陪。
“这位小哥第一次离开他的小镇来到大上海,就是为了坐在我的门外,”汉娜说。
本文转载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