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新出现的两个重要议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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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一是美国“再工业化”如何实现，路径等问题；另一个是美国在规范领域实现了新的突破，并在立法等规范领域力图获取某种主导权。

目前，美国在加速推动中美两国产业的某种“脱钩”。疫情导致中美经贸受阻，高关税显然尚未能对美国经济造成实际影响。经过这一尝试，美国已发现本国对中国依赖的阈值，即在传统的“外包—贸易”这一中美经济互动关系中，美国可以缓慢地将初级制造产业撤离中国。在此基础上，中国产业与经济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显露无疑。美国可以更加大胆激进地设计新的对华经济外交，或采取“威逼”策略迫使中国在众多商业规范上向美妥协。

目前，中美两国均在研究产业变迁对国际经贸和中美安全的影响。近期，有两个议题值得注意：一是美国的“再工业化”如何实现，路径等问题；另一个议题是美国在规范领域实现了新的突破，并在立法等规范领域力图获取某种主导权。

美国的再工业化是否可以实现？

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启的外包构成了全球化重要的开端。美国产业政策一直在外包以及“再工业化”之间徘徊。从奥巴马执政开始，美国联邦政府越发注重推动本国“再工业化”，而特朗普则不惜使用包括行政手段在内的措施对跨国公司实施威胁；拜登政府走出了一条不同以往的“再工业化”道路，即在对美国产业薄弱环节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有重点地弥补美国先进工业和制造业不足。这些手段包含了国会对特定产业的立法或政策规划，比如《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即“芯片法案”）以及新近10月7日，白宫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发布《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报告新版，该战略概述了发展经济、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等措施，都对特定的产业实施明确扶持。此外，还有拜登新近签署的《降低通胀法》。这些政府主导的对产业的扶持会构成新的“不对称”优势，会刺激其他国家的优质跨国公司转移到美国生产。美国利用立法和经济补贴等方法，可以较为轻松地收割一波全球化新“红利”，而在美国通过立法对战略性项目实施招商引资后，其“再工业化”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各大头部跨国公司都为了汲取优厚补贴福利，加大对美国的绿地投资。

锂电池、生物技术等产业是中国对美国少有的存在投资流量的产业。目前看，美国政府主要从五个方面应对中企投资：其一，由专职部门如CFIUS过滤具有“威胁性”的收购，总统对特定的投资亦可直接实施“预阻”。其二，通过立法更新或升级规范，夯实执法依据并实施威慑。通过立法，美力图实现中国投资的“规范化”，提升政府对不符合美国安全利益投资的“非法化”依据，以此契合美国安全利益。美国国内不断出现的国会立法升级，以及出台同样具备法律功能的总统行政令，正是中美直接投资规范缺失背景下，美方主导主控这一进程的政治动员。其三，与部分盟友联合限制中企特定投资，尤其针对中国具备优势的技术、产业，比如华为、中兴等。美国力图在国际市场、技术、人才方面阻碍中国“军民两用产业”的发展。其四，对特定投资实施打击或进行“长臂管辖”，批量制裁中国公司或个人，增强“威慑力”。其五，从拜登政府的长远设计看，中美在投资领域彻底“脱钩”的可能性不大，合作依然是主流。在全球投资市场，各国纷纷推动FDI自由化，加强对涉“军民两用技术”和“战略资产”等领域的外资约束与监管。中国对美投资在产业上受到压缩，只有契合美国“先进制造”方向的企业，在美投资才会相对顺畅，或者得到相应的基金补贴。

现在看，拜登已经为美国“再工业化”道路找到一条新的捷径，这将对全球直接投资市场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产业政策。在这个意义上看，美国可以实现其“再工业化”，但这种工业化并非是如特朗普采取的“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制造业回归，而是有的放矢，集中资本和政策力量推动并维持美国成为全球一流跨国公司的重要总部（或分支），使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齐聚美国。在看似要素自由流动的自由主义市场之下，美国很精妙地把自身的安全战略、竞争战略融入到国家的立法和资本政策杠杆中，有效地掩盖了美国的保护主义，这是美国的高明之处。

美国对全球政治经济的新干预信号——反全球腐败

2021年6月3日，拜登发表讲话指出：“腐败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公平，全球反贫困和求发展的努力，以及民主本身。但是，通过有效防范和打击腐败并展现透明与问责管理的好处，我们能够使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把握一个关键优势。”其实，环顾全球，美国是唯一把反腐败作为国家竞争优势的重点目标予以实践。

12月初，美国国务院发布《美国反腐败战略》，这将会是美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战略》将美国政府的反腐败努力定为五个相互巩固的支柱：

其一，美国政府反腐败努力的现代化、协调与资源。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全球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但要将腐败的威胁作为一项国家安全要务来对待，必须有更新的方针。这将包括：更好理解和应对腐败的跨国范畴，包括把针对腐败行为者及其网络的情报收集和分析定为重点。在整个联邦政府关键部门和机构中，将反腐败提升为跨部门工作重点，包括通过国务院、财政部和商务部以及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中的协调机构进行。增加执法资源和大力加强在情报机构和执法之间的信息共享等。

其二，遏止非法融资。腐败行为者和他们的帮手依赖美国和国际金融系统中的薄弱环节掩盖资产所有权信息，洗转其非法活动赃款。美国认为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有责任解决自身管理系统中的漏洞，并为盟国和伙伴也这样做而共同努力。方法包括：颁布实益拥有人信息透明规则，以帮助识别隐藏在不透明的公司结构体系背后的恶劣行为者。实施首创的针对与房地产交易最紧密者的规则，以揭示房地产何时被用于隐藏非法所获现金，或为犯罪赃款洗钱。与国会合作并在现行规定的范围内，使金融系统的某些守门人——包括律师、会计以及信托和公司服务供应商——更难以逃避审查。通过多边论坛、外交接触、执法合作，以及能力建设，与伙伴国家共同加强其反洗钱制度，以提高国际金融系统的透明度等。

其三，追究腐败者责任。美国政府在弥补规则漏洞和与伙伴及盟友一道这样做的同时，也将对那些执意从事腐败活动的人追究责任，方法包括：加强外交和发展工作，支持、捍卫和保护公民社会和媒体工作者，包括揭露腐败的调查性新闻工作者。启动一项新行动计划，使伙伴国家参与侦破海外行贿。成立追回被盗国家资产奖励项目，增进美国政府识别和追回在美国金融机构中的与外国政府腐败相关联的被盗资产。

其四，维护和加强多边防腐败构架。美国政府致力于加强国际反腐构架，其中包括多边行动计划，做出承诺，以及推动各国在反腐败领域取得切实进展的标准。美国将继续维护和加强这一关键构架，做法包括：与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G20）合作，在各个部长级轨道上落实强有力的透明和反腐措施。建立和发展可靠、有效和有承受力的安全机构，打击在金融、采购以及人力资源功能领域内的腐败等。

其五，增进外交接触和运用对外援助资源达到反腐政策的目标。外交接触和对外援助，包括安全援助，对美国反腐败努力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努力并举，可以有力提高伙伴政府打击腐败的能力和决心，并支持公民社会和有关方面的宣传和行动。为确保援助资金不被无意中用于支持腐败行为者，美国将改进风险管理程序，并且更好地了解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态关系。美国将为此扩大和增进努力，方法包括：将反腐败提升为美国外交工作中的一个重点。审视和重新评估政府对政府援助的衡量标准，包括在透明和问责方面等。

现实看，这是美国对全球反腐败战略的一个系统综合性的阐述。长期以来，反腐败并非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美国甚至在二战后基于实用主义多次纵容非洲和东南亚“腐败”军事寡头政权。但当全球化目前酝酿的政商关系不大符合美国利益之际，系统性的反商业腐败就是一把可在美国国家权力加持下攻无不克的“利刃”，可能刺向任何跨国公司或政府集团，这远比此前打击法国的阿尔斯通（美国司法部指控皮耶鲁齐涉嫌商业贿赂，并对阿尔斯通处以7.72亿美元罚款，阿尔斯通的电力业务最终被行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收购）、东芝、中兴、华为要更具有威慑性和打击力。美国司法部门可以采取措施迅速地将目标公司陷入困境，甚至拖入“绝境”。《战略》明确了美国力求成为全球政商关系的“裁判员”兼“检察官”，这将超越传统的“长臂管辖”。往后，无论交易是否涉及美元，只要跨国公司存在洗钱、不透明、支持独裁国家、挪用特定款项等，那就可能会面临美国执法力量的打击。

在这里，美国看似占据了国际道德和司法高地。美国预备实施新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动员，不仅是重新实施价值观外交，还需将“惩戒”和“威胁”以及后果明确写入美国主导的新的“全球反腐”规范。这种对他国政商关系解构的自由裁量权是美国新的价值追求、竞争优势设计和权利的彰显。因为过往的全球政商关系中，充斥着美国政府所认为的“腐败”，而这一切均可能成为美国的调查对象。

这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斯勒宣称“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宣布在2022年能够对总部设在中国和香港、在PCAOB注册的公共会计师事务所的发行人审计业务进行完整检查和调查。这标志着中国政府首次准许按符合美国标准进行完整检查和调查，这是《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要求。”这意味着美国叩开了中国长期捍卫的“敏感数据”（审计底稿）这一扇大门。中美在间接投资市场的博弈最终以中国妥协告终。因为中国无法承担众多一流企业在美被强制退市的后果，毕竟，本质上中国跨国公司赴美上市需要赚取的就是美元。

中国要看到，美国政治精英的视野和战略运筹能力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全球化路径，并在设计下一波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控制全球领导权的新规范制定。美国的“再工业化”其重点已经出现了明显转向，重铸美国作为“工业之巅”的前景很大可能会实现；在对外关系上，美国已经升级其传统的人权、自由等理念，趋向在全球工业文明的新环境下推动全球政商关系转变，塑造新的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官”角色。美国的强势规则以及中美日渐难以逆转的依赖关系，使中国如果不主动对接新一轮的技术治理浪潮、进一步推动商业规范变革，推动技术革新，实现某种对美权力进行对冲的“筑底战略”，那就可能要被动地接受美国的规范，否则更多的“中兴”“华为”故事依然会上演，这不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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