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广东电视台澳籍主播大哈认为自己曾被找上做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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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成名的澳大利亚人哈里·哈丁在中国官方媒体担任了一份享有声望的工作。但如今，他认为自己曾经被人找上为他们做间谍工作。

调查报道组 Echo Hui, Tom Canetti 和 Josh Robertson 独家报道

2021年10月，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又称大哈，Hazza）走进中国广州的一家星巴克，四顾找寻一位名叫“Susan”的女人。他前去是为了探讨一个新的商业机会。

她通过微信与他联系上，解释说她来自上海的一家咨询公司，后来澄清是一所智库，并希望大哈为她的“客户”撰写文章。

大哈在广州很有名气，他在那里一夜之间成为了流行音乐明星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他的高知名度意味着他经常有被邀请主持活动、慈善陈列和接洽其他自由职业的机会。

从他和她的通信中，大哈觉得“Susan”应该是一位专业人士，能说流利的英语。

他回忆说，当他到了后，惊讶地发现“Susan”身边还有一位男子。两人都很年轻，只说中文普通话，大哈认为他们“看起来像大学生”。

一个叫“Susan”的人发短信告诉Hazza，她从“Matt”那里得到了他的联系方式。Hazza说他所认识的Matt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WeChat: Supplied

在大哈对这次会面的描述中，“Susan”给他看了一个网站，上面有她希望他提供的那种报道。

该网站名为 《东方新观察》（New  Eastern  Outlook），是一个与俄罗斯某智库有关联的地缘政治期刊。2022年三月，美国政府将该智库列为克里姆林宫外国情报机构的一部分，并称其宣传虚假信息和阴谋论。

澳大利亚政府也在美国采取行动的两个月后制裁了该网站。

大哈说，该网站“非常反西方”，充满了“宣传式的、充满仇恨的内容”。

当大哈拒绝了他们一开始的提议时，谈话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转折。

“他们问我是否有家人或朋友在澳大利亚国防军中，”大哈说。

“他们问我在澳大利亚的政界认识谁。

“基本上，他们向我提出的建议是，我将利用我作为记者和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身份与澳大利亚的政治家和澳大利亚的高知名度人士接触。

“我将询问他们给我的某些话题，以电视、广播或出版物的采访为幌子寻找信息。”

哈里·哈丁（右）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唯一外国主持人。 Supplied

大哈说，“Susan”提出为每份报道支付高达5000澳元的报酬，并补充说这些文章可以不发表。

她向他保证，已经有其他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为他们工作，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因此遇到麻烦。

会面结束时，这两人给了大哈一个购物袋作为礼物，里面有迪奥钱包和古龙水。

他说，他们一走开，他就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大哈回到工作岗位，并说服自己相信这次会面并不阴险。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他回到澳大利亚后发生的事件而改变，那些事件将他的这次会面置于一个全新的背景之下。

今年4月14日悉尼男子亚历山大·切戈（Alexander Csergo）被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逮捕并被指控违反外国干涉法时，大哈已经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就他与“Susan”的会面进行了联系。

情况与大哈本人的经历惊人地相似：警方称切戈被自称来自上海一家智库的外国特工找上要求为他们收集情报，于是切戈就同意为他们写报道换取现金酬劳。

亚历山大·切尔戈是第一个被指控违反外国干预法澳大利亚人。 Supplied: AFP

当Hazza在昆士兰家中听到这个消息时，他说他的“心一下子吊起来了”。他给澳大利亚间谍机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ASIO）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全国安全热线打电话，告诉他们“Susan”找上他的经历。

他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他最初担心自己“对这些人有成见”，“过度多疑了”。

“当我打电话给全国安全热线时，我重复了这句话，他们说：’不，绝对没有，你的担心绝对有道理。”

从乡村男孩到明星

在他居住在中国南方大都市广州的十年里，大哈作为国有媒体广东广播电视台（GRT）唯一的外国主持人，积累了大量的粉丝。

这座城市与他成长的昆士兰农村小镇有着天壤之别，他自称成长时期就是一位喜爱中国的人士。

他把对中国的欣赏归功于他的母亲，因为母亲在家里收藏了大量的中国古董。

哈丁16岁时第一次以参加学校组织的出国旅行曾去过中国。他在大学毕业后又一次到了中国，并出了名。 ABC News: Jack Fisher

大哈于2012年在广州成名，当时他发布了一首名为《Let Go》的歌曲，这是一首用发音标准的普通话演唱的分手民谣，在当地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大哈开始定期主持澳中事务节目，他说当时两国的关系 “正处于迅猛发展阶段”。

他会见了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和陆克文，并采访了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以及40多位外国官员和外交官。

他也是极少数能够接触到中国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中央管理大楼——的未经审查的录像的人。

“这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我爱上了新闻工作，”他说。

“我只是喜欢能够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去探索广州和广东，因为作为一个记者，你可以走到人们面前问问题，而这不是一种打扰。”

哈丁的音乐和新闻工作在中国都获过奖项。 YouTube: Harry Harding 哈丁在其职业生涯中采访了知名的、有影响力的政界人物。 Supplied

“像你这样的外国朋友可以帮助我们”

大哈现在怀疑与“Susan”的遭遇并不是唯一一次有人试图利用他的高知名度和对中国的热爱来达到外国干涉的目的。

当2020年初新冠爆发时，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与他在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同事一起共渡时艰，说“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你不能抛下你的朋友”。

那年三月——即在星巴克会面一年半之前——大哈说他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政府官员的电话，该名男子说自己与中国公安局关系密切。

这名男子一整天都在用三个不同的号码给大哈打电话。他们简短的对话显示，这名男子很明显可以接触到大哈的个人信息，这些个人信息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些细节。

“第一通电话让我非常震惊，”大哈说，“他知道我的地址、我的电话号码以及我和谁住在一起。”

哈丁说，他留在广州是为了能够为外籍人士提供可靠的新闻来源。 AP: Mark Schiefelbein

这名神秘男子希望得到 可以帮助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中国友人”的帮助。

“我想征求你的意见，”他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调查部看到的一条短信中说。

“虽然中国已经发展得很好，但它在国际舞台上仍然没有声音，而且很容易受到偏见和成见的影响。我们希望像你这样的外国朋友能够帮助我们。”

在这些信息中，该男子声称他为广东省政府工作，但说他也是三个协会的主任。他给Hazza发了自己的名片。

ABC调查部已经证实，这些协会隶属于统战部（UFWD），统战部是中国的对外影响部门，曾卷入涉及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几桩外国干涉丑闻中。

该男子担任主任的其中一个协会由广东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管理和资助，该委员会是统战部在省一级的一个单位。

另外两个是青年协会，由统战部控制。

这名神秘男子给哈丁发短信说，他尊重哈丁选择留在广州。 China News Services: Chen Jimin via Getty Images

这名男子想见面。大哈对这通谈话的语气感到不安，于是礼貌地拒绝了，并要求停止与其联系。

当ABC打电话给该男子，问他是否在2020年联系过大哈以寻求帮助时，他回答说“没有”，然后挂断了电话。

无法联系到中国统战部对此事作出回应。

在这次接触后不久，大哈对中国的兴趣使他陷入了一场公开的争议。

2020年11月，大哈在推特上说他“为自己是澳大利亚人而感到羞耻”，当时澳大利亚对被指控在阿富汗犯有战争罪行一事的处理上遭到一些批评。

他是在一个帖子下面发表这一评论的，这个帖子包括了一张经过篡改的照片，照片上一名澳大利亚士兵正在割断一名儿童的喉咙。

不久之后，他公开支持一位就战争罪指控批评澳大利亚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在他的言论遭到愤怒的反击后，大哈在他的YouTube频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他在视频中澄清道： “我是一名爱国的澳大利亚人，我爱我的国家。”

间谍的点评

ABC调查部向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官员约翰·塞弗（John Sipher）介绍了大哈这段故事的各种细节。

他说，与“Susuan”的遭遇是一例“典型间谍手法”。

塞弗说，世界各地的情报机构，包括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会在正常商业活动的掩护下”招募潜在的消息来源，“但[这]往往很快就变成了间谍活动”。

他说：“这是所有部门都会做的事情，我们西方国家也是如此。”

塞弗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秘密局的成员，该局负责协调该间谍机构的全球活动，他曾在亚洲和欧洲包括俄罗斯任职。

约翰·塞弗在为美国中情局工作的30年中，曾被派往亚洲和欧洲，包括莫斯科。 Supplied: John Sipher

塞弗说，近年来，中国在积极扩大其外国情报收集行动。 Supplied: Atlantic Council

他说，这个自称“Susuan”的女人显得很笨拙。

塞弗说，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该女子的迫切渴望，尤其是在通过社交媒体与大哈建立联系仅九天后就愿意坐飞机过去与大哈见面。

他说，这听起来也像是她过早地向他提供了钱。

“你需要做的是，如果你试图招募一个消息来源，你要试图说服这个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并不是什么大事，”塞弗说。

“然后，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付给他们更多的钱，他们写出更多的信息，你对他们施加更多一点压力来得到更敏感的东西。

“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最终将某人带过红线。因此，最终他们是在做间谍活动，而一开始他们没有。”

当ABC调查部联系这位名叫“Susuan”的女士时，她没有接听电话。

ABC调查部和《七点半》时事节目联系了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以核实大哈是否与他们联系过。两个机构都拒绝置评。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的一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外国行为人或他们的代理人正在寻求信息，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利用或要求澳大利亚人采取秘密或欺骗性的行动，那就很有可能是在实施刑事犯罪。

间谍手段的“棘手”问题

自从拨打全国安全热线以来，大哈一直在担心公众会如何看待自己和其他在中国的澳大利亚侨民。

“我担心澳大利亚人会对像我这样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产生怀疑，”他说。

“我想让澳大利亚人知道，绝大多数在中国生活、工作或学习的澳大利亚人都在正直和诚实地开展他们的业务和生活。”

现年32岁的哈丁已经返回澳大利亚，在中国工作了十年之后，淡出了公众视线。 ABC News: Michael Lloyd

塞弗说，近年来，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中国的情报工作急剧增加。

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法院经手了几十起中国间谍案。

他警告说，“无辜的人有可能被卷入其中，两边都是如此”，中国侨民可能被胁迫成为外国资产。

塞弗称这是一个 “棘手的问题”。

“我们的政府需要尽其所能教育公众，并尽量对他们开诚布公、坦诚相待，”他说。

“我认为澳大利亚必须建立一个系统，让公民个人不会认为，只要与中国人[人]打交道，他们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去年11月，大哈回到澳大利亚，攻读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回家后，他把这两次遭遇告诉了他的父母。

“他只是正好在那个位置，他们已经联系了他，希望他可能成为实现他们目的的工具或载体，”他的母亲黛博拉（Deborah）说。

“这可能是灾难性的，取决于哈里做出什么举动。”

哈丁的父母黛博拉（左）和格雷姆（右）说，他们的儿子总是“很含蓄委婉”。 ABC News: Michael Lloyd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件，大哈说澳大利亚人不应该害怕与世界接触。

“我认为澳大利亚人走向世界是一种优势。他们与世界打交道，了解世界，然后回到澳大利亚，与大家分享这些知识，”他说。

“但是，如果我们创造了这样一种文化，即每个人都互相猜疑，[害怕]走出去与人见面、与人交谈、交换意见，我认为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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