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我的朋友或保镖”：澳洲LGBT外交官讲述和伴侣隐“性”埋名的故事（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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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前驻日本大使布鲁斯·米勒（Bruce Miller）用“好坏参半”来形容他在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DFAT）的职业生涯。

作为一名男同性恋者，他在80年代加入外交贸易部，并在海外服务了18年。

“在堪培拉和东京，我记得自己不得不听着来自同事的玩笑，来自澳大利亚的男人站在一边，嘲笑男同性恋，”米勒先生说。

米勒先生表示，自己最糟糕的一次经历发生在一位澳大利亚前内阁高级部长赴日访问期间，这名部长“觉得取笑大使馆里的男同性恋特别有意思”。

“回想起来的时候，我对这件事非常生气，但当时你只能接受它，把它当作工作的一部分。”

上周面世的新书《起舞吧：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LGBTIQ 工作人员的历史》（ Let's Dance: A History of LGBTIQ Staff in the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记录这些LGBTQIA+工作人员的故事和奋斗历程。

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出席了新书发布会，她表示这本书显示了对于像DFAT这样的机构而言，多元性有多么重要。

“因此，外交政策源于我们是谁。

“加入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的人都热衷于延续澳大利亚富有创意和雄心壮志的外交政策传统。

“但如果要做到有创意、有胆识，大家就需要得到机构和同事的支持。”

本书作者是前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外交官朗达·皮戈特（Rhonda Piggott），在巴西、瑞士和比利时任职期间，她曾参与一系列政策和贸易谈判。

皮戈特女士采访了70多人，其中包括前任、现任外交官及其他来自LGBTQIA+背景的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工作人员，他们分享了自己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经历。

皮戈特女士表示，这些故事不仅与DFAT的内部人士相关，还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相关，透过这些故事，人们可以借以反思社会对LGBTQIA+群体态度的演变。

从50年代至今的旅程

澳大利亚直到20世纪70年代各州才开始将男同性恋关系从刑事犯罪中除名。

当LGBTQIA+人士在社会上遭受着严重歧视时，DFAT中的工作人员和外交官也在代表澳大利亚时面临着巨大压力。

皮戈特女士在书中回忆道，有年轻的工作人员在50年代因涉嫌同性恋而受到资深同事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AFP）前身机构的调查。

与此同时，有同性伴侣的员工则被认定为“确认单身者”。

“一些‘确认单身者’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放在一边，专注事业，直到退休后才曝光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让之前的同事们大吃一惊，”皮戈特女士写道。

“通常，LGBTQIA+工作人员会向同事隐瞒自己的性取向，实则过着双重生活......”

皮戈特女士在书中透露，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观念开始转变后，DFAT对LGBTQIA+工作人员的接纳才开始。

然而皮戈特女士表示，在她20世纪80年代加入DFAT 时，挑战和歧视依旧存在。

“你白天上班就跟在澳大利亚一样。但当你回家时，你仍是一名代表着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外交官，”她告诉ABC。

“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有一些同事选择不跟我说话，这些人来自其他大使馆，[我的身份]让他们觉得不自在。

“这也意味着我失去和他们的联系途径，这影响了我的工作。”

伴侣成为“私人支出”

作为外交官，皮戈特女士工作了30多年，她在DFAT倡导LGBTQIA+的权利也贯穿了她的职业生涯。

对她和她的伴侣苏珊·德弗罗（Susan Devereux）而言，其中一个主要障碍是所有 LGBTQIA+工作人员都被视为“单身无伴侣”。

这意味着在跨国工作中，她只能将伴侣当作“私人支出”。

“他们必须持旅游签证入境，然后每隔六个月、三个月或在旅游签证的任何限制期限内离开东道国，前往另一个国家，拿到另一个旅游签证，然后再回来，”她说。

签证挑战等问题让皮戈特女士怀疑自己是否能从事有意义的外交官职业。

1994 年，在LGBTQIA+员工的推动下，DFAT经历了企业谈判（enterprise bargaining），该部门随后开始承认同性伴侣，并为他们签发外交护照。

但这并不意味着歧视和微暴力（microaggression）的消失。

对于米勒先生来说，他的伴侣石泽御夫（Mikio Ishizawa）不得不继续“活在阴影下”，这让他感到沮丧。

“我们不得不经常解释，他不是我的一个朋友或保镖，他是我的伴侣。”

“需要处理的问题”

皮戈特女士表示，尽管DFAT开始对LGBTQIA+工作人员“一视同仁”，但这同时意味着“在差异出现时”他们也会对此缺乏了解。

她表示，这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DFAT对艾滋病疫情的处理过程中尤为突出，同性恋者在当时普遍受到侮辱和误解。

皮戈特女士发现，DFAT内部对同性恋同事的支持有限，尤其是男同性恋员工，而LGBTQIA+社区以外的员工则经常收到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

“[他们]担心与男同性恋同事共事会感染艾滋病，”他说。

“这种情况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纠正。”

米勒先生说，当时外交和贸易部的总体方针“不是如何支持员工”。

“我们被看作需要管理的问题，而不是需要珍惜和利用的财富。”

皮戈特女士表示，尽管如今DFAT的LGBTQIA+工作人员有了更多表达自我的空间，但仍有更多工作要做。

她说，“持续存在的问题”之一是跨性别员工的能见度。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机构，广泛来看，所有外交部门都是如此，”她说。

皮戈特女士说，她在2018年退休后开始撰写这本由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出版的书，当时她意识到部门里很多年轻员工“对过去的事情一无所知”。

她说，这本书的目的是记录“之前发生的事情"，因为这“有助于了解可能的未来”。

DFAT发言人表示，他们与皮戈特女士密切合作，帮助完成了此书，他们表示该项目是“一个反思曾经的成功，并从过去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机会”，他们对此表示欢迎。

他们表示，如今的外交与贸易部是一个安全且相互尊重的工作场所，提供了“寻求支持、报告和解决LGBTQIA+工作人员面临的歧视或骚扰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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