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花滑女神“性侵”15岁师弟·,背后真相藏不住了(组图)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关乎性,除了性以外,性关乎权力
——美剧《纸牌屋》
丑闻
一起重大丑闻,横扫韩国花滑界。
据韩媒报道,韩国花滑运动员在意大利集训期间,19岁的花滑女运动员李海仁与20岁的花滑女运动员刘永在酒店内饮酒,可能是喝得比较尽兴,趁酒兴叫来了未满16岁的师弟徐玟圭。
徐玟圭入门后,李海仁对师弟进行了“性侵”。
刘永则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用设备拍下了相关过程,并在事后发送给徐玟圭,威胁他保密。
事发后,徐玟圭的父母举报李海仁,掀翻了盖子。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将性侵两个字加了引号。因此事真相似乎并未盖棺论定,有几分“罗生门”的意味。
李海仁表示,这位叫徐玟圭的师弟是她高中时交往的男朋友,因遭到父母反对而分手,双方在集训时重逢,旧情复燃,所以复合了。
李海仁对自己集训期间喝酒懊悔不已,但强调并未性侵徐玟圭。
她竭力想辩护,徐玟圭是自愿的,不是被迫的。
然而,韩国性同意的年龄是16周岁,徐玟圭是2008年10月出生,距离16周岁还差几个月,无论他是否自愿,都难以改变事情的性质。
李海仁曾在花滑世锦赛夺得银牌,加之容貌甜美,被韩国民众当作女神追捧,称其为“金妍儿接班人”。
韩国花样滑冰一姐李海仁
这位“花滑女神”已经陷入风口浪尖,面临“”塌方”。
韩国冰协召开会议,针对两名女运动员在集训期间酗酒及其他不当行为,判罚李海仁禁赛3年,刘永禁赛1年,而她们的师弟徐玟圭擅入女运动员房间,同样违反了规定,须接受批评教育,主教练因疏于管理,被停职三个月。
这个判罚将会影响到两名花滑女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尤其是被禁赛3年的李海仁,意味着她将无法参加2026年米兰冬奥会。
剥削
这起新闻轰动韩国,源自其中的“反差感”。
长相甜美、气质出众的韩国花滑女运动员,竟然酒后侵犯自己年轻的师弟,还有第三人在场围观,另一位女运动员还强行拍下了照片。
这显然超出了“小情侣你情我愿”的范围,更像是两位师姐喝酒后,为了寻欢作乐,“召来”了一个同门小师弟作陪取乐。
在这个场景中,两位师姐是权力高高在上的支配者,“小师弟”徐玟圭扮演的,则是一个“应召牛郎”角色,要负责满足师姐的欲望。
这个反差场景,打破了传统的性别叙事,却折射出了韩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韩国社会等级森严,极其重视长幼之分,有着特色鲜明的“前辈文化”。
韩国孩子面对前辈,要遵守各种礼仪,见到年龄接近的前辈应要主动停下来微笑问好,如果是年龄比较大的前辈,要鞠躬90度问好。
同学聚餐时,后辈不允许迟到,要先让前辈都选好位子才能自己坐,要帮前辈摆碟子筷子、递东西、烤肉,与前辈喝酒时,要侧身回头再到旁边喝。
如果你面对前辈“失礼”了,不仅会遭到批评和孤立,还会被前辈“教训”。
严格的社会等级,必然导致等级间的压迫与剥削,这导致韩国的霸凌现象极其严重。
在学校里学长的霸凌,在军队里老兵的霸凌,在职场里老员工的霸凌,无处不在,而韩国体育的霸凌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而“被霸凌者”在变成前辈后,又会毫不犹豫的去霸凌新人,来修补自己被霸凌过的心灵创伤。
而霸凌的重灾区,就是性剥削。
据SBS报道,韩国短道速滑名将沈锡希,就遭到国家队教练赵载范多达30次性侵。
沈锡希(中)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
此前,赵载范就因殴打沈锡希被判处1年6个月有期徒刑,2021年,赵载范因为性侵罪再获10年6个月有期徒刑。
这种霸凌,在韩国代代传承。
据《韩国日报》报道,殴打运动员是赵载范长期惯用的“训练方式”,沿袭自他的老师——全明奎。
而沈锡希作为性侵受害人,“多年媳妇熬成婆”之后,也迅速变身为霸凌者。
平昌冬奥会时,沈锡希与教练的聊天记录曝光:沈锡希不仅辱骂、诋毁、非法窃听队友,还与教练合谋在比赛中故意冲撞队友崔敏静。
此外,据韩国《京乡新闻》报道,为了保证沈锡希夺金,韩国国家队内部至少2次要求其他选手充当“领跑人”,故意输给沈锡希。
当韩国N号房事件爆发后,韩国最高检察院将其定性为“性剥削”:
凡滥用对方的弱势地位、权力差异而施加影响力,从而满足性要求;与未成年人发生关系,强行拍摄或持有对方隐私视频,都属于性剥削。
即使徐玟圭真的是李海仁“前任”,也难以掩盖这一事件中的“性剥削”本质。
这是N号房的反转版本。
别忘了,N号房事件中,也有大量的“情侣、夫妻”,以及所谓的“同意”。
诡异
韩国是个诡异的国家,前后长着两张面孔。
一方面,是性文化泛滥,另一方面,是生育率低下。
前两年,有个吸引眼球的新闻,在韩国汉江里检测出了伟哥及大量催情药物超标,同时曝出20家主要韩国药企,每年治疗阳痿的药物销售额达到1576亿韩元。
有份十多年前的数据,2011年,《日本时报》调查显示,韩国男性在色情行业的人均消费为527美元,远超日本的370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日本位列第二,韩国则高居榜首,甚至创造出每年性交易达14万亿韩元的记录。
韩国疾控中心统计,韩国淋病患者数量在迅速增长,2010年仅有1816例,2018年则增长到了2361例。
有专家认为,韩国年轻人私生活过于开放,交友软件风行,令人们更容易与异性接触。
疫情之后,韩国色情业越加红火,红灯区的买春场所“玻璃房”往往营业至凌晨。
色情行业因来钱快,吸引了不少韩国女性加入其中,2008年的韩国小姐季军金熙京,因被曝出大学时曾在“亲吻屋”兼职,还曾拍摄过不雅照,最终被取消了评选资格。
韩国色情业除了为男性提供服务,也不乏为有需要的女性提供服务的“牛郎”。
前几年韩国闹的沸沸扬扬的朴槿惠“闺蜜干政门”,朴槿惠的闺蜜崔顺实就经常光顾牛郎店。
崔顺实有个叫高永泰的牛郎情人,曾是韩国前击剑手,相貌英俊,肌肉发达,曾以国手身份,夺得曼谷亚运会击剑金牌,退役后成为首尔江南区某夜店的“金牌牛郎”,化名“敏宇”,专门服务出手阔绰的富婆,陪她们聊天唠嗑乃至提供性服务。
在性文化泛滥的同时,韩国的生育率已多年世界倒数第一。
2023年12月,《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韩国正在消失吗?》
文章中说,2018年,韩国每名妇女生育不到1个孩子,疫情后降低到0.8,而从2023年第二、三季度来看,已经降低到0.7。
而长期虹吸韩国资源,房价排名全球前五的首尔,人口也已经连续12年下跌。
要知道。为了挽救出生率,韩国已经够拼了。生育补贴,育儿假,多子女的公务员在晋升时加分。
然而,韩国年轻人似乎铁了心——就是不生。
《纽约时报》甚至认为,韩国的人口崩塌趋势,正在超过14世纪的黑死病——让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的超级大瘟疫。
这揭示了韩国“性文化泛滥”背后的本质:
只要今夜的的醉生梦死,不要明天。
糟粕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曼森访问韩国,寻找韩国这个国家强大的根源,最终,他给出了这么个结论:
全世界最抑郁的国家。
曼森认为,韩国吸取了两大文化的糟粕,一个是儒家文化,一个是资本主义,它是一个集两大糟粕于一身的国家。
儒家文化的糟粕,在于等级观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韩国等级观念极其严重,并且遍布全社会。
资本主义的糟粕,在于物欲横流,人人都在欲望中竞赛,只想向上爬,弱肉强食,赢家通吃。
在曼森看来,两大糟粕的结合,形成了韩国的病态社交文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爬上更高等级,就能赢家通吃,这让每个人一方面竭力维护这套等级秩序,却又无法停下向上爬的脚步。
可是,向上爬的过程又太痛苦了,扭曲了整个社会的认知。
《愤怒的数字:韩国隐藏的不平等报告书》指出,韩国青少年幸福感连续位居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游。除了排列世界前茅的学习时间之外,他们生存在一个“不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就一定会死”的大环境里。从一出生开始,大部分人就被推进了一场生存竞赛的漩涡之中。
在这种环境下,“性剥削”就有了双重含义。
剥削的背后是权力,性的面孔是欢乐,当权力与欢乐联合起来,剥削者高高在上,赢家通吃,这是生存竞赛的终点。
同时,欢乐还是麻醉剂,给了生存竞赛中的人醉生梦死的喘息机会,也成了社会矛盾的润滑剂。
性剥削中的压迫者,可以尽情享受权力的狂欢,被压迫者忍辱负重,等到一夜翻身,又会毫不犹豫的去剥削新人,来修补自己被剥削过的心灵创伤。
这也是花滑女运动员“性侵”15岁师弟背后,折射出的韩国社会背后的残酷一面。
历史
尽管《纽约时报》和马克.曼森的批评十分尖锐,却未免有些厚颜。
因为,美国正是韩国“性剥削”文化最重要的输入者。
如果我们回望韩国经济起飞伊始到如今性欲望横流的过程,会发现两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第一个历史节点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1953年,联合国一个调查机构发布数据,驻韩美军基地附近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妇女与美国士兵进行过性交易,人数达30万之多。
朴正熙上台后不久,韩国官僚呈递上一份报告:“目前,我国最容易留住的外国游客就是联合国军,因此政府有必要大力推进‘妓女合法化’”。
对上位者的献媚和迎合,构成了韩国“事大主义”的历史,为了满足占领者的欲望,构成了韩国举国遭遇“性剥削”的历史。
在之后的18年里,朴正熙铁腕治国,韩国经济高速增长,史称汉江奇迹,性产业也随之一起繁荣。
此为韩国的“性剥削”第一个历史节点,其传承也长久延续。
第二个历史节点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即全斗焕当权期间,彼时,韩国学生与工人的抗议运动此起彼伏,发生了100多起示威者自杀事件。
光州事件之后,为了应对那些愤怒的韩国青年,将他们的精力转向别处,全斗焕政府推出了3S政策。
所谓3S政策,第一个S是sport(体育),第二个S是Screen(银幕),第三个S是Sex(性)。全斗焕政府的目的,是通过这三个S尤其是第三个S,将韩国年轻男性的荷尔蒙释放殆尽。
为此,全斗焕政府放宽了对情色电影的审查,1980年代的韩国,情色片、伦理片大行其道,电影院生意兴隆。
当时的韩国大学生处在一种极为怪异的生活状态,白天的时候,他们向全斗焕政府投掷石块,到了晚上,则猫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流着口水观看《年轻的嫂子》《酒店女招待》这样的廉价色情片。
全斗焕政府的目的,是久而久之,让这些韩国青年就完全沦陷在肉欲的快乐中无法自拔,从而忘记当时韩国的社会问题。
然而,社会问题不会真的消失,也不会被遗忘,它只会以另一种方式来呈现。
毕竟,所谓的狂欢,未必是真实的渴望,人们总有一天会想起来,自己被剥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