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辍学童工到香港博士， 一个底层女孩的十年攀爬（组图）

‍一个出生底层的女孩，用十年时间，可以怎样改写命运？

本文主人公的故事经历，被誉为中国版“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13岁辍学打工，自考上北大，再到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凭借聪明、努力以及不放弃自我的信念，一步步迈向更大的世界。更难得的是，她对阶层差异、成长动力、以及教育意义也有自己的思考。

一个出身底层的女孩，该如何突破枷锁，不断向上攀爬，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从大山沟里走出来的河北女孩小小呈现了一种底层突围的可能性。她在人生的最初十多年里，接连经历了一连串足以压垮任何人的重大变故：

四五岁时生母离开家里、八九岁被继母虐待、十三岁辍学打工、十六岁父亲车祸去世，她形容这个时期的自己像一头被命运推着走的骆驼，意识不到也没有能力争取想要的东西。

从十八岁开始，小小不断提升学历，自考北大心理学本科、南下深圳找到了第一份月薪上万的工作、入读香港理工大学设计专业硕士，并成功申请到名师的博士名额，去芬兰阿尔托大学做访问学者。

她凭借聪明、努力以及不放弃自我的信念，一步步迈向了更大的世界。

世俗标准下，小小摆脱了父辈干体力活的桎梏，顺利拿到了名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精神意义上，她引用尼采的哲学理念描述这个历程：从骆驼变成不断扑向一个个目标的狮子，再回归到求知若渴的赤子。

今年3月底，小小结束芬兰为期8个月的访问回到深圳，5月份，她的自传《小小浮浪人》出版，小小是她的笔名，浮浪是她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描述。

《小小浮浪人》

书中记载了小小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7月末，我们和小小通过视频通话聊了聊。以下根据她的讲述及书稿内容整理。

一、穷山沟里的日与夜

我是小小，今年30岁，出生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下面一个穷山沟。

在我四五岁时，生母就离开这个家了，当时父亲在北京打工，回家时看见屋子里出现了另一个男人，父亲和母亲从屋子里一直缠打到外面的小路上。

父亲手里提着菜刀，几乎把母亲的厚底塑料拖鞋砍断。周围的邻居们在尖叫，我看着这些大人的下巴，灵魂就像出了窍。

之后，父亲把我带到北京，在丰台区西道口租了一间小房子，里面有一张炕、一个灶台和一个柜子。他每天早出晚归去打工，回来时头发、睫毛和脸上都是土，衣服也布满灰尘。

当时我只有六七岁，我们住的房子没有自来水，距离打水的地方有几百米，又瘦又矮的我，每天拎起像汽油桶那样大的一桶水到家，生火烧炕烧热水，这样父亲回家后就可以休息了。

因为打水的地方远，村里的人很少洗头洗澡。刚上小学的时候，有次上课，我趴在桌子上玩儿，同桌扒拉我的头发，帮我捉虱子。老师走过来问我们在做什么，低头看了一眼我的脑袋，对我说：“你快回去找家里人给你洗洗！”

在我八九岁时，继母来了，生活变得提心吊胆起来。有一次吃饭，她和父亲、二姐姐坐在炕上，我坐在小板凳上夹菜，继母突然往我头上重重敲了一拳：“你怎么夹菜呢？没教养！”

我当时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在班里凡事都喜欢拔尖儿，经常考全班第一名。有时我把奖状拿回家，继母好像见不得我成绩好，总是用打火机把奖状烧掉，留下一地灰烬让我扫干净。

自从继母烧了我的奖状后，我失去了好好表现的动力，再得到奖状会随便塞进课桌里。直到我上初一那年，继母认为我没必要继续读书了，父亲联系远在山西太原的三大爷，给我找了份饭店服务员的工作。

小小早期打工的照片

图片源于受访者提供

工作的餐厅包住宿，员工住在地下室，里面昏暗无光，放了七八张上下床，每人一张床铺、一个枕头，睡觉的时候总能闻到潮湿发霉的味道。

我的工作是给客人介绍菜品、点菜、端菜、在包房门口守着。清台的时候，通常需要两人配合，一人把上面的转盘翘起来，另一人把下面桌布快速地抽出来，放在篮子里统一清洗。铺桌布时的力道很重要，必须得甩得均匀，不然帘子下坠不好看。

服务员的工作只做了半年，我又回到了北京，在二哥的一家小公司里打工，主要负责打电话卖手机，上班地点就在小区里，我们白天在客厅上班，晚上在卧室睡觉，管吃管住，但是工资很少，我只记得有一次拿到了二百块钱。

这份工作也没有持续很久，堂姐在通州郊区的暖气片工厂给我找了份组装的工作，我拎着一个只有几件简单衣物的小包，开始进厂打工。

2009年的一天，我在下班后突然收到许久不联系的亲戚电话。电话那头，她告诉我：“你爸快不行了，快去医院！”我到医院时，父亲已经被送进了ICU。

小小的父亲

图片源于受访者提供

父亲伤得很重，车祸发生后，他陷入了严重昏迷，完全失去了意识。他的整个肺都被撞碎了，无法自主呼吸，五脏六腑都在漏血。在ICU住每天要花七八千块钱，我可怜的父亲一个月都没赚过这么多钱。但即使住进了这里，父亲还是很快去世了。

当时，父亲才四十岁出头，我十六岁。

二、做了十几份底层工作后，

我决定重新上学

父亲的离开是一件随时会让我掉眼泪的憾事，但某种程度上，这也成就了现在的我。如果父亲还在世，他和继母会不会让我早早结婚以便获得彩礼？他们会不会干预我的每一个决定？我是不是一生都要像只骆驼被驱赶着走？

我又陆续做过网吧收银员、电话销售、快递客服、行政打杂等十几份工作，还发过小广告，被骗进过传销组织。

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很清晰的认知，但我能意识到这是一种机械、麻木的生活，我在工作中仅被当作工具，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知识可以吸收，在人际交往中，我对别人来说更是可有可无。

小小在快递公司当客服

图片源于受访者提供

2011年，我十八岁，通过做客服时认识的一位上海网友接触到了成人自考。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上海本地人，应该没上过大学，讲话却很有逻辑，开出租车能遇到各式各样的人，也算是见多识广了。

有一天，我正坐在办公桌前处理客户投诉，突然收到他发来的一则消息：“你很聪明，应该继续接受教育，可以了解一下成人高考。”

对方突然说出这句没头没尾的话，好像重新点燃了我的世界。未成年时期，我没有得到过任何正面的肯定和支持，生母是缺席的，父亲是沉默的，继母是冷血的。那是第一次有人这么直接地夸我聪明。

我平时没什么兴趣爱好，看书和备考成了工作外唯一的娱乐活动。搬去通州后，每天上下班各有半小时通勤时间，我会在公交车上疯狂背书。下班后、周六日，以及其他节假日，我几乎都在家学习。我的记忆力很好，能把每本书近八成的内容背下来。

大部分人自考的目标是六十分，因为所有科目及格就可以拿到自考学历。但我每次都争取考到八九十分。我内心有股超强的驱动力，一旦开始做某件事，就想把它做好。我要看看自己到底几斤几两，所以喜欢去拼高分。

小小自考期间厚厚的笔记

图片源于受访者提供

2015年，我终于拿到北京大学心理学本科学历。

这四年，正好是同龄人上大学的时间，我也从社会大学毕业了，进入了互联网行业工作。那时互联网行业还处于巅峰时期，从业人员收入可观，学历方面的竞争压力小，入行门槛也不高。

有一次，我和一位做设计师的女孩参加活动，她无意中对我说，我可以去申请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的硕士学位，那里有适合我的专业。当晚，我就在香港理工大学的官网仔细研读了所有专业的信息和录取要求，理性和直觉都告诉我，这事我能做成。

某个周末的早上，八点左右，我收到了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offer。当时，我25岁，距离辍学出来打工已经过去了十二年。

我终于又要上学了。大多数人会把上学视作通向更好生活的途径，但对我来说，能上学本身就是更好的生活。这是我从小渴望却没得到过的东西。

在香港读研期间，我深深觉得，一年的校园生活太短暂，于是动了继续读博的念头。

申请博士和申请硕士完全不同，读硕士时通常是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而读博做学术研究则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将这个领域研究得更深入。我必须花几个月时间去研读和分析文献，从中找到那个值得被研究的问题。这对我来说很困难。

小小的硕士毕业照

图片源于受访者提供

当然，我也不是“遇到困难闷头干”的人。我求助了硕士期间的一位导师，把研究计划反反复复修改了十几次，并赶在申请博士的早期，把所有材料交了过去。

回过头看，我当时的决定无比正确，因为从2021年开始，香港高校的博士申请越发困难，晚一年就要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机会只会更渺茫。

过了几个月，我又一次收到香港理工大学的面试邀请。那次面试我表现得不太好，因此没有抱太大期望，想着如果这次没通过，来年继续申请。

但命运似乎再次眷顾了我。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学校官方发来的邮件，说有一位M教授愿意做我的临时导师，除此之外，我还获得了每月一万八千港币的奖学金。开学后我才知道，M教授在香港地区乃至全世界，都是屈指可数的优秀学者。

我现在读博士三年级，刚从芬兰阿尔托大学访问回来，准备毕业。从辍学打工到香港读研读博，去芬兰访问，我一步步走向了更大的世界。

三、“上层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走向广阔天地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对过往认知的颠覆和重塑。

早在拿到自考本科的学历时，我就曾成功进入北京一家大型金融公司做产品经理助理。公司在望京SOHO，同事们都是毕业于名校的大学生。

在这个时期，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阶层差异”。

有次和同事吃完饭，她在附近找了家装修特别漂亮的咖啡店，点了一杯黑咖啡，问我喝什么。在我之前工作和生活的阶层里，大家是不喝咖啡的。我说我不喜欢喝咖啡，咖啡太苦了。同事告诉我，“那是因为你没有喝过好咖啡”。

还有一次，我吃完饭和同事一起在卫生间清洗饭盒，她戴着胶皮手套，洗完后扯了好几张纸，把饭盒里里外外擦干净。在我成长的环境里，手是用来干活的，不是用来保护的。我好奇地问，为什么不直接把饭盒朝下控干水？她解释道，“你不知道水里面有多少细菌”。

这种差异体现在生活细节里，也体现在职场的隐形规则中。

有天吃完加班餐，我找到小团队领导，有点江湖气地说，“让我加班可以，但不给我转正，是有后果的。”不久后公司就有人找我谈话，说我试用期表现不够出色，要么继续试用，要么走人。

现在想想，那时的我还在用原来环境里养成的“江湖思维”去沟通，这是行不通的。精英阶层的人更善于用语言伪装自己的意图，表达不那么直白，有很多不能放在台面上说的隐形规则。

后来去香港读研，班里很多同学来自中产家庭，甚至富人家庭，他们会多种语言，去过不同的国家，了解老师们的研究方向，知道谁受尊重、谁默默无闻。

他们有丰富的兴趣爱好，网球、高尔夫、攀岩、冲浪等等，而我别说出国了，在国内留下的足迹都非常有限，游泳也是前几年才学会的。

小小在香港徒步

图片源于受访者提供

很早进入社会带给我的好处是，当我进入一个新环境，会迅速调整好自己，复盘并反思如何在新的群体里与人共事，下次再进入时，几乎没有不适感。

从前我看见的都是人和人之间的“不同”，当我渐渐融入了同学们的群体中，我看见的更多是“相同”。每个人的基础需求相似，想吃美味的食物，跟家人团聚，想追求品质更高的生活，任何阶层的人也都会有各自的烦恼。

在我即将博士毕业，需要到处看机会找工作时，思考还有什么未了之事，于是托人联系已经分别二十多年的生母。

她依然很贫穷，住的是平房，门窗都破了，地面很脏。她的身体不好，再嫁的丈夫60多岁了，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刚上大一，全家人的生活靠丈夫做瓦工维持。

我也和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小妹妹聊了聊，她为了攒学费多读两年书，签了一家非常小的直播公司，不上课时就在平台上直播，如果有人给她打赏“飞机”道具，她会特别高兴，意味着她可以到手100多块钱。

她在电话里问我，“上层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确实给我问住了。我不是上层人，我也并不富有，还面临着找工作的压力。但我也不能说我目前跟她处于同样的生存状况。

所以我只能回答她：如果你想过上比父母更好的生活，一定要非常努力，并且抓住机会才可以。

小小在赫尔辛基跑半程马拉松

图片源于受访者提供

我内心很想帮这个小妹妹，劝她自学设计软件，有时间学学英语，多学会一门语言，机会就比别人多一些。

但她说，她也想努力上进，却总是无法坚持，每天晚上，她能连续刷6个小时短视频。我问她看完后不会很空虚吗？她说会，但生活没意思，点开视频后就停不下来了。

四、摆脱原生家庭的烙印

没打这个电话前，生母总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常常好奇，妈妈煮的饭菜是什么味道呢？当我受到伤害向妈妈寻求庇护，她的目光会是怎样的？妈妈的拥抱会给我什么样的力量？

我回老家探望大爷和大娘时，大爷提起我的生母，说她是一个捉摸不透的人，和村里人大大咧咧的性格完全不同。

后来我才知道，和父亲结婚时，生母已经离过一次婚了。第一任老公精神有问题，经常对她施暴，她撇下一个闺女跑了；父亲是她的第二任丈夫，当时家里特别穷，全村凑钱娶了她，和我父亲离婚后，她又扔下了我。

联系上生母后，她说自己去找算命先生算过，三十岁之前没有儿女命。她曾给我发语音消息说想补偿我。我说：“我不需要补偿，我现在对你没感情，既不恨你也不爱你。”

作为成年人，我现在可以理解她当时的无奈，对一位母亲来说，骨肉分离肯定是痛苦的。

继母和我爸也是二婚。好像也因为前夫施暴，离婚后，她失去了最小儿子的抚养权，也意味着骨肉分离。她嫁过来我们家没几年，我爸就出车祸去世，听村里人说，继母又嫁给了一个在北京卖驴肉的男人。

小时候我无法理解继母对我的极端苛刻。农村人都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她意识不到那是一种虐待，在她生活的环境里，我可能是最弱小的人，当她遇到生活里无法处理的怨气和委屈时，全部发泄在了我身上。

再加上我父亲是个非常软弱的人，在他看来，能找到一个愿意和自己起早贪黑共同干活的人已经很难得了，没魄力也没能力去约束妻子的行为。

我的生母和继母，她们都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贫苦女性，一辈子没有得到过爱。她们自己都没有得到过的东西怎么可能给我呢？

后来我想通了，面对糟糕的原生家庭，应该放下幻想，过好自己的人生，而不是去期望她们能够做出弥补。

事实上，她们老了，不会改变，也无法改变。

五、向上攀爬的动力

最近，我刚结束芬兰阿尔托大学的访问回来。

芬兰是一个童话般的国度，有数不清的湖泊和岛屿，夏天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去海里游泳，在湖边钓鱼、划船，去森林里跑步、摘草莓。

我在芬兰认识了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姐姐，西班牙的政策对单亲妈妈比较友好，她打算等博士毕业以后生个孩子。但她没有男朋友，也不准备结婚，就把她身边的男性朋友列了一个表，一个个去问他们愿不愿意捐精，她在旅游期间和一个男生约会，很顺利就怀孕了。

小小在芬兰采蘑菇

图片源于受访者提供

她的故事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原来人生中的重大事件也可以灵活应对，并非生来注定或必须要遵循某种生活。

过去在国内的朋友总是会和我聊到，他们的父母如何强势、干预他们的生活，比如女孩子小时候不让穿裙子，长大嫁人不能嫁出广东省等等。

也曾有朋友说，我之所以能够这么自由地选择，是因为没有父母的羁绊。我反驳她，不是的，更多是因为内驱力。

我一直认为，和父母保持适当的距离，是成年后很重要的事情。血缘的纽带太过强烈，一旦距离太近，很难保持自己的界限，分辨出哪些是自己想要的，也不清楚自己被什么所驱动着。

从十三岁进入社会，到现在三十岁，我主动寻求自我教育，教育也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它意味着一种可能性，能够凭借知识和努力摆脱原生阶层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往好的方向塑造自己。

不过必须指出，教育的作用也有限度，即使我已经获得了香港名校的硕士学位，求职时仍会因为非全日制自考的学历而受阻，大部分企业的反馈是：“你完全符合我们用人部门的要求，可人力资源部门强调‘员工的第一学历必须要全日制’。”

其次是学习能力和性格，我的记忆力和行动力超乎常人，这也是我能坚持四年自考的原因。没有老师的监督和敲打，完全靠自己决定学什么、考什么，这个过程特别折磨人，大多数人在继续教育的道路上没有坚持到底，有人用七八年时间才考完大专。

这些年，我一直生活在北京、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也是一种优势，能接收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无论是我参加自考还是申请香港读研，都是源于他人不经意间的一句话，但如果我生活在小县城或农村，就不太可能会接触到这些人。

今年，小小回到北京西直河曾经住过的地方

图片源于受访者提供

最后是父亲曾经给予我的爱。那是一种很淳朴、没办法用金钱衡量的爱，因为这份爱，我没有变成一个怨天怨地怨社会的人，而是用积极的心态去生活。

出身底层的人如果想往上走，一定要有非常清晰的自我意识。我自卑了那么多年，是因为过去我无形中用别人的评价体系来评价自己。那时我的自我意识非常脆弱，像是用纸糊上的房子，别人轻轻一吹就倒塌了。

当我一步一步从痛苦中走出来，内心足够坚定时，社会的很多标准开始在我身上瓦解——性别、身高、学历、职业、婚姻、生育……我不再被外界的看法所裹挟。

至于未来，我仍希望自己像是当初刚入社会那样，去探索广阔天地，带着骆驼的忍耐、狮子的勇猛以及一颗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