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两位民国大咖挽联差别大啊
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有学者认为。
还有人认为,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历史难写,写历史难,这是千古公认的事情。尤其是当代人书写当代史,那更是如履薄冰,稍有不甚,可能就会有危险。
那些如记流水账式表扬成绩的写史者,只不过是文字的堆集罢了,是毫无意义的。
古人云: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
坏蛋为何害怕孔夫子编著春秋呢?
不外乎他们害怕自己在史书上遗臭万年。所以在古代,史官是十分重要的,对其人品与德性要求甚严。
春秋战国时期,某国君连杀三个史官,都无法阻止事情的真相,到了汉代,司马迁受宫刑也要秉笔史册。
历史就应该真实,虚构或者歪曲的历史,是毫无意义的。
民间有句俗话叫“盖棺论定”,也就是说只有等人死后,方能对其一生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否则,难保不会像诗人所形容得那样:“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下士时,若是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中庸之道的国人,对死者也多半采取宽容太度,只要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辈,能原谅也就原谅了。
比如一代枭雄戴笠,他的一生充满了争议,国共两党都对他极为看重,老蒋自不必多说了,我们的周公曾说:“倘若戴笠不死,解放的步伐可能要推迟几十年”。
这是很有可能的。1946年,戴笠坠机死亡,老蒋嘱咐陈立夫隆重举办追悼会,并示意弄几幅名人的挽联来悼念。
后来,乘名流聚会之时,陈立夫提出送挽联的事,要知道像戴笠这样的人,你倘若奉承,必为智者所不齿;可不吹捧,又会招之祸端。
许多人互相推诿之后,推章士钊来写。章士钊与戴笠熟悉,而且二人都同上海大亨杜月笙私交甚好,于是,章就不再推托,经过思考之后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万种是非盖棺论;
名满天下,谤满天下,千秋功罪后人评。
凭心而论,这幅挽联不吹不捧、不卑不亢,把戴笠的一生说得客观公正,也算给各方一个满意的答复,更为军统枭雄留足了颜面。
老蒋自然也写了挽联,只不过拔高得过火了,没法与章士钊的相比,甚至还不如邵力子的挽联好。
是奸是忠,一生盖棺方论定;
谁是谁非,留得他年后人评。
邵力子这幅挽联,也给戴笠留了口德。
相比之下,那个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家伙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后,就一命呜呼了,他死后,某君写下这样一副挽联:
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
看清楚了,是“六君子”,可不是历史课本上学的“七君子”。
这“六君子”是说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建立的“筹安会”,称“筹安六君子”,公开拥立袁世凯做皇帝。而“二陈汤”则指陈树藩、陈宦和汤芗铭三人,他们先捧袁称帝,大势去后,又争相宣布“独立”,成了袁的“送终药”。
更搞笑的是,一心辅助老袁的杨度,最终也抛弃了他。难怪袁世凯临死前大呼“他误了我!”人疑袁所言“他”即指杨度。
而老袁死后,杨度写下了这么一位有趣的挽联:
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历史从来就是这么的诡异,尽管如今也有不少文人或学者发表文章或者出版著作为袁大头翻案,说他许多好话,但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史册已定论,是无法再改动得了。
人这一生,难免会犯错,也难免会干过坏事。但诚如先贤所说,一个人干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干一辈子好事。
想想,一个人能干一辈子坏事,也挺难的吧,那得要多丧尽天良、极度疯狂的坏蛋才能干得出的事啊!
唐浩明曾经出版过《杨度传》,被许多评论家吹捧为艺术精品大作,可是,为了所谓的艺术完美就能阉割历史,无视事实吗?
不论是历史学者,还是文人作家,都应该坚信一条,真实比美更重要!
真正的历史,就应该突显真实,就应该让那些坏蛋恶棍们感到害怕!应该像孔老夫子作春秋那样让乱臣贼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