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对习近平“第五个现代化”的五点认识（组图）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六年前结束不久，多维新闻就发表社论指出，习近平在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继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是比器物层面的“四个现代化”更高层面的现代化，它是“形而上”的现代化，属于政治现代化的范畴，是中共在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后必须完成的历史答卷。

六年来，尽管这一概念在不断发展，但它似乎并未引起太多重视。这是因为相对于反腐、改革、中共权力结构调整、中美贸易战等更能引起舆论关注的热点政治与经济话题，“第五个现代化”是一个很闷的理论性话题，命题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内在性。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对它本来就没有认识，当然就理解不了它的重要性。习近平虽然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在六年前就提出这一施政目标，但在习治国理政的节奏里，它还是一个需要时间来让社会，尤其是让中共党内来加深认识并形成共识的命题。因此，在提出这一概念之后，习近平就把它“晾”在一边，很有耐心的让它在社会上、在中共党内酝酿发酵，等待化蝶的合适时机。

纵使是习近平本人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过去几百年以来，因为中西方之间的发展差距，在西方价值观主导下，人们对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已经形成了一套基于西方认知标准的概念体系，西方化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化身。要破除这种认识很不容易，即便中国经由70年发展已经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改变了、并且正持续改变着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格局，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全面落后挨打形成的记忆，仍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中国共产党虽然提出了“四个自信”，但这种自信即便在中共自身也未能普遍建立，在具体的国家与社会治理中，执政党官僚们失之自信的行为更是层出不穷。

习近平于六年前提出并在今次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系统说明的“第五个现代化”，是今天中国极具现代意义的政治目标和改革方案。（新华社）

经由六年造势酝酿，十九届四中全会终于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时机，让我们来全面说清楚这一概念体系。对“第五个现代化”，可以从以下五个维度来建立认识。

第一，“第五个现代化”是政治意涵上的现代化，在本质上属于政治现代化的范畴，相对于“形而下”的器物层面的“四个现代化”，就现代化层级来说，它属于“形而上”的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抽象地聚焦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尽管在生活中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又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国家政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仅在宏观上定义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与社会发展水平，还具体而微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心情感受，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可以脱离它而孤立存在。这是我们认识这一概念的哲学前提。

第二，“第五个现代化”属于政治现代化范畴，但它和台港、西方，以及中国自由派所认知的政治现代化完全是两个事物，它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现代化，而不是西方政治语境下的政治现代化，社会主义是这一现代化的政治灵魂。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的强大及其对全球思想市场的垄断，谈到政治现代化，人们总是容易想到西方版本的政治现代化，一些深受西方价值观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人更是认为以选举民主和三权分立为核心内容的西方政治才是人类政治现代化的正统和“历史的终结”，任何改革只有越来越接近西方化才算政治现代化，否则就是政治倒退。当习近平六年前提出并由多维新闻概括提炼了“第五个现代化”这一概念后，有不少人就抱持了这样一种期待，而四中全会公报对这一概念的论述就打破了这一想象，也因此而让某些人有一种“图穷匕见”的挫败感。

四中全会公报从中国现行制度的“13个优势”出发，提出的“13个坚持与维护”，无一不是建基于对现行制度的高度自信，并致力于对现行制度的坚持与维护。公报开宗明义表示“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凸显了社会主义之于国家治理的基础地位。公报还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具体内容上，公报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完善发展各方面制度体系的主要前置要求。比如，在领导制度上，要求“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在法治制度上，要求“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文化制度上，要求“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在经济制度上，重申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民生制度上，公报也提出以社会主义价值为制度依归。

这些论述说的非常明确，习近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现代化。

习近平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一个突出特征是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强调中共领导。（Reuters）

第三，“第五个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化，而不是西方的政治现代化，“中国特色”是“第五个现代化”的民族与文化基因。

“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四中全会公报延续了近些年来中共日益重视传统文化、历史智慧的基调，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要以中华文化为根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政治治理曾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国家来说，在国家制度和治理上注重历史传承是非常有必要的做法。尽管中国传统政治中有不少封建落后的东西，尤其是人治的官僚主义文化和专制暴力情愫至今仍在困扰着中共，在具体的国家治理实践中更是产生了各种不可思议的问题——这也是其所以自我批判地提出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原因，但只要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就不难发现传统中国制度其实有诸多可资借鉴的积极因子和有益经验。

任何制度设计与治理都不可能脱离于具体的历史与文化而存在，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具有数千年制度文明史的国家。不论是经世致用、民本和以德治国的思想资源，还是悠久的权力监察体系和“导民使言、兼听纳谏”的议政传统，抑或日益得到知识界认可和发掘的、以选贤任能为精髓的古代人才选拔制度，只要与时俱进地创造性改造、善加利用，对于实现“第五个现代化”都大有助益。仅以郡县制度、文官制度、科举制度为例，这些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早已“普世”的制度安排，不都闪烁着中国制度与治理历史的古老光辉吗？只不过它们剔除了其中的封建糟粕成分，并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地为这些古老制度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形式罢了。

事实上，中共自70年前草创国家制度以来，也一直在有意无意之间吸收传统智慧，改革开放后更是主动向文化传统回归，借鉴古代有益经验，古为今用，习近平今天更将传统政治与文化放到了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的位置，并且将传统与马列结合，作为中国制度设计与意识形态建构的主体构成。

在政治实践的层面，近些年以来，不论是眼下仍在内耗撕裂的英国脱欧、美国政党政治的极化还是西方政治现代化输出到中东后造成的危机，也包括香港正爆发的严重骚乱，都说明西方版本的政治现代化日益暴露出深层治理困境。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因为异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历史遭遇和现实国情，自70年前便走上了另一条政治道路，建立了一套与本国现实相适应的治理体系。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有力推动了整个国家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迹。尽管今天中共还存在封建专制、人治的短板，政治现代化之路依旧任重道远，四中会议亦坦承要到中共建政100年才能全面实现“第五个现代化”，但只要能大胆自我批判，通过深化改革来补齐短板，建立一套经得起实践和人心检验的治理标准，提升制度的说服力和道德感召力，是有希望在西方版本的政治现代化之外，给人类政治社会发展提供另一种可能。

必须认识到，“第五个现代化”其实是在过去200多年西方长期引领、主导和定义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形成的政治现代化范本之外，树立了政治现代化的中国范本，建立一套有别于西方的治理体系。一个有14亿人口的国家与民族，也应该为人类社会的制度文明多元化提供一套不一样的范本。

第四，以中国特色为民族基因的“第五个现代化”是开放、包容的现代化，不是封闭的现代化，也不是消灭异见的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的开放与包容性，不仅应体现在国际上的不同制度文明和治理模式之间，也应该体现在中国的国家制度设计和治理过程中，应体现出真正的“自信”。

任何社会的政治现代化都不可能固步自封、与世隔绝，而是必须吸取人类社会一切有益政治经验。毕竟，政治现代化的原始含义是指政治相较于过去变得更“令人满意”、“有效率”，处于不断改善进步过程中。换言之，只要能让政治不断进步的一切有益经验，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应本着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合理吸收。就中国来说，中国的文化与制度演变虽然在历史上曾长期领先世界，但一直保持着一种开放性吸纳态度，并由此形成了精彩多元的中华文化，而且历史上越是强盛的时代越自信开放。中国“第五个现代化”同样如此，四中会议公报虽未明言学习外来有益经验，但其实在具体的行政管理、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法治和监督体系上，中共这些年来都在开放性吸纳不同制度体系下的治理经验。

“第五个现代化”是一种包容的现代化，它和西方靠军刀或炮舰向外推销它的制度模式不同，它不搞“十字军”东征，也不搞殖民主义，不是要消灭其它制度文化，也不否定其它治理方式，而是和其它制度模式长期共存，在“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过程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中国的制度设计与社会治理过程中，落实“第五个现代化”也应该体现开放包容的积极态度。专制是政治现代化的大敌，不论这种现代化是中国还是西方标准。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如果包容不了不同声音，容不得批评与讨论，没有开放包容的态度，就会成为一潭死水，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上也曾留下过数不清的教训。中国是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与社会文化都很强调秩序，中共又是一个革命性与斗争性极强的政党，如果说政治现代化的挑战，这大概就是最大的挑战。

第五，“第五个现代化”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是具有强烈问题导向的现代化。它空前强调“制度”与“法治”，就是要减少“人治”的成分，提升人民政治生活的品质，从非物质层面为人民提供更加“现代”的公共服务，反过来，这种公共服务也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和实践来实现。它对治理效能在价值观维度的要求，一点都不应该弱于在治理效率维度的要求。

“第五个现代化”中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指在制度设计层面的现代化，它包括执政党和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也包括整个官僚体系和治理框架各领域、各层级的设计。“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一个更抽象的概念，指的是在具体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实践中，通过提升执政党和官僚的治理能力，实现中共所倡导的各种执政核心价值，比如公平、公正、法治、效率、人性关爱等等。

从问题导向的层面，“治理体系现代化”指向了中共治理结构的不合理性，包括党政关系、机构重叠、人员臃肿的情况，以及由此导致了政策上下不畅、人浮于事等，主要通过结构性改革进行重新架构和分工。“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指向了更令老百姓头疼的生活体验，特别是官僚们的霸道和专制，在执政和治理过程中宁左勿右、违背科学规律等。二者的共同指向，就是要使中国走出人治阴影，使治理国家变得文明规范，在治理效能的价值观与效率领域齐头并进，服务于提升社会公平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价值观底层，符合中共价值规范和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准则，使中共成为现代化的执政党。

法治是“第五个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共在推进现代化治理过程中应不断提升法治水平。（新华社）

这就非常需要强调“治理”二字，“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这也是当前中国变革的方向。多维新闻曾经提出，习近平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这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习近平也强调说：“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

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对中共这样的政党，要达成这些目标需要长期坚持努力与自制，要在“制度”与“法治”上下大功夫，并且要在“制度”与“法治”秩序建构时，就注意要剔除暴力偏好与专制元素。这会是一场艰难的制度与观念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一场“自我革命”。它会不会成功还不敢完全肯定，但是至少，它不回避问题，反而是在不断的改革中解决问题。放眼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大概也只有中国，一个如此巨大的，在近年又取得了如此成绩的建制国家，还在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在积极主动地改革中解决了各种在西方制度下可能根本无法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以上五点是“第五个现代化”的全维度论述，认识到这五点，才会深刻知道这次中共四中全会聚焦讨论“第五个现代化”在中国制度与社会治理演进、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上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具体到中国当前的制度设计中还有不少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领域，治理能力还有很多明显不够现代化之处，治理效能还不能让人民群众普遍满意，就更体现了这一现代化命题的现实意义。

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说过，现代并非是一个既成形态，而只是“一个未完成的规划”。既然西方版本政治现代化日益暴露出诸多深层次问题，已非“历史的终结”，而中共恰好基于自身的文明抱负、历史传承和国家崛起复兴需要，正式提出了中国版本的政治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那么世人不妨风物长宜放眼量，给一些时间和耐心，在文明多样性的开放视域下，让中西两种政治现代化去展开竞争，这本来就应该是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