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荐书 | 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

撰文：鲁大维

翻译：李梅花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蒙古帝国的兴起构成了全球史的一隅，14世纪中期帝国的衰落同样在历史长河中影响深远。东北亚作为蒙古帝国重要的一部分，理解其发展进程对于我们认识蒙古帝国的性质和14世纪中期新出现的“后帝国”时代大有裨益。全书介绍了东亚大陆上的势力版图，如东部的高丽王朝、中南部的南宋、金、西夏、大理国的联动，特别是蒙古大军如飓风般横扫东亚之后，挥师东进朝鲜半岛的历史。

《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重构了14世纪国际秩序中开京、辽东和大都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书名中的黄昏，寓意着蒙古帝国时代辉煌与夕阳西下的晚景在东亚文明圈中的折射。

以下内容经授权选自该书：

〔美〕鲁大维（David M.Robinson）著 李梅花译，2019年12月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红巾军入侵高丽

红巾军在攻占辽阳之后立即将注意力转向高丽。1359年农历八月，高丽朝廷收到红巾军的公文。直到这时，高丽才意识到红巾军入侵已是迫在眉睫。红巾军的公文内容如下：

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踰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今令诸将戒严士卒，毋得扰民。民之归化者，抚之。执迷旅据者，罪之。

这似乎是目前唯一留存的红巾军正式公文。红巾军在公文中强调，自己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广泛的百姓支持和严明的军纪，而且他们会采取汉人帝国长期以来惯用的手段来安抚归化之顺民，严惩执迷不悟者。公文在开篇中就指出红巾军不满蒙古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致力于“恢复中原”，反蒙论调非常强烈。值得注意的是，接下来十年，朱元璋等汉人军阀并没有提出这种反蒙论调。也许在他们看来，高丽百姓并不像汉人地主精英那样效忠大元兀鲁思。

红巾军在公文中还提到，他们在山东、长安、首都圈、福建和广东取得的胜利。显然，公文所指的红巾军政权是就统一整体而言，因为尚未有红巾军领袖统辖如此广袤的领域。不过，红巾军在此次和高丽交涉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确地区分汉人和高丽人。这种包容性措辞可以说是儒家政治哲学的合理延伸，也可能反映了大元兀鲁思治下对王朝或族群边界的漠视。也许这不过是权宜之计，甚至也有这样一种可能，即红巾军打算和国外政权建立关系，毕竟在对付共同敌人的时候，没有必要强调双方的差异。但无论如何，红巾军的这份公文以威胁高丽如果负隅顽抗，将会遭到惩罚而结束。

在接下来的九个月中，红巾军之于高丽与其说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不如说是即将引爆的火药桶。红巾军没有立即入侵高丽本土，与其说是因为畏惧高丽的防御体系，倒不如说与鸭绿江西岸局势有关。红巾军即将兵临城下，而帝国军队却束手无策，无法阻挡其入侵的步伐。对此，许多大都人忧心忡忡。一些朝廷官员提议迁都北方。

郭子兴

正如第二章所述，恐怖的阴云笼罩在大都上空，但红巾军毕竟还没有咄咄紧逼，所以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又延长了几年。元朝从河南调集了精锐部队，这些新调集的部队曾和毛贵所部红巾军进行过几次不成功的遭遇战。后来，毛贵所部撤回山东。1359年，毛贵在山东被其部将杀死。

1359年末，一直高悬在高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1359年12月，2300多名辽东民户渡过鸭绿江到高丽避难。高丽朝廷下令将其安置在西北各县，为其提供粮食。如上述李氏、郭氏个案，这些民户原本就是高丽人，后来才定居辽东，因为辽东赋役可能不太苛重。尽管高丽多次努力，元朝也多次下令，但在过去几十年，返乡高丽民户并不多。如今，局势已经严重到他们竟然舍弃辽东相对优越的政治经济条件逃到高丽寻求安全保障，尽管这种安全保障后来被证明只是一场虚幻。

更令人讶异的是，红巾军竟然渡过鸭绿江对高丽发动了第一轮侵袭，而且今后这种侵袭会多次发生。12月19日，3000多名红巾军在撤到鸭绿江西岸前劫掠了高丽领土。由于情报滞后，高丽朝廷竟然没能及时反应。地方都指挥使企图隐瞒红巾军入侵的消息，也许在他们看来，红巾军攻袭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害怕由于自己戍边无能而遭到朝廷斥责。

那么，红巾军首领——这些过去与辽东或高丽没有任何渊源的汉人——为什么会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和资源入侵高丽呢？在高丽，他们缺少支持基础，语言不通，而且也不熟悉高丽的军事、经济、政治或地理的情况。在过去几百年，也曾有叛乱的契丹人和女真人突袭高丽边境，蒙古军和女真军也曾占据过高丽领土，但如此大规模的汉人叛乱群体入侵高丽却是前所未有。

对此，中国和韩国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人从战略角度思考这些问题，强调红巾军是为了巩固其在辽东地区的统治，防止高丽的攻击。另外还有一种解释说入侵高丽是红巾军反元战争的一部分。高丽作为元朝的重要盟友，对红巾军的“政治态度和元朝如出一辙”，由此成为红巾军的主要攻击目标。1354年，恭愍王派高丽军前往元朝镇压汉人叛乱，这是高丽和元朝政治观点一致的证明。据说，妥懽帖睦尔曾打算逃离大都，前往济州岛。也有学者指出，红巾军认为，控制高丽（及辽东、上都），对孤立大都、攻破大都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也有观点从机会主义角度而不是战略角度来解释和回答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这种观点认为，随着高丽军事力量的日益薄弱，加上丧失蒙古军队的保护，高丽作为大元兀鲁思的替罪羊很容易成为红巾军的攻击目标。除鸭绿江外，高丽也没有更安全的地理屏障，这也使高丽很容易成为红巾军的洗劫目标。最后，至少有一位学者提出，红巾军攻打高丽是因为高丽对红巾军造成了情感伤害。当时，辽东的高丽人断然拒绝了红巾军共同抗击元朝的提议，所以红巾军此次入侵完全是出于报复。

红巾军第一次大规模进攻高丽，最有可能是出于军事压力。1358年秋，察罕帖木儿的精锐部队把关先生从中原北部地区赶到辽东南部地区。辽东南部地区不仅在地理位置上远离关先生和沙刘二最熟悉的地方，而且这一地区和中原北部地区截然不同，族群成分高度杂糅。尽管红巾军在攻打辽东地区的重要行政中心时取得了巨大胜利，但他们无意于永久占据这些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关先生缺乏政治组织才能，缺少地方社会支持，受到来自元朝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高丽军事化程度不高，丧失了蒙古的直接军事保护，所以红巾军为了躲避蒙古军的反击，把侵袭的目标锁定在高丽。况且，当时中原北部的许多地区正发生饥荒，如何解决粮食问题也是红巾军首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红巾军北伐路线

高丽朝廷在获悉红巾军来袭的消息后，重新进行了人事安排，任命庆千兴（其死亡时间不详）为西北面元帅，安祐（卒于1362年）为副元帅。庆千兴和安祐都是恭愍王的心腹，前者和恭愍王有姻亲关系。安祐和当时许多高丽大将一样，和蒙古关系密切，他在大都度过了青年时代，在大都时还起了蒙古名。1348年，安祐作为元帝国焚香使第一次返回高丽。恭愍王在位时，安祐接连获得升职，先后担任一系列军事要职。1358年，安祐出任高丽西北边境地区安州千户。后来，又被册封为鹰扬军上将军。鹰扬军上将军，是高丽地位最高的军事官职。

1359年12月28日，毛居敬为避免和战斗力惊人的蒙古军作战，率领红巾军渡过冰封的鸭绿江。尽管高丽号称拥兵四万（这一数字并不可靠），但红巾军迅速突破边境防线，攻陷了义州。义州是大都和开京之间的主干道上重要的战略城市。义州府使朱永世率领义州一千多百姓拼死守城，直至阵亡。红巾军继续北进，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无恶不作。红巾军之所以能够轻易深入高丽境内，是因为高丽缺少坚固的防御工事，一些边境县府甚至连石砌的护城墙都没有。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16世纪中叶行政地理著作）记载，红巾军从昌城进入高丽时，昌城竟无城堡可抵挡，“州人犹依险避难”。次日，红巾军铁骑穿过静州和麟州（义州东南）。至12月31日，红巾军兵临铁州。铁州位于高丽东南沿海。

在铁州，红巾军第一次受挫。安祐和李芳实（卒于1362年）暂时逼退了红巾军的入侵。李芳实曾是恭愍王寓居大都时的随从，此时升任护军等系列高级军事要职。1354年，李芳实在攻打北方边境达鲁花赤（曾反叛恭愍王）的战斗中，以少胜多，显示了非凡的军事才干和政治忠诚。

红巾军撤到静州、麟州后，开始劫掠周边诸县。1360年1月5日，红巾军再次进攻铁州。在清江，安祐率领几十骑兵和红巾军交战。据《高丽史》记载，安祐在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镇定自若，举重若轻，鼓舞了士气，提高了信心。当时谣传可怕的红巾军首领毛贵即将进攻高丽，高丽军队一片哗然。高丽军在安祐的激励下重整旗鼓，在清江一座主桥顽强阻挡红巾军的前进。关于当时交战双方的规模和幸存人数，文献中没有详细记载。不过，在后来的战斗中高丽军没有那么幸运。安祐部队撤到定州。

安祐的表现激发了高丽朝廷战胜红巾军的信心，相比之下，他的同僚庆千兴却让恭愍王极为恼怒。当恭愍王得知庆千兴竟然无法阻挡红巾军的进攻时，立即下令以懦弱无能之罪处死庆千兴。洪彦博（1309—1363），这位深受恭愍王信任的高级文官，认为这种做法过于鲁莽，而且庆千兴也没有过错，他向恭愍王进言：“复兴公廉谨笃，然不娴将略，是用者过也。”恭愍王接受了洪彦博的委婉批评，饶恕了庆千兴。后来证明，这一决定是多么有先见之明，因为正是在庆千兴的辅佐下，高丽最终解除了红巾军的威胁。

红巾军被迫撤离高丽，还有部分原因是饥饿。14世纪50年代末，在大都、上都、辽东大部和高丽北部，饥馑肆虐。入侵者和守卫者都面临如何获取粮食的挑战。起初，静江战斗结束后，支县（宣州境内）百姓获悉红巾军近在咫尺后四处逃散。红巾军立即派精兵守护百姓丢弃的粮食。安祐和金得培带一千余骑兵追赶红巾军。由于红巾军舍不得扔掉刚获得的宝贵粮草，也可能是被粮草辎重所累，而被高丽军追上，其人员战马辎重损失惨重，被迫撤到清州。

红巾军的节节获胜让朝鲜半岛笼罩在恐惧之中。高丽朝廷紧张地讨论如何防御西京重镇。早在1359年12月26日，兵部官员李嵒（1297—1364）和李春富（卒于1371年）就公开表示担忧西京失守。一些官员提议，与其让西京粮仓落入红巾军之手，还不如将其烧毁。李嵒表示反对，认为叛军如果得不到西京粮草，就可能会为获得给养而继续南进。

李嵒

李嵒认为，高丽军还没有做好和红巾军交战的准备，所以建议牺牲领土争取时间。他坚持如果西京防守严密，红巾军就会绕道，直攻开京，所以应该向东疏散西京老弱人口，给红巾军留下粮草。在他看来，这样做会满足红巾军傲慢的心理，减缓其向南推进的步伐，而且西京一旦收复，城内的粮食自然会回到高丽手中。可见，高丽官员已经认识到红巾军最迫切的需要是给养，而且高丽北方防御力量不容乐观。

李嵒对西京命运的担忧传染了西京百姓。当李嵒宣布守军立即撤到黄州时，当然他表面上说是集结高丽军队，西京百姓惶然不安。由于担心西京即将沦陷，他们急于用粮食换取容易携带且分量较轻的物品。一匹布的价钱比过去涨了三倍。在过去，只要2斗米就可以换到1匹布，此时竟要6斗米才能换到一匹布。粮食虽然对红巾军来说异常珍贵，但对逃难的百姓来说，其价值远不如流动资产。

当时因为有类似经验，所以汉人精英完全了解高丽百姓的困境。孔奇在其《至正直记》（写于当时混乱时期的汉文杂记）中说：

盖予避地将所在囊中者遍求易米不可，即得且价不及于前者已十倍之上，惟金银为急，绢帛次之。民有谣曰：活银、病金、死珠子，犹不言翠也。盖言银为诸家所尚，金遇主渐少，珠子则无有问及者，犹死物也。

危难时刻，汉人和高丽难民普遍认为有必要用粮食来换取其他东西，不过在交换过程中他们似乎更偏爱金银。这表明在江南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商业化水平达到了一定程度。

高丽西北的领土日益落入红巾军之手。当然，朝廷并没有坐以待毙。1359年12月31日，朝廷派六名守门下侍中前往西北、西京出任将军和重要的行政官职。西京是辽阳和开京之间面积最大、防守最严的城市。著名学者李穑（1328—1396）在其随笔中指出，“西京为国根底。”西京号称有高耸的石砌城墙，城墙长约24000余尺，高13尺。城墙上设有岗楼，守城士兵可以从岗楼向城下敌人放箭掷石。即使被围，西京百姓仍然拥有充足的水源，城内约有80多处泉水、井水供给。

红巾军入侵充分暴露了高丽军队堪忧的实力。首先，朝廷正在招募更多的士兵。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保家卫国的能力，高丽朝廷计划增加士兵的人数，于是废除了宫廷侍卫在父母死后守孝三年的惯例。1360年1月初，朝廷以政府官员补充西北的军队力量。其次，朝廷为了募集更多的战马，下令承宣以上官员必须提供战马一匹。另外，朝廷还把财力雄厚的禅院僧侣和马匹登记在册，以备可能征募的军役。至迟从1354年起，朝廷多次征调战马。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4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这表明当时的骑兵在东北亚地区是何等的重要。通常，精锐铁骑能够决定战役的成败。

尽管做了诸多努力，但不到一个月，西京还是沦陷了。1360年1月17日，红巾军攻占西京。高丽朝廷马上做出了务实的反应，而不是无谓的英勇（鲁莽）行动。朝廷派户部尚书朱思忠向红巾军首脑进献了礼物（如细布、马鞍、马缰、好酒、好肉）。据高丽史书记载，当时朝廷进献礼物是为了打探红巾军虚实。无疑，这也是为了争取时间，以更好地组织防御力量，对抗红巾军。

高丽朝廷先是加强了军队实力，接着调整了人事安排。当然，这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恭愍王解除了李嵒的职务，任命李承庆（卒于1360年）为都元帅。李承庆是高丽重臣，在14世纪50年代出任元朝监察御史和辽阳行省高官。接着，恭愍王任命郑世云（卒于1362年）任西北都巡察使。郑世云是当时高丽最杰出的军事政治家之一，曾跟随恭愍王入元侍卫。恭愍王即位后，授予郑世云大护军并录功一等。恭愍王虽然也偶尔斥责郑世云自私自利的放肆行为，但非常信任他。1356年，郑世云辅佐恭愍王肃清了奇氏家族。1361年，郑世云任枢密兼鹰扬军上将军。

尽管高丽军的指挥层发生了变化，但郑世云可能仍然沿袭了李嵒的政策，即牺牲北方领土，为开京争取时间。郑世云在考察黄州形势后上书国王，说红巾军进入西京后，加固城墙，并无继续进逼开京的打算，所以不必惊扰他们，以免打草惊蛇，“贼入西京，积柴修城，无进逼计，愿勿惊扰，以安众心”。我们无从得知西京百姓在听到红巾军入侵的消息后的反应。如前文所述，很多人在获悉侵略者逼近的消息后选择了逃离，但也有一部分人组织武装力量，以保护自己和粮食。例如，1360年1月末，一位官员奏报，他在西北部的义州和静州微服暗访时，发现当地百姓杀死了守护粮食补给的红巾军150人。不过，并非所有高丽人都抵抗红巾军入侵，很多人或投降侵略军，或与侵略者交易，以期获得升官发财的机会。

那么，高丽朝廷又如何打算呢？红巾军并无意取悦恭愍王。1360年1月29日，红巾军向恭愍王递送了另外一份公文（原文失传）。从恭愍王的反应看，这份公文的内容应该是极其傲慢无礼，因为恭愍王将所有可能的军事资源都投入了来自西北的挑战。2月2日，判事金蕈、宦官金玄率数百高丽骑兵攻打西京，并在与一小股红巾军的遭遇战中获胜。此前，上将军李芳实在铁化战斗中杀死红巾军数百人。

恭愍王似乎做了最坏打算。他下令京城官员备好武器、仆人、马鞍、坐骑、给养及粮食。显然，这预示着京城即将出现战争。王宫宿卫一连数周在御花园练习打马球，这可能是为了应急逃生而磨炼骑术。夜晚，恭愍王和他的蒙古王后在后苑练习马术。通常，恭愍王并不会如此，因为他不喜欢骑马。

1360年农历一月末，高丽官兵做好收复西京的准备。2月初，两万高丽士兵在生阳驿集结。生阳驿在中和县城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坐落在通往西京的主要驿路上。战斗前，高丽军队的士气非常低落，“时天寒，士卒手足冻，怨甚”。

显然，红巾军在高丽拥有最基本的情报来源，因为他们掌握了高丽军反攻西京的计划。据《高丽史》记载，红巾军在获悉这一消息后，“杀所据义静州及西京人以万计，积尸如丘。”“以万计”这一数字可能要打折扣，因为在即将投入战斗之际，红巾军不可能有时间或人力屠杀这么多的百姓。

1360年2月6日，高丽军以较少兵力和几次战斗收复了西京，不过，百姓伤亡十分惨重。据载，高丽士兵在穿过红巾军防线的时候踩死的百姓数以千计。另外，红巾军在撤到龙冈和咸从之前也屠杀了许多高丽百姓。龙冈和咸从位于西京以东，是较小县城，四周群山环绕，距海岸不到十里。

尽管高丽军队收复了西京，但在红巾军最后撤出高丽前，双方之间的战斗持续了近两个月。在西京北部重要的冲突战中，安祐表现非常突出。1360年2月中旬，安祐率领的高丽军在咸从和红巾军交战。战斗伊始，红巾军显然占据上风。安祐所部摆阵之前，红巾军就猝然发动进攻，以致安祐所部阵脚大乱，溃不成军，许多高丽士兵被红巾军精骑践踏而死。如果不是因为李珣在后方勉力而战，高丽军队肯定会一败涂地。后来，高丽朝廷增派的援兵赶到战场，东北面千户丁臣桂也带千人赶到战场。

在咸从，双方继续展开殊死战斗。在高丽军队的强大攻势下，也可能是因为高丽统帅柳塘的援军对红巾军造成了一定的压力，1360年3月2日，红巾军城防很快就被高丽骑兵团团包围。高丽骑兵射出的弓箭如暴雨般落在被围困的红巾军身上，与此同时，高丽步兵强行突破了红巾军城防。据《高丽史》记载，这是一次重要胜利。高丽一共歼敌两万。红巾军元帅沈刺、黄志善带残部退到距离咸从以北约八里的甑山县。

《高丽史》

西京收复标志着高丽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这同时也加重了西北其他地区的压力。驻扎在肃山谷地的400多红巾军在获悉西京被高丽收复后，返回了义州。当时，柳塘及其部将刚刚修好义州的城墙和城门。保州县治所——静州可能更容易攻破，因为这里很快就被红巾军攻陷。后来，柳塘率军赶走了红巾军。

1360年3月以后，安祐、李芳实所部高丽军迫使红巾军慢慢向北移动，直至鸭绿江两岸。高丽之所以获胜，一部分原因是拥有精锐骑兵队伍。另外，饥寒交迫、疲惫不堪也使红巾军伤亡日益增加，这是高丽获胜的关键因素。3月3日，红巾军被多次击溃后渡过刚刚解冻的鸭绿江。红巾军渡江时，伤亡惨重，在穿过冰冷的鸭绿江时，“几千”人落江而死。

天寒地冻，饥寒交迫，在朝鲜半岛北部的崎岖山地疲于奔命，强渡鸭绿江的心理恐惧，所有这些都让红巾军陷入重重危险。在损失惨痛的渡江行动中幸存下来的红巾军，立即在鸭绿江西岸列阵以待。高丽将领认为穷寇莫追，因为进一步追击会让处于绝望中的红巾军狗急跳墙，与高丽军开展殊死搏斗。于是，高丽军撤离战场。这样，攻打红巾军的使命就落到辽东的元朝当局头上。

义州的红巾军没有遭遇更大的冲突就得以逃脱。当时，李芳实决定休养疲弱的高丽步兵和骑兵，没有追击红巾军。在朝鲜北部的寒冬天气，红巾军和高丽军都筋疲力尽。战斗结束前的几个星期，双方决胜的欲望几乎消失殆尽。对他们而言，当务之急是生存下去。尽管高丽军队决定休整以补充粮草辎重，但虎视眈眈的辽东红巾军不敢让他们有丝毫的懈怠。

大元帅李成桂负责将红巾军赶出高丽。寒冷、疲敝并没有让他心力交瘁，反而是在生阳驿督战的时候，手下部将的疏懒无为和国王殷殷期待胜利的压力让他心灰意冷，于是他以身体不适为由返回京城。也许是因为羞愤，李成桂一直称病在家，没有接受任何官职。

李成桂意识到，形势已经发展到无法掌控的地步。也许，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红巾军给东北亚许多地区带来了一连串破坏，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社会大动荡。当时，在大元兀鲁思还没有哪一个叛乱会造成如此严重的灾难。地方官员和参战将领不得不自行其是。这场战争改变了朝廷和地方的关系，它们之间再也不是中心辐射边缘，中心牵一发而动局部的关系。在敌人攻袭、战争恐怖和地方阴谋的环境下，情报传递、物资输送、人员往来及赋税运送都变幻莫测，无章可循。虽然高丽军队勉力把红巾军赶至鸭绿江西岸，但没有多少人会幻想永久的安全，而辽东地区甚至没来得及享受这转瞬即逝的喘息之机，东北亚就进入了一场新的动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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