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公开 | 美利通(Meriton)商业传奇究竟起源于污点还是诬陷（第二部分）

莫里斯“双枪”科恩，是上世纪中叶众多消费中国题材的戏剧作品中比较怪异的人物原型之一。他的经历启发了三部好莱坞电影的创作，其中包括1936年的一部名为“黎明将军”的电影，在片中科恩变成了爱尔兰人，由影星加里·库珀扮演。

顾名思义，双枪科恩既是犹太人，也是一名枪手。在1997年出版的丹尼尔·列维由撰写的《双枪科恩传记》中提到，在英格兰和加拿大进行了一段时间小规模犯罪活动之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双枪前往广东，成为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最受信赖的保镖。孙中山逝世后，双枪继续利用他的关系向各军阀输送军火，并经常与中国通商口岸的犹太商人开展贸易项目。

摩西·特里古博夫被捕后，他在上海的生意合伙人建议他寻求双枪的协助。哈利还记得，当他父亲在监狱里时，双枪就住到了他在天津的家。双枪的传记作者发现了哈利的哥哥给双枪的感谢信，这显示了双枪曾帮助过摩西，说服当局把他的案件从天津转移到南京，在那里得到更公平的审讯。

但双枪与摩西·特里古博夫在解决这件事的金钱代价上产生分歧。摩西的家人无法支付双枪索要的金额，而双枪认为摩西被释放就等于是同意了他的开价。

到了1947年底，共产党在进驻天津之前，摩西发现他已经无法卖掉他的财产。在年轻的哈里成长成一个房地产大亨的漫长过程中，老特里古博夫的遭遇是他童年时学到的一个教训。“他想要卖掉任何他能够卖掉的东西，”哈利说。“他失去了大笔财富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财富在战后直接变成了麻烦，他试图把它从中国带走，但是在他入狱的那段时间里，所有的门都被锁上了，这击垮了他，他错过了所有机会。”

“报复性指控”

哈利说，双枪帮了他们一些忙，但最终带来的实际是痛苦。最终，哈利和他的家人确信，双枪为了复仇而向驻中国的澳大利亚外交官告发了他的父亲。哈利和约瑟夫相信，这些“报复性的指控”被传递到了澳大利亚，这也是他父母无法获得签证移居悉尼的原因。

真相仍藏在国家档案馆内。在约300页关于当时澳大利亚外交官记录的双枪告发特里古博夫家族的细节档案中，约有15页被编辑过。当被要求重新考虑并开放整个档案的时候，国家档案馆的代理副主任大卫贝尔(David Bell)拒绝了这一提议，理由是披露这些材料可能会威胁澳大利亚从其他国家获得情报的渠道，并且释放可能会给家庭成员造成困扰的信息。

这种解释的第一部分 - 披露可能威胁到其他国家的情报获取 - 让哈利确认了双枪是战时英国和加拿大情报部门的情报源头的猜想。而第二部分的解释，可能大卫贝尔是正确的。

档案中有一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信，是当时移民大臣亚历山大(Alexander/Alick)唐纳 - 杰出的霍华德内阁部长的父亲 - 写的，在信中唐纳用非常不正式的语言写道，这些报告表明摩西·特里古博夫是一个“讨厌的人”。这是一个长达300页的档案中的一行，即使在今天，这种明显的不公平仍然让哈利·特里古博夫感到难过。

被加拿大和美国拒绝

当年，加拿大和美国有严格的犹太移民配额，特里古博夫理所当然被拒签了。1946年，澳大利亚对犹太难民实行开放的移民政策，他们获得了澳大利亚的登陆许可证。然而，到了1948年初，澳大利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拥有苏联护照并被指控与日本合作的富裕的犹太人并不再被澳大利亚接纳。

在战后的澳大利亚，犹太人，与老派的反犹太主义者、疑似共产主义者、以及在巴勒斯坦袭击英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被公众认知搅和在一起。事情在1947年1月开始转变成了危机，当时有一艘名叫“华联”老渡船，它载着300名无国籍的犹太人从上海出发，最后停靠到了悉尼港。

悉尼的“太阳报 ”称，共产党有组织地支持了犹太移民，并暗示这些犹太难民曾与日本人合作。太阳报社论说：“无论是犹太恐怖分子还是专业特工，对于这些渗透到我们国家的危险因素，都会自动引起所有希望保持澳大利亚和平环境的人的怀疑。”

当时的政治背景是，澳大利亚战后的移民大臣阿瑟·卡维尔(Arthur Calwell)是大规模移民政策的拥护者（虽然是在着名“白澳政策”的前提之下），并且在最开始对犹太难民的困境持同情态度。他允许华联上的乘客登陆，但在之后激烈的善后过程中，他秘密地制定了未来犹太难民移民数量的配额。

一年后的1948年3月，澳大利亚驻上海的领事福尔曼(O.W.C  Fuhrman)用密码给堪培拉发回了加急电报：哈里·特里古博夫和约瑟夫·特里古博夫于三个星期前离开天津正在前往澳大利亚，绝不允许他们登陆。兄弟俩的父母把他们送往悉尼，而他们计划在中国最终解决完其他相关事情后跟随过来团聚。

福尔曼说，他已经了解到，摩西·特里古博夫的身价约为3到4百万美元，并已将其大部分转移到美国。他非常关注特里古博夫的这些所谓的不义之财，并让澳大利亚官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重点检查他们会转移多少钱到澳大利亚 - 只有8000澳币。 

对犹太人的敌意

在澳大利亚的犹太人社区看来，福尔曼对来自中国的犹太人的敌意，令他成为一个臭名昭着的人物。他在这个时期写过一个报告警告说，那些在上海的犹太人，生活在日本人隔离出来的一个贫民区里，他们在那里是一个“谜团”，可能涉及卖淫和贩毒。如果这时两枪对摩西·特里古博夫的指控也被采纳，他有可能发起一场让他满意的听证会。

在哈利印象当中，当年福尔曼的紧急电报，证明了双枪就是导致他的家族分离的根源。他问，有谁会不嫌麻烦地去向澳大利亚驻上海领事馆告发两个刚刚离开天津前往澳大利亚14岁和23岁的男孩。“还有谁会有兴趣？” 哈利问到。

但无论如何辩解，堪培拉移民局秘书塔斯曼海耶斯(Tasman Heyes)亲自负责此事。他向悉尼，达尔文，布里斯本和香港发送了一系列的电报，密切留意这两个年轻人。

他说：“请紧急告知他们是否已经在港口降落。如果不是，请告知所有航空公司，他们不可以被接受为乘客；如果他们来澳大利亚，他们可能会被限制登陆。” 但是官僚主义的轮子运转得太慢了。几天后，有消息说，哈利和他的兄弟已经在达尔文登陆，然后顺利地通过了悉尼的海关。

这两名青年的成功登陆，提出了一个直到今天还被澳大利亚社会关注的，如何处理未经授权的登陆问题。塔斯曼海耶斯认为把他们驱逐出境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他设计了另一个想法：分裂他们的家庭，劝服两兄弟离开。

“由于中国当局不允许欧洲人返回中国，我们不太可能强迫两个儿子(约瑟夫和哈利奥斯卡·特里古博夫)离开，但是如果他们的父母被阻止前来这里，他们可能会最终离开英联邦”，海耶斯在1948年7月写道。

从十年级开始上学

所有这些在当时都不为人知，哈利在悉尼东郊的苏格兰学院开始了十年级的学习。约瑟夫入读悉尼大学法律系。哈利感到自豪的是，当他到达苏格兰学院时，老师让他升了半年级，因为他的数学学得很快。

而中国的摩西和芙莱达面临的情况越来越严峻。当共产党兵临天津时，他们已经搬到了上海。他们在上海给哥哥约瑟夫发送了一些澳大利亚驻上海领事官员要求的最终文件。1948年8月10日，约瑟夫走进悉尼约克街的移民局。这将是他进入官僚迷宫的第一步，他的家人在未来二十年内陷入困境。

移民官员告诉约瑟夫，他的父母不能来澳大利亚，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位官员在一张备忘录上写道：“J. Triguboff先生坚持认为我应该给他拒绝他父母允许进入澳大利亚的理由。我没有告知他收回他父母入境许可的原因。”

特里古博夫越来越绝望。摩西持有苏联护照，这是证明他俄罗斯国民身份的唯一文件，但他认为如果被遣返回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将会有很大的风险。这时距离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游说部长

1948年末，特里古博夫家族试图把所有可用的资源都动员起来。在一名犹太社区的杰出成员的支持下，约瑟夫于十月份与卡尔威尔（Calwell）会面，并递交了一份备忘录，附有南京法院判决的英文译本，证明其父亲已被解除与日本人合作的指控。

“现在这个家庭被打碎了，这可能意味着两个儿子和父母分离，因为儿子们已经无法回到中国。这对小儿子来说是一个特别悲惨的打击，哈利奥斯卡，他只有14岁，他非常想念他的父母，“他写道。

约瑟夫在十二月再次写道：“你们知道，中国的位置正在变得越来越遥远，这种分裂可能严重影响我的弟弟（只有15岁）和我自己，我们再也看不到父母，那么以前的决定很快就会让他们谴责自己，直到死亡。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请给予我父母入口签证，以挽救整个家庭。“

哈利一直在集中精力学习，但他感到很彷徨，“我们害怕（我们的父母）被困在那里。”

之后在1949年初，邮局打电话告诉他有一封电报，是从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叫拉马特·甘的地方发过来的。他走到悉尼东区邦迪交界(Bondi Junchtion)的邮局，询问邮政职员拉马特·甘在哪里，邮政职员也不知道。

当他读到电报时，哈利意识到拉马特·甘是特拉维夫的一个城区。不被允许进入澳大利亚，又害怕回到苏联，这个刚刚建国的以色列成为了他父母唯一可以前往的国家。“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他们离开了，”Harry回忆道。他的父母是安全的，但他们在世界的另一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