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余名中国女孩在马来西亚被控“贩毒” 坚称遭遇外籍人士蒙骗

从香港到吉隆坡，飞行里程2500余公里，大约需要4个小时。数年来，多名中国女性的命运在这条航线上改变。她们在马来西亚落地，随即被搜出携带有毒品。

据当地组织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下称“马华公会”）统计，仅在2013到2015年间，就有超过20名中国女性因此而被逮捕，她们正在当地服刑或面临审判，最高可能将面临死刑的判决。

不甘于在囹圄中煎熬，多位女孩的家属向深一度记者讲述了近乎相同的诡异经历：通过朋友介绍，女孩认识了一名外籍男性。略微相熟后，对方声称自己做服装箱包生意，希望女孩帮助携带样品交给马来西亚的客户，外籍男士愿意负担机票、食宿，甚至给予酬劳。

女孩应允，拎着被托付的行李走下飞机。海关人员上前，大剪刀一挥，行李箱夹层中的毒品掉了出来。

运毒者

2014年10月13日，20岁的李曼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被捕，在她的行李箱里搜出了超过两公斤的冰毒。

这是李曼第三次去往马来西亚，在此之前，因伤从武术学校退役的她在南昌一家餐馆工作。

李曼的家中三女一男，李曼排老三，李勇最小，姐弟俩感情很好。李勇此前听说，姐姐在南昌的一家商店认识了一名女性朋友，又经由这位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身在广州、网名为“Love”的外籍男士。

据李勇转述李曼的说法，认识“Love”两三个月后，“Love”提出，自己是做服装生意的，急需人手带样品去马来西亚，希望李曼可以帮忙。他除了负担机票、食宿，还能再支付一两千元的酬劳。

免费出国还能挣钱，李曼答应了“Love”的请求。第一次出行是在2014年三月，李勇提醒姐姐，要检查一下托带的东西。

第一次，李曼平安无事的回来了，她给李勇看自己在国外拍的照片。“她那是第一次出国，挺高兴的。”

第二次同样没事，直到第三次前往马来西亚，一句“到香港了”之后，李曼失联了。

在国内报警无果，一家人没有任何头绪。一个月后，李曼突然给母亲打来电话，说自己出了点事。“她说在警察局，要被盘问些事，问完就能回家了。”

又过了两个星期，家人接到了来在马来西亚的通知，李曼因携带毒品入境被起诉，在她携带的服装样品行李箱里，夹带了两公斤多冰毒。

李曼触碰了当地法律的“死线”——在马来西亚，唯有三种犯罪会被判处死刑，即谋杀、绑架、以及贩毒。其中，对于贩毒的标准极为严苛，根据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条B（下称39条B）要求，凡是携带毒品超过一定剂量者，一旦被控罪成，都将面对死刑。其中吗啡、海洛因等毒品的死线为15克。

李曼并非个例，“马华公会”公共投诉局的法律顾问余家福律师告诉深一度记者，据他们统计，至少有20名中国籍女性，因在马来西亚机场被发现携带毒品，被关押在马来西亚的监狱中。其中有学生，也有已经工作的人，她们均称，遭遇了外籍人士的蒙骗。

四川女孩赵虹也在其中，2015年8月17日凌晨，她在马来西亚海关被捕，依赵虹亲属的转述，她有着与李曼近乎一样的经历。

事发前三个月，赵虹参加一个在上海举行的校友会活动，认识了老乡“倩姐”。倩姐比她大六岁，据称在上海注册有服装公司，这让打算创业的赵虹很是信服，两人来往频繁起来。

2015年8月14号，赵虹创业的事情准备就绪，打算给自己放个假。倩姐得知后主动提出，她有一位非洲裔朋友要送备货到马来西亚，如果赵虹去马来西亚度假，顺便帮她的朋友带点衣物的话，这位朋友可以报销机票。

赵虹应允下来，但警惕性不差，她曾听说过有人被蒙骗往马来西亚运毒的事情。倩姐向她再三保证，托运的东西只是衣服。8月15号，赵虹乘飞机到广州，按照倩姐给她的电话号码，找到对方，亲眼看着他们装箱，确保除了衣服没有其他东西。

但她不知道，自己拖带的箱子还有一个夹层。

同李曼一样，赵虹也是经由香港到吉隆坡，8月17日凌晨，她下飞机即被海关截获，在行李箱的夹层中，发现了3.3公斤冰毒。

▷李曼的一审法庭外景

消失的“Love”

李曼和赵虹在马来西亚的监狱里相遇，两个姑娘相互印证后发现，她们联系过一个共同的QQ号码—— “Love”。

据深一度记者了解到，除去李曼和赵虹，另一位目前在马来西亚的服刑的大四女生白羽，也称自己是被“Love”所骗。她表示，是通过校友接触到这位“长居广州的外国朋友”，最初只是为了练习英语。2015年2月，“Love”也请求她帮忙携带衣服样品出境，从广州转香港至吉隆坡后，被搜出了1.23公斤海洛因。

被海关扣下后，赵虹反应迅速，她马上跟倩姐联系，“她的微信聊天记录我们都看了，我女儿第一句话就问她，倩姐，为什么这样对我？”赵虹父亲说。事发一周后，他赶往上海办理签证，并找“倩姐”了解情况，见到了上述聊天内容。

刚被捕时，赵虹还提出，要求和接货人联系，骗他说已经到了宾馆，让他去取箱子。但此时再给接货人打电话，已无人接听。

马来西亚法律中，相信宣誓的效力，律师让赵虹父母先搞个宣誓书。2015年9月，赵虹父母揣着宣誓书再度去上海找“倩姐”，让她签字画押。但当律师让倩姐亲自去马来西亚录口供，倩姐拒绝了。

“律师发了邀请函担保她人身安全，我们还给她打了五千块买机票，但她说她已经帮忙了，如果我们真要为难她，她要跑到外国去。”赵虹父亲说。

家属们也尝试钓背后的“大鱼”，证明女孩们对运毒一事一无所知。

李曼被捕后，大姐登上了她的QQ账号，假装她从马来西亚被释放，生气地质问“Love”。“Love”辩解，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毒品是给她送包的朋友搞的。

几次对话之后，“Love”起了疑心，一再要求跟李曼语音或视频，在遭到李曼大姐拒绝后，便再也没有回应。李勇试图找当时介绍姐姐和“Love”认识的那位女性朋友，这个人也没有再出现过。

律师给李曼家人指明了另一个方向，尽量找到当时的录像。李勇顺着姐姐的足迹来到广州，最后定位在越秀区一家商店。他向辖区警方求助调监控，但彼时，已经距离李曼被捕过去了半年多。警方告诉他，超过3个月，监控就没有了。

事实上，“Love”从来没有现身过，三个女孩均表示，将“样品”交给她们的另有其人。

白羽被捕后，家人向当地的外事侨务部门求助。四川谷雨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胡本俊受命与当地公安部门研究援助方案，在调阅了白羽和“Love”一百多页的聊天记录后，胡律师带着白羽的家人赶到广州找监控。

最后的监控，定点在了广州越秀区的一家快捷酒店的门口，该酒店是 “Love”给白羽预定的。2月2日，一名非洲裔人士在酒店门口等她，白羽跟他出去了一趟，再回来拎着一个包。事后，她在律师探监时称，对方将她带到了附近一个公交车站，才把包交给她，而交接地点，恰好没有监控。

截止发稿时，“Love”的QQ和微信号码，仍在使用当中。

设法通过好友申请后，“Love”告诉深一度记者，他来自南非，目前在广州从事服装、箱包等外贸生意，常往来于东南亚地区，但其社交空间中，并未有能证明其真实身份的资料。

在他的QQ空间的留言板上，有多位网友留言称，“不要被这个骗子骗到，他经常会变着花样骗中国女孩，让她们带衣服样品”。“Love”不懂中文，没有删除这些留言。

▷李曼的行李箱作为证物被呈上法庭

罪与罚

女孩们因“运毒”被捕，她们的家庭也被拖入了漫长且折磨人的诉讼之中。

赵家在农村，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更何况还有个九岁的小女儿。赵虹父母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工地上干活，一年要跑两个工地。

赵虹争气，大学时还出国交流过，一毕业就在上海的外企工作，半年后自主创业。“凭我女儿的学问和能力，自己挣钱一年能有几十万。”她的父亲说。赵虹刚出事的时候，他感觉“天都塌了下来”——大女儿刚供出来，小女儿才九岁，在去县公安局取女儿被捕的传真时，他觉得，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随着这份通知消失殆尽。

许是出于内疚，“倩姐”提出，要给赵虹妹妹买一份教育保险，一直供到她上大学，但赵父已经来不及想那么远的事了，他借了人家的钱，马上就得还。最后倩姐给他打了3000块。

李曼刚被抓那段时间，李勇只要一个人呆在宿舍里，就忍不住流眼泪，“毒品只在网上看见过，从来没想过跟自己家人沾上关系”。父亲也难过，一提女儿就哭。

母亲成了顶梁柱。李母以前当过老师，婚后随丈夫做起了生意。先是包了一座采石场，后来开了个小型水泥厂，但效益一般，最后在老家倒腾种树养殖。

这一次女儿出了事，也是母亲打头阵，在吉隆坡，李母语言不通，晚上在麦当劳里过夜。打官司花钱多，她一个人在上海做了两份保洁挣钱。

白羽被捕后，胡本俊律师和姐姐很快去探望了她。一开始，白羽强忍着恐惧，看上去状态还算好，但毕竟年纪小，在律师和姐姐要走的时候，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母亲舍不得她，干脆跟到马来西亚，在当地领事馆的帮助下，找了一家吉隆坡中餐馆打了一年工。监狱每周允许探监一次，但餐馆距离监狱遥远，往返要两个多小时，白羽母亲只能每两周去看她一回。

律师费是每个家庭都绕不开的支出，请的律师是否专业，对当事者的定罪量刑有关键的作用。白羽家找了一家口碑极好的律所，费用高达30万元人民币。

“最后给了10万，我们实在没钱了，为了她的事欠债太多。”白羽母亲说。

胡本俊律师告诉记者，由于中方律师不能在国外代理案子，他只能从旁协助马方律师。白羽唯一的一线希望，是说服控方修改控状，将39（b）贩毒，变为39（a）拥有毒品。

白羽家人一回国，就去她就读的大学和实习单位，向老师、学生和同事收集她成绩优异和个人品德正直的材料。“另外，白羽所持有这个藏毒的箱子时间短。前一天晚上拿到箱子，第二天一早就登机，时间并不长。”胡本俊律师说。

这是为数不多获得轻判的案例。马方主控官修改了控状，白羽则接受“拥有1280.23克冰毒”处控罪，并表示认罪。2015年10月，白羽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去掉三分之一减刑期，她至少要在马来西亚的监狱里服刑9年。

2017年4月，李曼的案子开庭了，李勇作为证人出庭，并拿出大姐冒充李曼和“Love”的聊天记录。但他们的证据出现了严重失误——聊天记录并非截屏，而是打印了出来。在法庭上，这条证据被当场驳回。“人家就一个问题，你这个聊天记录，能不能被伪造？”李勇说。

据李勇称，后来，李曼和“Love”在2014年的聊天记录又不慎遗失，就更说不清这批毒品的来源了。

2017年5月，李曼一审被判处死刑，她提出了上诉。

李勇和母亲第四次来到马来西亚，向当地领事馆求助，但根据外交政策，中国公民在外国触犯当地法律的，按照当地法律处置，当地领事馆绝不干涉其内政与法律审理，只能帮他们找律师。

领事馆马路对面就是马华公会的大楼，李勇和母亲从大使馆出来，就进了马华协会的援助中心，听完他们的叙述，马华公会全国公共投诉局主任张天赐决定帮他们一把。

“我们也不能干涉司法审判，只能帮他们召开新闻发布会而已。”余家福律师告诉记者，李曼母亲和弟弟并非第一家求助的亲属，马华公会也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群体，他们也曾与中国领事馆交涉过，但能做的也只是一再呼吁提醒，让大家保持警惕，不要随便帮人带东西。

▷家属在马来西亚聘请律师的收据

异国铁窗

无法把希望寄托在领事馆的介入上，众多家属又开始期待两国警方进行联合缉毒行动，找到背后真正的毒贩。据深一度记者了解，多位女孩的家属，也已将关于外籍人士“Love”的疑点反映给了中国警方。

“两国司法制度不一样，马来西亚遵循的是英国法，检方要起诉你，他不会来中国问警察，帮你脱罪对吧？而是需要辩诉方律师来中国找证据脱罪。”余家福解释道。

受骗者亲属们组了一个“家属联络小组”的微信群，一度，他们曾想到北京上访或求助于外交部，但最终都没有成行。

群里交流不算多，只有在某位家属要去马来西亚探视时，才会活跃起来，请前去的家属帮忙给孩子转交些钱。

平时，他们则依靠当地华人来代为探视。在吉隆坡开出租车的华人叶阿姨就是“代探”的成员之一，一开始，是她的朋友在帮国内家属探视，忙不过来，叶阿姨帮了几次，找她的家属越来越多，经由她探视的中国姑娘，前后有十来个。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在行李箱夹层发现毒品，叶阿姨告诉深一度记者，还有一位受托的货品是一捆电线，剥开外层线皮，里面没有铜线，全是“白粉”。

“你说，就算她们亲眼看着打包，怎么能知道箱子有夹层、线是中空的？”叶阿姨说。

不同级别的在押犯，允许购买物品的金额不同。每人每月可以充200马币话费，每周她们可以与外界通一次电话，最多可以通话45分钟；普通犯人可以送100马币的零食或日用品，死刑犯的额度则为150马币。每隔一段时间，国内的家属们就要把钱和代探人的路费转交给叶阿姨她们，再由她们转交。

李曼也曾是叶阿姨的探视对象之一，监狱生活清苦，李曼哭诉，菜是发臭的鱼，还吃不饱，只能靠喝水充饥，要么睡觉。直到后来更换过监狱长，情况才好了些。

有家属心疼孩子，可以买每月折合450马币（折合人民币700多元）的“监狱套餐”，一日三餐要比普通饭菜好些。对于生活困难的家庭来讲，这样的套餐有些“奢侈”，一年只能给孩子们买两三次，甚至只能买一次，让她们偶尔吃顿好的。

往返探视也是大笔支出， 李曼家人去看过她五次，加上律师费，一共支出30多万元，这不仅耗光了家里的积蓄，还背上了二十五六万的债务。

为了能多见孩子一面，家属们通常要呆上十来天。花销能省则省，住宿就拜托叶阿姨找小旅馆，一天只要不到100块。有的旅馆专找外国人提价“宰客”，家属们还得借叶阿姨她们的证件开房。

还有家属为了省钱不吃早饭，叶阿姨一一劝解，“借都借了这么多了，早餐就不用（省）了吧，你要是有个什么问题，你女儿在里面怎么办？”

李勇几次去探视，都是住在叶阿姨家，这要比旅店便宜不少。家属都信赖叶阿姨，有一位母亲每次也住在她家，跟她说，“叶姐，我要跟着你，你不要把我丢掉。”

有一位父亲在叶阿姨面前哭了，叶阿姨嘱咐，现在哭个痛快，到了监狱可不别再这样。“他就在去监狱时哭了一路，到了女儿面前，真没再落下一滴眼泪。”

▷“Love”的qq留言板上被人称为“骗子”

“从没有过特赦”

马来西亚的法律为三审制度，一审只有一名法官，二审有三名法官，三审有五名法官。如果一审被宣判有罪，可以提起上诉，进行二审或三审，这两次审理则需要得到2/3或者3/5的无罪票数，才能被宣判无罪。

有很多“民间渠道”的办法在家属群体中流传开来。多位代探人向深一度记者表示，只要肯出钱，就能从中活动，价格从三十万元（人民币）到五十万元不等。家属们也证实，他们听到过这种说法。

记者曾向余家福律师求证，是否存在法官收取费用而改判的可能，得到了坚定的否定回复。在他看来，这话更像是“寄生”在绝望上的骗局。

“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余家福告诉记者，如果三审都被判为有罪，则还有一次向马来西亚国王申请特赦的机会。“但是，这么多年，我从未见过有外国人能得到这种特赦。”

余家福强调，“当然，也还从未见过外国人因持有毒品而被执行死刑的。”审讯过程漫长，从一审到最后处决，可能要拖上十年。

在采访中，一名代探人还请记者向李勇转达，“中介说，三名法官每人50万，让他赶紧筹钱”，当记者询问中介是谁时，这位探视人又改口称，中介还在找。

赵虹律师则直接告诉家属，需要打点关系，2018年春节前，让他打了一万美元，“条子都不会打印一张给我们。”赵虹父亲说，但他还是对女儿的未来存着一丝希望，“如果需要的话，十万八万马币我们还是得拿过去。”

但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即便真的可以花钱消灾，他们也无力支付这笔费用了。

2017年12月，李勇第五次踏上马来西亚的土地，给姐姐换了一位律师。新律师没让家属继续找证据，而是提出了新的辩护策略。

在马来西亚，废除死刑的呼声一直没断过，眼看大选在即，李曼希望自己的二审开庭尽可能推后，“没准就等到了废死那一天”。但余家福并不看好这个期待，“废死都喊了二十多年了，至今都没有废除，今年能不能废除还不好说。”

这些李曼并不知道。在监狱里，这些正被囚禁的姑娘们唯一的寄托，是每周跟随老师学习佛学，还有人为此而皈依佛教。她们每天依然带着希望醒来，祈祷早日结束这段在异国铁窗内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