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爆红与“低端人口”命运谁该反思（组图）

——110分钟的电影，从头到尾都没有人出声，也没有人提前离场。 

——看到后来，渐渐笑不出来了，也哭不出声，像有块大石重压，无法挪开。 

——电影结束，灯光亮起，观影的人面面相觑，发现对方都在流泪。 

这是看过《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之后，中国很多观影者的亲身体会。这部国产电影首映就突破3亿人民币（1人民币约为0.16美元）的票房，并且在中国内地的影评平台豆瓣上评分高达9.0，创造了中国电影“零差评”的奇迹。 

《我不是药神》的成功，在于电影中故事的真实。有影评人在网络上写出这样的话：之所以笑了，是因为它真；之所以哭了，是因为它血淋淋的真。昏暗的公寓房间，“印度神油店”半明半暗的霓虹，人物充满乡土气息的衣着，还有主人公坐在马路边吃盒饭的景象，似乎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似曾相识。 

电影中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莫属那一句“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句话道出的，又岂止是片中慢粒白血病人买不起正版药、为此倾家荡产甚至只能等死的命运呢？穷的根源不止一种，穷的样貌更是各有不同，一个“穷”字，不仅是单纯“没钱”的意思，也折射出社会中某一群体的生存现状，而这样的群体在不同的领域或有不同的表现，却基本都围绕着“弱势”与“边缘”。 

上一次对中国这一群体产生如此大规模的讨论，应当还是2017年底北京大火所引发的清除“低端人口”事件。就像一场大病的药费可以让人“吃掉了房子，吃垮了家人”一样，一场大火引发的大型城市清理整顿，也令数以万计的人不得不离开自己安身之地，有些人可以选择返乡，而另一些甚至无处可去。 

实际上，《我不是药神》掀起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的思考，和“低端人口”事件引发的城市“住房贵”和生存成本高的讨论，有一个共性：令中国人感到“扎心”的，都是社会最底层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也反映了社会的一种普遍焦虑。正是因为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近在咫尺的故事，人们才感受到如此大的共鸣，如此深的心痛。 

用理性的眼光去看，无论是电影中公安部门查处代购仿制药的情节，还是现实中对“低端人口”的排查和驱逐，在令人困惑和愤懑的同时，都有着其十分合理的缘由和依据。于法理来说，非法代购药品在法律上被定义为售卖假药，而存在安全隐患的违法建设和违法经营的确也是违法行为。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如果专利药都能随意仿制售卖，那么谁还去做投资代价高昂的新药研发？如果永远不顾安全隐患继续在城市随意地发展“蜗居”，那么今后还可能酿成多少惨剧？ 

但是，面对一个病人对警察央求“我不想死，我想活，可以吗？”，面对身边努力生存、奋斗的朋友竟在担心明天的庇护所在哪里，人的感性也不可能不为之所动。毕竟，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法理，也不应该有绝对无法改变的命运。法治在成熟，社会在进步的同时，一个国家是否也应该去关注一下这些“掉队”的人呢？ 

《我不是药神》和“低端人口”的背后，反映出的是社会资源分配失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无奈境地。可怕的是，弱势的社会地位和更大的健康、安全以及其他社会风险之间，存在着无休无止的相互催化，恶性循环的关系。拿癌症来说，全球近六分之一的死亡由癌症造成，近70%的癌症死亡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而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肺癌、胃癌、肝癌、食道癌”等由于饮食、卫生条件恶劣和环境因素诱发的癌症占到57%，可见“穷”和“病”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将本就处在弱势的阶层推向更加边缘化的角落。 

最重要的是，这些边缘化群体更多的是底层劳动者，他们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却被轻易地忽略。他们的 “掉队”更多时候并非不劳不获，而是成为了高速发展的“代价”，不堪重负。在中国政策和法规执行的过程中，的确存在过于生硬、不懂变通的情况，这一点在北京清理过程中官方也曾承认。当然，更大的问题是，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本身时如何更多考虑这些人群的生存和福祉。 

印度国父甘地（Mahatma Ghandi）曾说，一个国家的伟大程度取决于它如何对待最弱小的成员。《我不是药神》惊人的好评度和成功的票房，也值得中国官方对电影中所揭示的现实问题更多地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