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调查行业兴衰史：中国调查记者都去哪了？（组图）

过去两天，焦虑席卷全国，除了制药公司的资本大鳄之外，还有两个人物被意外牵出，他们就是著名记者王克勤，以及他在《中国经济时报》的顶头上司包月阳。

2010年3月17日，时任《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的王克勤，发表了一篇重磅的调查报道。两个月后，签发这篇报道的总编辑包月阳被免职，调去仅有20余人的中国发展出版社工作。第二年七月，《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被解散，王克勤被迫离职。

已经是明星记者的王克勤，找新工作并不难，他在2011年9月加盟了《经济观察报》，任总编辑助理。但新工作并没有干多久，在2012年10月，《经济观察报》调查新闻部也遭到了解散，王克勤不久后便再次离开。

2018年7月22日，包月阳发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微博：“有时候，时间能改变一切。有时候，时间什么也改变不了。”

不过，这些当年冲在报道第一线的人物，得到关注的时间总是短暂的，相信不久后，他们的消息就会被淹没在综艺八卦和明星绯闻里。人们只会在事情降临到自己身上时，才会问：“那些为我们抱薪取暖的人，他们都去哪儿了？”

王克勤和包月阳的遭遇，只是中国深度调查行业的一个缩影。这个曾经坚硬和骄傲的行业，凋零地无比迅速。根据中山大学张志安教授估计，现在仍在从事一线深度调查的记者，不过数十人。

深度调查行业的兴衰，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文章包含四部分：

1． 曾经辉煌的过往

2． 日益衰落的纸媒

3． 凋零离去的记者

4． 深度报道的未来

下面进入正文部分。

1． 曾经辉煌的过往

朱镕基的“五不”很出名：不题词、不受礼、不吃请、不剪彩、不批条子。但他给《焦点访谈》破过例，在1998年视察中央电视台时，用签字笔给节目组留下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十六个字勉励。

曾有部长忐忑地对敬一丹说：“现在我晚上都不敢出去吃饭，因为怕耽误了看《焦点访谈》。总理常在会上问：‘你们看昨晚的《焦点访谈》了吗？’答不上来怎么办？我如果有事看不成，就让秘书看，让家人看，再告诉我。”

那会儿权威单位都怕记者，而且特别怕《南方周末》。在南周的旗下，余刘文扳倒了背景深厚的昆明恶霸；赵世龙在洗脚城卧底三天揭发了湖南高考舞弊案；孙保罗揪出了贵州官场一串串庸官，等等等等……

那是纸媒的辉煌时刻，江艺平时代的《南方周末》广告收入过亿，好的记者月收入过万，要知道2000年全国城镇员工平均工资才780元。曾经有记者这样描述上世纪90年代南周的工资：“钱发下来了，还没来得及存进银行，下个月又发了。放在家里，一摞一摞的。”

在崇高的荣誉感和高薪的激励之下，一大批深度报道记者活跃于神州大地。急速崛起的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光芒四射的成就，也催生了许多暗黑莫测的罅隙，这给深度调研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媒体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力，也鼓励记者做深度报道。

那个年代为我们留下了很多教科书式的深度调查案例，而那些诸如“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等文字，时至今日都让人热血沸腾。当年洛阳纸贵、一报难求的盛况，依然历历在目。

雪球创始人方三文，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就加入了《南方周末》，他后来说“当时我觉得，《南方周末》就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最好的媒体，也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到现在为止，我都为当时能进《南方周末》感到幸运和自豪。”

《南方周末》前著名记者，如今腾讯的副总裁陈菊红后来写过一篇《离开》，她说：“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2． 日益衰落的纸媒

2010年之后，在各类新媒体冲击下，纸媒开始急速衰落，2012年8月微信公众号横空出世，传统报纸和杂志的收入利润更是江河日下，总印张2011年顶峰时的2272亿张，急速下跌到2016年的1267亿张。

报纸出版行业收入的停滞，伴随而来的是广告主的离场，报纸+期刊能够拿到的广告投放费用日益减少。在2016年，这种广告投放的同比下滑比率居然超过了40%，纸媒经营的困难可想而知。

而与此相对比的是，网络和移动广告投放正在井喷，其中网络广告从几百亿的规模，迅速做到了2017年的近4000亿；而移动广告也从无到有，2017年规模发展为2649亿。

著名记者王志安曾经说过：“在中国，记者这个职业的天花板太低，几乎没什么成长性，30岁不进入管理层或者转行，就是失败的代名词。但调查记者对知识，经验有很高的要求。不用感慨，有人愿意为调查记者开出百万年薪，人会排着队回来。所有不付钱的感慨没什么价值。”

但显然，急速衰落的传统媒体，已经没有了90年代的阔绰，调查记者们的大批离开，是必然的问题。当然，这不是大批优秀记者离开的唯一原因。

3． 凋零离去的记者

世界杯期间，中国仅有几万名注册足球运动员的真相刺痛国人，但调查记者的数量，比足球运动员还要稀缺的多。

一直将调查记者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张志安在2011年发布了一项《中国调查记者生态调查》，直言“即使用最宽松的定义标准，全国调查记者也不过数百人”。

而到了2017年，当年尚能找到334名调查记者的张志安，在撰写《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时，仅仅联系到175名调查记者。六年时间，调查记者的人数又几乎腰斩。

河南《大河报》的一位调查记者曾说过：“2000年的时候，记者的工资达到五六千、六七千，当时郑州的房价是一千多，可想当时的收入是非常高的；现在郑州的房价每平米1~2万了、多的3~4万，现在记者的人均工资才四五千”。

曾经调查记者是天之骄子，如今他们的工资，只抽得起娇子。报道了三聚氰胺的简光洲2012年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记者身处时代前沿，他们极其敏锐的察觉到行业兴衰的转折，当互联网无可阻挡的崛起时，不少记者便奋不顾身的扑了上去。

报道过鸡西矿难、焦作录像厅失火等重大事件的李玉霄，在2006年投入腾讯的怀抱；打造了《卧底番禺传销》、《揭开传销绝对秘密》等传销系列的傅剑锋，也在2011年告别记者生涯，成为腾讯新闻中心的副总监。南周头版编辑方三文头也不回的去了网易，随后创办了互联网投资社区雪球。

《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代稿神郎朗，能用稿费在广州买房的男人，写过一篇广为流传的《一个10年老记的心声：我为什么要离开》，解释自己为何离开纸媒“为了人生不留遗憾，为了不在平媒大船沉没中跟着沉沦，我必须走出这关键的一步。”

马云说员工离开，要么钱没给够，要么心委屈了，记者们主要可能还是心委屈了。

被誉为“中国揭黑第一人”的王克勤，当年打扮成农民，把笔记本和相机藏在麻袋里，嘴里叼着烟，开着拖拉机，突破封锁报道了定州征地血案，其中曲折艰辛闻者落泪。但当他站上央视的领奖台时，这种荣誉感和自豪感也是无可取代的。

不过这种荣誉感并不能当饭吃。这个硬的像刀一样的汉子，四次因为各种原因被报社劝退，长期只能拿底薪，出门调查大多坐公交，更是曾被人打电话威胁要来“接”他老婆孩子，一家人在荷枪实弹的警察保护下度过了好几天。

所以，这个曾经号称要把调查记者做到80岁的人，后来去做了公益，帮助他调查过的尘肺病人。

2003年连续报道了孙志刚案和非典情况后，南方都市报的总经理喻华峰、总编程益中因涉嫌受贿被带走，差点被办成铁案的他们被放出来后，渐渐淡出了纸媒。喻华峰创立了本来生活网，程益中加盟了乐视体育香港公司。

名单上还有很多人，比如孙保罗、郭国松、朱德付、余刘文、谭庭浩、赵世龙、简光洲、付振中、陈峰、邓飞、龙志、刘建峰、朱文娜、景剑锋、傅桦、仇子明、乐倩、杨琼文、卢广……

他们具体的遭遇，这里就不做细述了，原因想必不难明白。

而那些受惠于调查揭黑的网民，也并没有坚定地站在调查记者一边，反而在近些年一波接一波的污名化记者和妖魔化媒体的风潮中，向他们投去了冰冷的石块。在转发包月阳微博的那57159个人中，又有多少个没跟风骂过记者呢？

因此，对于大部分艰难挣扎的调查记者而言，他们的左耳，可能响着周华健的那句歌：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而他们的右耳，则可能是李诞的那句话：

人间不值得。

4． 深度报道的未来

1894年，美国GDP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随之而来的不是民主、文明和健康，而是腐败、剥削和污染。贫富差距拉大，底层人民焦虑，社会心态浮躁，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卫生糟糕……马克吐温用辛辣的笔触将这一切记录在了他的名著《镀金时代》里。

面对社会的种种乱象，“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美国调查记者们掀起了扒粪运动（muckraker），也称黑幕揭发运动。

1905年，25岁的调查记者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Jr．）以打工的名义，卧底芝加哥的一家屠宰场七个礼拜，目睹了病死猪肉制成香肠的疯狂恶心景象，将其写进《屠场》一书中，引爆了美国人的舆论。

据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读《屠场》时正在吃早餐，当读到香肠中混进死老鼠时，大喊一声“我中毒了！”把吃了一半的香肠扔出窗外，后来再也不敢吃肉，变成素食主义者。

《屠场》一书，直接促成了美国国会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与《肉类检查法》，美国食品和药品从此慢慢安全起来。

怀着推动美国社会进步的目的，美国调查记者们再接再厉，写出了2000多篇揭露社会各界丑闻的文章，从市政腐败到经济垄断，从药品掺假到雇佣童工。在调查记者看来这个看似发展迅速的社会，道德的血液明显跟不上肌体的成长，社会实际上藏着令人发指的罪恶与黑暗。

揭露假丑恶的扒粪运动有没有摧毁美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信心？没有。这些揭短反而使美国社会上下达成了改革的共识，诸多影响深远的制度都是在那一时期建立起来的。

扒粪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社会作用，调查性报告成为美国的新闻传统。水门事件、越战等美国历史的重要时刻，都有调查报告在背后左右的身影。普利策奖更是成为全球新闻人的诺贝尔奖。

心系天下的不只是美国调查记者，中国文人从来都不缺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也不缺少心怀新闻理想的青年记者，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给他们更好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支持。

调查记者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噱头，所有勇于用孤独臂膀揭开残酷真相的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守夜人。对他们好点儿，就是对我们自己好点儿，对我们的孩子好点儿。

谨以此文，致敬那些曾为我们挺身而出的人，无论你们现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