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反华歇斯底里 vs 对华贸易需求：澳穷于应付崛起中的北京

【主标题】

反华歇斯底里 vs 对华贸易需求：澳大利亚穷于应付崛起中的北京

【副标题】

澳前外长鲍勃•卡尔出书揭示“中国恐慌症”如何无中生有

【作者】

王向伟

【正文】

中美贸易战升级，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及担心其对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影响。

相比之下，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持续争拗则似乎比较次要——实际却并非如此。

中澳两国在战略与地缘政治上掰腕，虽然体量上与中美争端完全不同，但实际却远较其外观更具影响力——澳大利亚是以美国代理人身份在对付强大的中国。

很大程度上，中澳掰腕已经迅速变成其他西方国家、包括加拿大与新西兰这些澳、美的传统盟国的一场测试实验，即：在与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的同时，如何抵抗北京对这些国家战略领域的所谓“政治干预”。

其他国家还在观望学习，无人知道北京与堪培拉之间的争斗何时或如何结束。

但是，受害人已经产生——这就是澳洲2440万人口中的120万澳洲华人。

2017年年初，有望迎来灿烂未来的中澳两国全面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尚不足两年，澳大利亚突然开始无情地对中国、中国投资以及澳洲华人社区（大洋洲最大的海外华人群体）的著名侨领们冷脸相向。

澳大利亚在态度和言论上如此突然、难以置信的转变，令澳洲华人既困惑又担心。这看起来是一次协同行动，政客、情报部门及主流媒体都指责中国政府险恶地凭借新积累的财富，通过中资企业、富有的澳洲华商以及政府主导的孔子学院等侵犯澳大利亚主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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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广泛的打击下，120 万澳洲华人-其中不少已移民来澳数代人-被涂抹成易受北京的影响力和宣传所操纵的群体。

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今年 6 月澳大利亚通过了影响深远的法案，禁止外国对澳大利亚政治进行干预，并加重对违法的惩罚。

虽然澳大利亚政府表示这些法律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但在立法阶段以中国为标靶的非常公开的运动，清晰地表明了其目标。

鲍勃•卡尔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澳洲前政治家，他上个月出版了回忆录《奔跑人生》，其中针对这种“中国恐慌症”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见解。

卡尔从1995年到2005年担任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是该州连续任期最长的州长，他在2012-2013年担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

根据他的书，以及我上月对他的简短采访，他认为过去17个月的运动是由他所称的“反华塔利班”主导，其中包括前记者和学者。

卡尔的书里有一章专谈“中国恐慌症”，他认为将中国共产党描绘成试图吞噬澳洲主权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认为，这些反华情绪大部分根基于孤立事件、暗讽，以及澳国内情报机构窃听公民私人谈话并转交给媒体的“可疑做法”之上。

他特别指出围绕两位澳洲著名华人商界领袖黄向墨与周泽荣的争议。此二人因向澳洲的政党进行大量捐款而受到责难。

卡尔指出，“邓森事件”在 2017 年的反华恐慌中尤为突出。这起丑闻涉及政治新星、工党参议员山姆•德斯特亚雷（“邓森”），他曾接受华人的金钱以偿付个人债务。邓森宣称南海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违背了工党在南海问题的立场。

但是，终结邓森政治命运的，却是去年 11 月的其它报道，该报道宣称邓森曾到黄向墨的悉尼豪宅，警告其手机可能已被窃听。

这样的报道只可能在澳大利亚最主要的间谍机构“澳大利亚情报局”(ASIO)的协助下完成。

卡尔表示，在这个事件中他看到了“典型麦卡锡主义”的痕迹，而且，并没有媒体对情报局干涉国内事件表达不安。

身为澳大利亚永久居民的黄向墨，是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领袖，来自广东，在澳投资已近 20 亿澳元，大部分在地产业。

周泽荣也来自广东，已成为澳大利亚公民超过 20 年。黄与周都向澳大利亚的主要两党捐赠数百万澳元，在反华运动开始前都曾与资深政客们交往甚密。

卡尔指出，来自欧裔背景的捐款人都认为，其应民主体系下竞争性政党的请求而进行政治捐款是正当的，与他们一样，黄、周也并非“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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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黄、周二人都否认与中国政府有关联，澳大利亚媒体与政府对他们的商业活动及其与澳洲政客的政治联系进行了大量审查，依然令他们在法律上丝毫无损，这正说明他们所作所为完全合法合规。

今年3月，当针对“外国影响力”的讨论还在进行时，毫无怯意的黄向墨甚至对自由党和工党发出公开挑战，认为两党应该退还他自 2012 年以来捐给他们的 200 万澳元。

黄向墨说：“我从未对捐款要求任何回报，如果政客或政党认为这些捐款有任何问题，他们大可把捐款退还给我，我会很高兴地把钱捐给慈善组织”。两党都没有回应他的挑战。

有人不断指周泽荣、黄向墨和中国政府之间有关联，依据就是此二人在一些准公共机构中担任荣誉职位，因此可能接受中国政府的指令。这些以偏概全的说法，不仅针对周、黄二人，更是逐渐指向在澳大利亚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华商，是非常不公平的。

中国共产党几乎控制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对商人而言，建立关系、在政府的官僚体系中游刃有余是获得成功的前提。在华经营的跨国企业里的外籍高管同样如此，必须通过迎合官员才能把事情办妥。这些外籍高管回到其母国后，是否也应受到异样对待呢？

根据卡尔的说法，澳大利亚在对华论调上的突然转向，背后有美国政府的指使，毕竟，堪培拉和华盛顿的传统纽带仍然强劲，并未因特朗普当政而有所削弱。

实际上，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上个月在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赞扬澳大利亚新出台的反外国干预法，认为这是美国盟友中对崛起的中国的罕见回应。

在这个听证会上，蓬佩奥认为不只是美国、整个西方都对中国的全球扩张反应太慢，他并暗示美国政府已经开始与盟友一起组织反击中国的全面对策。

反外国干预法通过后，澳大利亚政府开始降低“中国恐慌症”的调门，并试图修复与中国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北京对此反应冷淡。中国拒绝给澳大利亚的政府部长发放签证，一些向中国出口的澳大利亚企业也据说在海关和仓储分销点受到了更多的审查和延误。

堪培拉终将面对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关键问题，毕竟来自中国的投资以及中国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为澳大利亚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是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占了澳总出口额的近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也试图满足美国这个传统盟友和保护者的意愿，尽管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正在下降。

毫无疑问，这些争论将继续主导澳大利亚政治。此时，看看这场大戏中的一些主要角色的现状也很有意思：

据报道，邓森辞职不到一年后将在“十号台”主持一档全新电视节目，探讨政治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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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荣则因被指控卷入涉及联合国高级官员的贿赂案，正忙着与澳大利亚的一些媒体进行诽谤案诉讼；

黄向墨则已退出政治圈并集中精力打造他的商业帝国。今年早些时候，他在澳注册的家族企业以 11.3 亿澳元收购了位于悉尼市中心、黄金海岸的两个顶级住宅与酒店综合体项目，并宣布将追加 16 亿澳元投资以完成两个项目。

正如卡尔在他书中所说，即便黄向墨受到媒体的污名化，堪培拉仍然给予了他永久居民身份的续延，并允许他的数以十亿元计的交易顺利进行。

（作者王向伟曾任《南华早报》总编辑，现为该报编辑顾问，居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