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华女意外怀孕后情绪崩溃！“我还没拿身份，没存款”！然而之后的一切，出乎意料！（组图）

若不是亲身经历，我或许也会认为，“抑郁”只是一场贺岁电影就能解决的问题。而身在澳洲这个碧海蓝天竞自由的地方，大概更不会与这个词有任何交集。 

你有权选择恐慌 

2015年6月，我和先生一起去澳洲大陆中部的乌鲁鲁（Uluru）度假。此前我们刚刚回国办了婚礼，因此这算是一次蜜月旅行。黎明、黄昏、深夜，我在不同时间与向往已久的艾尔斯岩石对视，它孤独地矗立在一望无际的红色戈壁中，仿佛永远不问世事，只是欣然接受一切。 

而我却无法欣然接受意外而至的孩子。看着手里测试笔上的两条清晰的红色，我心乱如麻。 

我并不想要孩子，至少现在不想。我很享受目前温和从容的生活状态，可一旦有了孩子，我的生活就会被迫发生巨变；这种巨变，不是机械地从二人世界变成三口之家，而是意味着我即将以一个母亲的角色，背负孩子的一生。 

我自问没有信心承担这副生命的重担。 

先生一边接着我情绪崩溃的电话，一边跟公司请假，很快就回到了家里。他显然很高兴，毕竟，得知就要做父亲了，即便他这样一个波澜不惊的人，也难掩内心的喜悦。 

“我不想要孩子……我们才刚结婚，我还没拿到澳洲身份，我们还没买车，存款也不够，我们什么都没准备好……” 我毫无保留地向这个男人倾诉着一个准妈妈的恐慌。 

“孩子就像天上的小星星，既然来找你做妈妈就是一种缘分。” 先生很耐心地跟我分担着这突如其来的喜讯。“如果我们万事俱备，说不定孩子又不想来了。你不要怕，也不是明天就要生的，还有十个月，我和你一起去做准备。” 

确实，即便有再多的宽慰之语，怀胎十月的艰辛，也只有自己去经历。 

澳大利亚的医疗体制，与国内有很大的区别。不管看什么病，首先要去见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简称GP），他会对病情做基本的诊断。一般性疾病，如感冒发烧、验血打针、开方拿药等，GP都可以处理；如他觉得有必要做进一步治疗，就会把病人推荐给合适的专科医生。 

我的GP是一个印度女医生，非常友好亲切。她用极其浓厚的印度口音恭喜我要做妈妈了，并详细询问我的感觉。我说：“身体目前没什么变化，只是感到没那么开心”。她说：“不用担心，这是你的第一个孩子，你有权选择恐慌。但如果你一直觉得心情低落，要记得回来找我”。 

我想她指的是我的焦虑情绪。因为生理上的变化，孕妇情绪的起落几乎是必然的。绝大多数时候，这种情绪变化会被荷尔蒙所操控，准妈妈很难去自我调试。如果只是普通的焦虑，伴侣、家人、朋友等就可以帮助她们在情绪的浪尖上平稳着陆；一旦焦虑情绪升级到抑郁的级别，就需要引起重视了。

在欧洲，20%-30%的准妈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产前抑郁症状；在中国，这个比率更高。然而，产前抑郁经常会被忽视，如果孕妇的抑郁情绪没有显著的行为表现，往往是很难被发现并接受干预的。相反，在生产之前，如果准妈妈在心理上也能得到妥善的照顾，那么更危险的产后抑郁就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 

我是故意把你先生请出去 

在澳大利亚生孩子，可以选择公立或私立医院的产科。后者需要买私人保险，可以自行选择医生；前者则完全免费，由GP推荐就近的医院。 

我选了一家开车10分钟即可到达的公立医院。这家医院的产科并没有常驻医生，而是由助产士（Midwife）来照顾女性的孕期和生产——显然，这里只有自然生产一种选择，如果需要进行其他干预，如催产、麻醉、剖宫手术等，就会被安排到他们合作的另一家大医院。 

我的Midwife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澳洲人，她叫Michelle，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初次见面时，我们聊了整整两个小时。Michelle仔仔细细地问了我以及家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随后，她拿出一个三四页长的产前抑郁评估表，问了一系列关于我日常情绪和行为的问题。 

“这是在做抑郁症检查吗？”我笑着问道。从我过去生长的环境来看，生理疾病或许还能被视作“身不由己”，而心理疾病就显得有点“自寻烦恼”了。 

“每个准妈妈都要做的，亲爱的，这是必备的流程。严重的情绪问题会影响到你和胎儿的健康，我们通过评估，可以给你提供相关的帮助。不过看样子你还不需要。” 她显然并不认为心理问题是个没事找事的玩笑。 

做完问卷以后，Michelle非常礼貌地对我先生说，我接下来要对你太太做一些妇科检查，很抱歉，你可能得回避一下。 

看到我先生起身出去关上门，Michelle对我说：“亲爱的，我是故意把你先生请出去的。我需要私下问问你，有没有正在经受家庭暴力。” 

她说了“Domestic Violence”这个词，我马上回答，没有，我老公不可能打我的，我欺负他还差不多。 

Michelle温和而严肃地继续说： “家庭暴力不仅仅指身体上遭受的暴力，还包括经济上、精神上，比如他有没有拿走你的钱，或者在言语上威胁你？” 她试图用简单的英语向我解释这个复杂的概念。 

我才意识到，家庭暴力有冷暴力和热暴力之分，热暴力涉及人身伤害，故而更加明显，也容易被发现；而冷暴力则隐蔽得多，除了当事人，他人很难发现并提供帮助。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女性都在遭受着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即便澳洲这个妇女社会地位较高的国家也未能幸免。 

我很肯定地说，没有。Michelle继续说，看上去你先生很关爱你。但是如果他有这样的行为，你不要害怕，你可以偷偷告诉我，这里有很多机构可以帮助你。 

刚刚见Michelle的时候，她就问我需不需要口译员。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母语非英语的大有人在，因此，公共机构都会提供资费低廉甚至完全免费的翻译。我对自己的英语能力很自信，即便需要探讨很多医学状况，从始至终都没有用过翻译。

很快我就发现，我们之间的沟通障碍并不是语言，而是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许多时候，她需要花费精力，向我解释一些澳洲社会普遍认同的问题。比如，心理疾病并不是丢人的事情，家庭暴力不只是别人家的私事，公共机构的职能就是提供服务。 

Michelle给了我一个黄色的卡片，澳洲称之为Yellow Card，会记载我孕期每次就医、检查等的基本情况；此外，她还给了我一本名为Having a child的一百多页的书，是澳大利亚新州卫生署出的，涵盖怀孕、生产和产后护理的方方面面；同时让我带回去十来本各式各样的小册子，每一本都有针对我目前孕期的指导，以及相关的帮助机构的联系方式。 

Midwife给我的资料 

“你给我了我很多homework呀！”我开玩笑说道。 

“不只是给你的，你先生也要做功课！” Michelle很认真地说： “没有哪个人是天生就会做父母的，我们都需要学习。” 

我与Michelle继续见面，并且按照她的安排做了一系列的身体检查，每次她都会问我的心情如何，有没有什么需要她帮助的地方。她只是一个助产士，并且与我有着不同文化背景（不喜欢亚裔的澳洲人不在少数），我却能感觉到她是真的关心我的身心健康。她就像我可以信任的一个老朋友，在整个孕期给了我莫大的支持。 

亲爱的，你没有任何错 

我的孩子在孕期第42周的最后一天，通过去大医院催产的方式出生。通常而言，过了37周，胎儿随时都可能降生，但我在澳洲的夏天里足足多熬了五个星期。过去九个月逐步建立的信心和积累的勇气，几乎要被等待的焦虑耗光了。 

皇家北岸医院（Royal North Shore Hospital）的产科安静整洁，既没有歇斯底里的嚎叫，也没有任何的混乱和拥挤，就连医院本身也丝毫没有医院的气味。我被安排在一间独立的产室，里面非常宽敞，有浴室、产床、产池、助产球、产椅等——产妇可以选择她喜欢的方式生下孩子。Michelle从下午两点开始陪着我，密切监控着我和胎儿的情况，在我疼痛难忍的时候抱着我，一直到次日凌晨我生下孩子。 

医生和护士们轮番进来给我和宝宝做检查。很快，一团带着血腥味的肉球被放在了我的胸口。宝宝还没有睁开眼睛，颤颤巍巍地在我身上摸索，不久便尝到了人生中第一口乳汁。医学上把这种新生儿与母亲亲密接触的过程叫做Skin-to-skin Contact，这是每个母亲可以享受到的美妙时刻，对于孩子而言也是适应新环境的一个过渡。Michelle之前跟我说过很多次，母子之间的肌肤之亲是非常重要的。 

Skin-to-skin Contact 

我和孩子继续留院观察。我的病房是带浴室的独立房间，一日三餐都有护工送来收去，值班的护士会按时按点提醒我喂奶、帮我换床单、给我清洗伤口、敷冰块镇痛；夜里孩子哭闹，她们会把孩子抱到走廊上哄，好让我睡个好觉。 

但是，从孩子生下来第二天，我就无法安眠。新生儿科的两位医生来给宝宝做交叉检查，发现宝宝有先天性髋关节脱位（DDH）的症状；很快，儿童骨科大夫带着宝宝去做髋部B超，确认了宝宝需要戴上连体护具进行矫正。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DDH，情绪从新妈妈“劫后余生”的庆幸，瞬间落入担忧和恐惧的万丈深渊。 儿科医生是个四十岁上下的白人男子，高大英俊，跟美剧里看到的差不多。回想起来，我所见到的各个科室的七八个男医生，几乎都是这种白大褂下隐藏着八块腹肌的形象——澳洲人的健身文化，就像国内打麻将一样，理所当然。即便是医生这种社会地位最高、收入最高、业务最繁忙的群体，也不忘塑造自己健硕的身材。 

他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亲爱的，这不是你的错，DDH既不危险，也不紧急，它就像长歪的牙齿一样，只要矫正一段时间就好了。” 

然而这个过程充满了辛苦，需要不断地回医院调整矫正护具的尺寸，按时做超声波或X光检查，日常生活中孩子坐、抱、起、卧，都要倍加小心，一直需要持续到六岁。巧的是，照顾我的一位护士的儿子也有这种发育不良的情况。她一边帮我例行测量体温和血压，一边对我说：“其实DDH没什么，只是每天洗澡不太方便。有专门的保健中心可以帮正在做矫正的宝宝洗澡，你需要的话我告诉你他们的地址。” 她一脸轻松，不知是生性乐观，还是为人母已经习惯了各种冗繁的辛苦。 

我问了在国内做新生儿科医生的朋友，她说DDH的发病率在女宝宝中占到了六分之一，发现越早越好治。“国内的新生儿科，髋关节不是必查项目，很多孩子都是在学走路的时候才发现异常，只能做手术、打石膏，痛苦不堪。幸好你是在澳洲。” 

出院的时候，护士把宝宝的Blue Book交给我，这是每个澳洲孩子都会有的一本蓝色病例册，可以从出生一直用到成年。根据孩子的年龄，Blue Book会提示应该做什么检查、打什么疫苗、达到什么样的生长标准；重要时间点的检查，如出生后四周、一个月、半岁、一岁等，需要家长和医生同时签字确认。

Blue Book与澳洲卫生署的官网也是同步的，孩子打过的疫苗、接受过的治疗，在GP和医院之间都可以调阅。有些疾病的潜伏期很长，即便是成年人患病，医生也可能通过查阅他的Blue Book记录，了解到他小时候是否受过创伤，是不是儿时疾病或意外的后遗症。除父母外，政府部门、社区中心以及多种社会机构，也会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 

Blue Book封面 

别这么矫情 

不亲身经历的人绝对难以想象，抚养一个孩子是多么的繁琐劳累。“卸货”之后，瞬间觉得自己从头到脚、由内而外，仿佛每个细胞都发生了变异——变得更加敏感虚弱、不堪一击。 

产后一周，我经常会情不自禁地落泪。除了忍耐身体上的不适，压抑的情绪几乎主宰了我初为人母的全部精神世界。生完孩子之后，我瞬间理解了什么叫做“儿奔生，娘奔死”——即便在医疗条件如此成熟的当代社会，生孩子依然是一件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危险的事情。 

经历了32个小时镇痛的折磨，当我终于平安生下宝宝，她竟然不是完完全全健康的——我也知道DDH是可以矫正的发育不良而已，但作为母亲，又怎能心无愧疚地接受这个不完美？ 

宝宝出生的时候，正好是夏末，最后一波热浪还未销声匿迹。一个小小的婴孩，全身被白色的硬绷带五花大绑，两条小小的腿被吊着，强制固定成小青蛙的姿势，不能伸直，不能随意活动。抱着她喂奶的时候，也不能侧躺，只能像端着一盘菜一样俯身哺乳。每天也不能卸掉护具洗澡，而要把软布塞到绷带下面擦身子。换尿布的时候更不能拉起双腿，必须用双手托起孩子的身子，把纸尿裤塞进去。由于孩子双腿不能合拢，普通的裤子便穿不上，我就给她穿十分宽大的裤子，看上去像个杂技团的小丑。 

很快，因为抱孩子太吃力，我就得了手腕腱鞘炎，疼到连筷子都拿不起。好在，孩子还小，虽然不能像普通宝宝一样，自由自在地在床上手脚并用地欢腾，但也没有受这种罪的记忆——这种记忆折磨的，只有母亲而已。 

夜里醒来哭泣，几乎是每个新生儿的规律，我的宝宝更甚，不知是因为身子不能动弹不舒服，还是感受到了妈妈的焦虑。不论白天黑夜，每隔两三个小时，我就要起来给孩子喂奶、换尿布，睡眠被严重剥夺，对于产后的抑郁情绪是雪上加霜。每次抱着不能言语、只有哭泣的她，我都感到伤心无力，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先生对我的巨大变化也感到担忧。尽管他一直软言细语地安慰我，殷勤备至地照顾我和孩子，还承担了我的很多无缘无故的责难，他都没有一句怨言。 

按照澳洲的医疗规定，医护人员需要在孕妇产后去家里探望四次，对新妈妈和新生儿的情况做询问和检查。Michelle第一次来我家是在我出院后第一周。她身材有些矮小，却背着一个重重的秤——用来量宝宝的体重。 宝宝出生时有轻微的黄疸，在医院的蓝光灯床上躺了几天。

国内医院一般用的是蓝光灯，需要抱着宝宝去照；条件好一点的会有光毯，把宝宝裹起来接受光照；但都不如温暖柔软的光床那么舒适，只要躺进去就可以了，宝宝可以在睡着的时候接受治疗。Michelle带了一个小针头，她需要从宝宝的脚上采一点血样送到医院去化验，如果黄疸值正常了，她会告诉我；如果还是没有消退，她会安排宝宝再去接受治疗。 

“我站在哪里比较好？” 我抱着孩子问她。 

“你坐在沙发上就行了”，她说着便跪在地上，轻轻地把宝宝的小脚丫拿起来，在脚后跟钉了一下。 跟我聊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Michelle又拿出一个产后抑郁的评估表出来。回答完所有的问题，她对我说：“你有一些抑郁症状，就在需要医生干预的边缘。” 

我说：“是的，我每天都要哭很多次，总是莫名担心、害怕。不仅如此，想到世界上有很多小孩还在遭受各种伤害，我就觉得很难过。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为什么要担心他们？” 

Michelle说： “因为你非常爱孩子，就会觉得全天下的孩子都应该得到同样的爱。” “但我觉得很困扰，我的理性完全起不了作用。过一段时间会不会改变？” 

“随着荷尔蒙分泌回归常态，你的这些情绪会减弱，但不会完全消失。这就是母亲。” 

Michelle告诉我，每年至少16%的澳洲产妇都会患上或轻或重的抑郁症，尤其是在产后六周内，抑郁情绪若得不到妥善的疏解，很容易进一步恶化。随后她给了我几本关于产后抑郁的小册子，把免费的咨询电话用笔圈出来。在Michelle的职业生涯里，她帮助过许多妇女生下孩子，并度过产后身心最脆弱的时期。

作为四个孩子的妈妈，她比别人更了解生完孩子的这段时间对女性来说多么关键。因此，她没有给我轻描淡写的安慰，而是提供了一些渠道，如有需要，不要逃避、不要害怕，应该积极寻求帮助。 

国内的家庭们都想法设法地给产妇补身体，担心月子里落下病根，但新妈妈的心理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很多时候，产妇反而会陷入深深的恐惧和自责当中，对病情有害无益。 

几个国内的朋友，也跟我在差不多的时间生了孩子。我问北京的一个同学，有没有什么抑郁情绪。她是国内顶尖网络公司的运营经理。“忙成这样，哪有时间抑郁？别这么矫情。” 

另一个朋友，是机关单位的公务员。她说：“国内的医生不会主动给你做什么情绪检查。你要是心里不舒服，可以喝点中药补补气血。” 

聊了一圈微信，发现国内的朋友对产后抑郁不仅关注不够，还存在很多误解。被忽视的，往往才是最危险的。 

I am not alone 

最后一步是接受GP的检查。医生看了我的产后抑郁评估表之后，问我需不需要去见心理咨询师，她可以帮我安排。 

看医生这件事，本身就会给人造成压力，更何况要看的还是心理医生。徘徊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我终于决定去见一个双语咨询师。 

同澳洲很多的医疗机构一样，黄医师的咨询中心也设立在一个花草环抱的僻静之所。转过门厅去等待区，满墙都是各种语言的宣传册。抑郁症、家庭暴力、性侵、抽烟、酗酒、赌博……任何此类行为的受害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帮助。桌上放着一个厚厚的本子，写满了访客的留言。我随手翻了几页，大都是女性，因为各种原因遭受着心理上的折磨，经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辅导之后，重见天日。 

心理咨询中心一角 

我的咨询师是一个小巧的中国南方妹子，初次见面很难看出她从事的是这样一个帮他人卸除心理枷锁的工作。就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会产生情感共鸣、随着角色哭和笑一样，我想心理咨询师也需要背负许多的沉重，才能使来访者获得一丝轻松。 

黄医师说，只要有澳洲医疗卡，所有咨询辅导都是免费的，但是要匿名贡献自己的案例，以作为研究之用。 
“我们中心是澳洲政府资助的，每年都要给政府提供研究报告，建议他们如何做才能更好地帮助澳洲的抑郁症患者。”黄医师介绍道。 

“澳洲这个地方，还有抑郁症啊？”我疑惑，在简单快乐、宜居如天堂的澳大利亚，人们有什么理由去抑郁。 

“不，澳大利亚其实是一个抑郁症比例非常高的国家，1/5的人口都有长期或短期的抑郁症状；1/3的女性都得过抑郁症。” 

“这确实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是的，越发达的国家，人们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我有很多访客，都是社会地位不错的高知分子。抑郁的成因很复杂，主要是原生家庭的影响。有85%的抑郁症患者都遭受过童年创伤。” 

“那照这么说，澳洲算是抑郁大国了。” 

“是的，只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抑郁就像白昼之月，其实月亮就在天上，只是人们白天看不见而已。” 

黄医师又问我有没有做过伤害孩子的事情。我说，有一次孩子哭泣不止，我就把她抱起来，“咚”地一声放在了地上。 

黄医师很严肃地说，产后抑郁对母亲和新生儿来说，都是很危险的疾病。母亲不仅可能有自残、自杀倾向，更可能会伤害孩子。如果你真的有虐童行为，我会向警方举报你。 

在澳洲，公民有举证的义务。如果你看到别人的孩子遭受危险或虐待，比如，被父母遗忘在车里，而不赶快报警的话，警方有权力起诉你。 

“孩子不是你个人的，整个国家都在一起抚养他们。” 

“但是孩子这么小，她会懂吗？” 

“婴儿对于母亲的情绪感知异常敏感，他们能够精准感知到你的喜怒哀乐，并随之产生快乐或恐惧的情绪。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只有你能安然度过阴霾，你的孩子才能健康地成长。” 

黄医师接着问我的伴侣对我的情绪波动是什么态度。我只说了四个字：“逆来顺受。” 

她呵呵地笑着说：“你很幸运。伴侣的漠视甚至责怪，是抑郁症的催化剂，会让患者雪上加霜。如果有家庭的理解和包容，产后抑郁就好办多了。” 

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我定期与医师见面，聊自己想说的任何东西。驱逐心魔的过程，可以是漫长的，也可以很快奏效——取决于访者本身是不是有积极的心态。黄医师跟我说，她有一个访者，吐了八个月才把过去的痛苦记忆吐完，治疗一共坚持了三年才基本完成。 

像我这种情况，并不算严重，很大程度上是Baby Blue，即产后抑郁情绪，大多数产妇都会有的，只是我的要多一点、久一点。每次见面，黄医师都非常耐心地听我倾诉。在我想起什么说什么的谈话中，黄医师把我抑郁的根源做了清楚的梳理，就像做数学题一样，然后一个一个去解决这些根源。产后抑郁的成因是很复杂的，可能因为毫无根据的恐惧，比如担心孩子会生病；也可能因为不良记忆的刺激，比如我死里逃生的产程；更可能因为自己的童年记忆，在这个阶段统统被唤醒。

黄医师说，并不是每个访者都能有好的治疗效果，他也需要悟性——有悟性的人，能够理解医师的建议，勇敢挑战自己的想法，然后慢慢地让思想重新控制情绪。除了谈话，黄医师还给了我很多小册子，让我去阅读；也讲述了跟我类似的年轻妈妈的故事，以及她们是如何客服抑郁情绪的。就像在水里行驶的一个纸船，每当我想随着情绪任意漂游的时候，黄医师就会及时地用双手扶一扶纸船，让它重新回到正确的方向。 

宝宝四个月的时候，我们去儿童医院骨科复查，医生说恢复得很不错，已经可以拆除矫正护具了。虽然还需要格外小心、尽量保持孩子的腿形和姿势，并且每年复查直到孩子上小学，但我已如释重负，感觉心里的阴火灭了一半。结交了很多的年轻妈妈，听大家讲述孩子的故事，也渐渐明白，每一个母亲都有不易之处，每一个孩子都有特别的生长轨迹，我们得接受孩子的一切，正如孩子无条件接受我们一样。 

如今，三年过去，我已回归职场，宝宝也开始了幼儿园生活。我虽然还会莫名其妙地关心缺衣少食的非洲儿童和身处战火的中东孩子，但我已有信心不被情绪所控制。每当感到心理不适的时候，我都知道，家人在支持我，这个社会也有很多未曾蒙面的人等着帮助我。 

I am not al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