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自曝举报范冰冰后被威胁 中国官方回应（组图）

崔永元微博痛诉“举报遭威胁”的消息不断发酵，北京时间10月9日，中国最高检机关报《检察日报》发文对此事进行了回应。 

崔永元因爆料事件被聚焦（图源：VCG）

范冰冰偷税一事最早由崔永元曝光（图源：VCG） 

文章强调将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检察日报》为中国最高检机关报，在中国司法界具有独一无二影响力和权威。作为中国官媒，其每一次发声均有特殊的含义。

 崔永元本人也转发了该文章，并调侃说：“（《检察日报》）也希望我不被坏人弄死。” 

在此之前，崔永元曾称他向中国国税总局举报后曾遭执法部门“抄家式”报复调查。

崔永元于北京时间10月7日发表《一声长叹一声雷》的长文，暗指上述部门涉嫌包庇范冰冰等人。在这篇长文中，崔永元称自己曾三次前往税务总局举报电影《大轰炸》和范冰冰影视作品主要投资者华谊兄弟，并提供“阴阳合同”等相关证据的始末。 

崔永元表示，自从他上税务总局举报事件后，上海公安局经济犯罪侦察大队就对他参与的所有公司彻底侦察，也对他的前助理不断询查，彻夜询查。他表示，自己知道事出原因，并指“参与这次大欺诈的既有演艺界大腕，也有上海经侦的警察”。 

崔永元写道：“曾经当着我的面，他们喝两万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51美元）一瓶的酒，抽一千元一条的烟，几十万元的现金用个书包就提走，我的危险来自四面八方。”

 以下为《检察日报》刊登的《举报人遭威胁 法律如何保护》全文。 

  近日，崔永元发文，表示自己由于举报明星偷税漏税遭到威胁，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保护举报人是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举报人为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提供线索来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如何保护好举报人？中国法律在保护举报人方面有哪些规定？举报人应当如何保护自身安全？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 

“在法律政策方面，中国对保护举报人一直非常重视，并在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中作出明确规定。”张建伟告诉记者。

 例如，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具有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刑法也分别规定了报复陷害罪，打击报复会计、统计人员罪，打击报复证人罪等，对恶劣的打击报复行为进行严惩。 

在保护公民举报权利方面，相关部门也制定了专门法律文件，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和《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以上规定在举报人保护特别是对举报人的保密等方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制度。按照这些规定，举报的受理、登记、转办、保管等各个环节，相关机关都应当严格保密，严防泄露或者遗失；不准私自摘抄、复制、扣押、销毁举报材料；严禁泄露举报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情况；严禁将举报材料和举报人的有关情况透露或者转给被举报单位和被举报人；调查核实情况时，不得出示举报材料原件或者复印件，不得暴露举报人；对匿名信函除侦查工作需要外，不准鉴定笔迹；宣传报道和奖励举报有功人员，除本人同意外，不得公开举报人的姓名、单位，等等。 

“在制度设计层面，中国法律对保护举报人从多角度作出相应规定，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总体情况是好的。据统计，对于举报人的打击报复仅是个案，并非普遍现象。”张建伟说。 

那么，如果举报人，尤其是类似崔永元这样的实名举报人受到威胁后，他们该如何寻求救济呢？对此，张建伟指出：“当举报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应当积极进行调查，查明举报人是否受到实质性威胁，以及威胁到了何种程度，进而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为其提供适当的保护。” 

他进一步表示，如果举报人向公安机关反映后，公安机关没有及时进行处理，由此导致举报人因没有得到及时保护而受到不法侵害，则应当追查公安机关是否可能存在玩忽职守等渎职行为，并依法进行追责。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对于如何保护举报人的安全，中国法律也有明确规定。依据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必要保护措施，同时，他们也可以主动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从法理上来说，该规定针对的主体范围是可以扩大到举报人的。”张建伟说。 】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法律在这方面仍然存在盲点。”张建伟说，这主要体现在保护举报人的规定概括性较强，缺乏更加细化的规则。例如对于举报人应当采取哪些具体的保护措施、应履行什么程序、应达到何种效果，以及如何追责等，现行法律都没有作出规定。 

对此，他建议，在程序方面，应当抓紧制定关于举报人、证人保护的实施细则，规定更加详细、操作性更强的举措；另外，他建议刑法中可以考虑增加恐吓罪，对于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且尚未发生侵害后果的举报人进行更加周全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