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观察：中共不应“惯着”香港（图）

中国中央政府此前已经公布《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并在香港举行了宣讲会，向外界阐释湾区发展构想。 

从经济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有着七千万人口的庞大市场，区内生产总值早已比肩澳大利亚或韩国的经济规模，对于全球投资者而言都是个极大机遇。如今，纲要提出了多项重点发展领域，包括科技创新、基础建设﹑互联互通、生态环保等，规划出了大湾区未来十年甚至几十年的具体发展方向，营商及城市集群发展的潜力巨大。 

而香港无疑是大湾区的重要一员，在金融、航运、专业服务等领域比较有优势和国际声誉，但在产业高度单一化及支柱产业竞争力下降的两大因素掣肘下，如今的香港对中国区域经济的重要性，明显不如以往了。 

但在这个过程中，香港社会却始终未能意识到如此境况，更不用提可以及时用高瞻远瞩的自身规划来加以应对，甚至一众政治反对派仍执迷于意识形态之争，盲目拒绝陆港融合和京港沟通。 

这种局面存在着极大风险。一方面，在“一国两制”制度区隔之下，长久以来导致了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关系张力十足，香港针对内地购物者的紧张情绪总是存在、导致本地中小学名额不足以及哄抬楼价的罪魁祸首常被认为是内地新移民、内地人更被讥讽为举止不雅的粗糙形象。这些都是旷日持久的陆港矛盾在香港的不同缩影，更是即便在没有巨大政治变动的日子里，却让很多香港人对“一国两制”感到越来越不耐烦，这种弥漫社会的消极气氛，已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香港人看待粤港澳大湾区时应有的客观，这种民间情绪化的全盘否决，伴随着政治空转、街头抗争、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看不到解决的希望等本地现象，将香港的人心越推越远。 

另一方面，在香港朝野各界，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读懂的，更别提能有什么积极应对的大战略、大构思，事实上，很多香港政商人物对待这份规划纲要，到今仍然单纯地停留在十分表象的层面，这从侧面反映了香港一些人的观点和视域的狭隘。 

正是因为香港一方面已越来越习惯将北京释出的善意关在门外，这种不加掩饰地对抗国家执政党，并抗拒在整个中国的发展蓝图中扮演角色的政治气氛，甚至连必要的去殖民化、转型正义都万分抗拒的社会心态，目前为止已经破坏了许多原本可能的创举；另一方面，本地精英群体对于城市重大机遇的理解仍欠缺着深度。于是，强调香港的中国属性，并加强香港与内地城市的通联及一体化，北京的这些规划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理由，而大湾区规划已成既定事实，香港若不积极应对，在实际行动上若是继续甘于做着“中间人”乃至“旁观者”角色，最终也只会失去自主地位，难逃“落后内地发展”的命运。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年来不断展现的区别于过去的治港思路及方式中，其管治理念的核心，就是要将传统的被动式“一国两制”转化为主动式“一国两制”，如果要换种比喻，即是北京要将区隔型、消极型的“一国两制”管治方式，转化为融合型、积极型的“一国两制”管治方式，而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好的具体案例。化传统为现代，化区隔为融合，化被动为主动，这种极具政治智慧的管治意识，和对制度活性的范式转移，其实才是对“一国两制”的最好守护。 

而反观香港，到今时今日，尽管它和母体中国之间的新关系早就催生出了戏剧性的变化，但这城市依然顽固地保留了对“一国两制”的原教旨僵守，而这只能让香港加速陷落到思路茫然的幽暗深渊，让每一寸帮助融合的举动最终都成了政治炸弹。 

不仅如此，香港自身的城市问题也有不少。香港所谓自九七回归后，依然有着很大的主权和自治空间的描述，到今天竟然还主要体现在了《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排行榜上，香港早就常年遭到点名批评，猖獗的政商勾结不断拉大收入差距，推动了生活成本飙升，香港有五分之一的人至今依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太多人负担不起一栋像样的住房。 

但港府对此又做了什么呢？在土地问题、住房供应、社会福利等诸多问题上，其依旧相当没有魄力，这些承袭英氏制度的公务员群体，官僚起来有时候不遑多让。若不是“一国两制”保证，北京方面一贯高效的行政指导不会介入于此，也许这城市早就能从资本主义语境的桎梏中，找到一个解决旷日持久疑难的办法了。 

所以，北京真的不能再“惯着”、“哄着”香港了，因为对于这样一座深陷深层次矛盾而难以自拔的城市而言，“惯着”、“哄着”是不解决实际问题的。从今次这份规划纲要中看，里面的很多内容都显示了一点，那就是北京在撰写这份文件时，对香港的口吻和语气，都透露着更多的包容、溺爱甚至是有些宠溺得“惯纵”了，其实这大可不必，对于香港当下这种参不透国家执政党其实是想要帮助香港的良苦用心和政治善意的现实现况，北京真的没必要再对其继续迁就了，反而这样，只会“惯”坏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