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女律师被杀嫌犯有精神病 家属：女儿就白死了吗（组图）

万小弟（化名）杀人的十多天前，母亲李桂英（化名）察觉他不太对劲。

那晚，她和丈夫万田（化名）坐在客厅看电视，万小弟突然冲进厨房，拿起刀要砍他自己，嘴里一边嘟囔“我活不成了，活不成了。”

万小弟持有“精神叁级残疾证”，《世界卫生组织残疾评定量表Ⅱ》定义精神叁级残疾为：“可以与人进行简单交流，能学习新事物，被动参与社交活动”，只是患者不管交流还是学习、社交能力都比一般人要差。

万小弟需要定期服药控制病情。李桂英不确定他这几天有没有吃药。

在案发的三四天前，万小弟曾经应聘过保安。他跟朋友老贾（化名）在电话里抱怨应聘失败，他还说起前几天去别的公司应聘，也因为尿酸过高被拒。

老贾和万小弟在一家公司做保安时相识，除了“不太聪明”，老贾没有发现万小弟有特别的异常，他也不知道万小弟有精神疾病。“要是像精神病，也不会在这里做事啊”，万的另一个前同事回忆，万小弟话不多，也没有和其他同事发生过冲突。

但被老贾形容为“胆小”的万小弟，在5月24日的傍晚，当街残忍地刺死了年轻的实习律师沈芸（化名）。短短15秒内，万小弟朝着沈芸捅了数十刀，沈芸随即倒在血泊之中。

万小弟目前被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检察院批捕，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而警方暂未披露更多案情。

沈芸和万小弟的父母都称并不认识对方，此次案件与精神疾病有无关系至今是个谜团。

沈芸

照片上的沈芸看上去清秀、明亮。身高163公分的她体重90多斤，如同一位邻家少女。

事发后，沈芸的父亲把女儿的实习律师证随身带着，时不时掏出来看看照片，“心里像刀割一样的痛”，父亲说。

这是一个来自江西瑞金的四口之家。沈芸的父母早年在广东打工时相恋，沈芸出生后，父亲给她取了一个乳名，叫“粤宝”。

夫妻俩一直在汕头做工，沈父是泥瓦匠，沈母做家政，赚的都是辛苦钱。他们希望女儿毕业后当个老师，安安稳稳的，但沈芸要强，她说想做律师。毕业于厦门大学，做律师的堂姐是她的榜样。

而沈芸是他家人的骄傲。弟弟沈浩（化名）历数姐姐的过往：本科考入上饶师范学院的政治与法律学院后，为了锻炼口才，加入了辩论协会，毕业实习，她选择了当地的一家律所，作为实习律师代表上台发过言。

沈芸还一次性通过了司法考试。父亲深刻记得，沈芸给他报喜的那天，喜悦的声音。她说成绩公布的前夜，紧张的不能入睡，“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个东西”。

一睁眼她就去查了成绩，得知结果后第一时间打给了父亲。通过司考，意味着她离自己的律师梦又近了一步：只要再实习一年以上，她就有机会参加考核，获得律师执业资格。她还有更多的计划，要继续报名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去年没成功，今年再努力。

2019年春节过后，沈芸从汕头来到南昌，入职一家知名律所成为实习律师。她和朋友林玉（化名）共同租了间屋子，坐地铁上下班。林玉是另一家律所的律师，两人在同一栋写字楼工作。

职场新人沈芸整天忙的不可开支，看卷宗，看书，准备考研，连南昌有名的秋水广场音乐喷泉都没时间去。5月24日下午5点左右，她问林玉，下班后要不要一起去逛逛。林玉说手上还有点事要处理，沈芸便和两名同伴先行离开。

半个小时后，林玉离开律所，回家路上顺便买了排骨，预备晚上下厨。她不停地给沈芸发消息，但沈芸再也没有回复。

得知姐姐出事的消息时，沈浩刚抵达深圳准备入职新工作。舅舅只告诉他姐姐出车祸了，能救回来。当他晚上到机场准备飞南昌时，噩耗传来了。机场的人都看着他跪在地上哭，而他已经想不起来，那几个小时是怎么过来的。

沈芸的母亲在到达南昌的十多天里多次晕倒。沈浩说，母亲神情恍惚，鞋子放到眼前都不知道穿，总是念叨女儿怎么还不给她发微信。

沈家人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会是沈芸？他们想知道，万小弟为什么要杀人？

万小弟

案发时万小弟的精神状况目前未知，很难说他的精神病史与本案有无直接关系。毕竟，在他的前同事眼中，他“不像精神病”。

2017年3月11日至2018年5月12日，万小弟曾在离家3公里外的一处小区担任秩序员（保安）。前同事回忆他：个子不高，四方脸，话不多，看上去不太聪明，但也不像病人。

2018年5月的一天，万小弟对同事说自己准备辞职，去一家汽车公司上班。在离职表上，他写道，“因本人家中有事，不能胜任秩序部一员。”

万小弟和物业公司签订的两份合同显示，他履行了为期一年的第一份合同，又签了第二份合同（2018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工资从1530元涨到1680元。

但显然他签订合同没多久，就中断了这份工作。万小弟曾经跟父母抱怨，做保安工资太低。但仅仅在汽车公司上了一天班，万小弟就回家了。

“这里做做，那里做做，什么都做不长。”万田说，万小弟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保安。在他家可以看到3家不同物业公司的工作证或体检培训合格证。

老贾就是在2015年与万小弟在保安岗位上相识的。当时保安公司让他们去派出所办保安证，万小弟办不了，“主管说他有精神病，我不相信，以为主管想欺负他把他赶走。然后我就问他咯，你是不是有精神病？他说，他x的，都是胡说八道。”

老贾记得，万小弟还在一家市场里搬过几年货，有个搞批发的老板照顾他，他没事就去那边打零工，4300元一个月，“最近天热了，他就不想去”。

他身边的人努力搜索关于他的印象，都是一些琐碎而模糊的片段。

他似乎喜欢抽烟，有钱了就去“摸奖”。住的小区门口有一家彩票店，店主说，两年前万小弟经常来这买“刮刮乐”，“刮刮乐”面值从2元到20元都有，但万小弟只买2元的，他也中过奖，近两年来得很少。

店里有认识他的人，说他“不发病就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32岁的万小弟没有结婚。2016年左右，老贾有次和万小弟经过一家快递店，跟一个大姐聊天，说这个小伙子蛮老实的，家里有房子，住在红谷滩新区，要是有乡下的（单身女孩），可以给他介绍。

后来大姐介绍来一个姑娘，但老贾评价她不靠谱。“老问他要钱，一百两百的。后来那个女的说爸妈病了问他要一千块钱，他就问我借，我说不要给她。”为了这事，老贾骂过万小弟，“男人不像男人，离了女人不能活吗？”

老贾知道，以万小弟的条件，很难找到老婆，“突然有个女人跟他谈，叫他去死他都愿意。”

“他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内向且胆小，被人家骂了就这样……”老贾边说边模仿万小弟，身子往侧后方蜷缩，头往下低，不敢直视前方。

李桂英回忆，万小弟17、18岁时，曾去到奉新县，说当学徒，其实就是端盘子、打扫卫生，一个月100块钱。等干完第一个月，有个人把他的100元抢走，说给他买瓶酒，这100元就归我了。万不愿意，说自己不会喝酒，对方非要把酒给他喝，他醉得躺在大街上，被老板找了一些人拖了回来。

他对外人的反应似乎很敏感。万田说，以前村子还没拆迁的时候，村里人都知道儿子有病，不管他发没发病，看到他都躲着走。“他回来说村里人瞧不起他，我们也很难过。”

还有一次他去医院配药，和医生发生了冲突。“可能因为没有那个药，医生没搭理他，他就觉得医生看不起他，把医生的垃圾桶踢翻了。”万田说，儿子回家说起这件事时显得很生气。

万田对这个小儿子很无奈：没工作时，父母每月给他一点钱零用。在家他就坐着玩手机，看电视里的人打桌球，然后吃饭、玩手机、睡觉。

“没什么朋友，也没女朋友，想找，找不到。”万田夫妇会念叨他，“你都这么大了，还不如3岁小孩，3岁小孩都听话，你不听。”

万小弟“清醒时”会挨着万田坐，“说爸爸你都70多岁了，不要干活了，我养你。我说你拿什么养我，你一块两块的拿的出来吗？”万田回忆。

万小弟曾向老贾抱怨，父母总骂他，“最恨父母”。尽管万田解释，多数时候他们夫妻都是让着儿子。

万小弟埋怨父母，出去拾荒把垃圾都堆在家里，害得他找不到女朋友，找到了也不敢带回来。老贾算是万小弟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三年前他被一个女孩忽悠两句就花800块买了一个杂牌手机，三天就坏了。后来他拿去换，被人赶出来了，人家说只能修。”

当时老贾跟店里的人说，他（万小弟）做保安的，家里穷的很，你别赚这种人的钱。对方这才罢休。

这也是老贾唯一一次看到万小弟生气。老板对他说，万小弟发毛冲进去，冲着自己吼，说要砸店，老板这才叫人把他轰出去。老贾感叹，“他发起毛来是挺狂躁的”。

尾声

在等待万小弟精神病司法鉴定结果的十多天里，沈家人反复在问，如果他真的有病，“女儿是不是就白死了？”

6月14日，他们向记者透露，鉴定结果出来了，万小弟在作案时“是正常的”，但这一说法没有得到警方证实。

沈芸的父亲常常在深夜惊醒，他恍惚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场噩梦，女儿还活在他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