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郑坦承修例“完全失败” 港府错在哪里（组图）

7月9日，香港特首林郑召开记者会，直言今次修例“完全失败”，表明条例已“寿终正寝”。鉴于香港近来围绕修例掀起的巨大社会震荡，以及此前林郑已经停止修例工作，她这番表述可谓意料之中。只是，不得不反思的是，本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的修例，为何会“完全失败”？

近一段时间来，在香港社会掀起轩然大波、造成大规模游行示威甚至激烈冲突，引起台湾、美国和欧盟（EU）国家密切关注和频繁介入的修订《逃犯条例》一事，已经由特首林郑月娥和港府决定停止修例并向市民致歉，情势逐渐有所缓和。 

纵观事情的全过程，不得不说，修例这手牌真是被打得稀烂。就像北京各部门、港府和一些专家学者所反复解释的那样，修例本来是为了让那名在台湾杀害女友后潜逃回香港的凶手陈同佳得到应有惩处，“给死者父母交代”，以修补“香港在刑事互助方面的明显漏洞”，彰显司法公义。更进一步说，顾名思义，《逃犯条例》的对象是“逃犯”，对绝大多数港人并无影响，可遗憾的是，由于林郑和港府的失误，让本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的修法行为，无端造成大量港人焦虑不安，最终怨气上升为怒气，激起巨大的社会分裂和震荡，重创港府的管治权威，损害香港的国际形象。而梳理港府提出修例以来的种种表现，可以发现，港府至少存在以下六个失误。 

其一：缺乏政治敏感性 低估港人的疑虑和怨气

6月17日，也就是“6·16”反修例大游行的第二天，被外界视为林郑心腹的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在接受港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采访时表示，今次修例是完全失败，是错判形势。他又承认，“政府部署失策，令这么多市民不满，是出乎意料。”无独有偶，6月16日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接受有线电视电话采访，透露林郑早于6月9日游行前已有歉意，如果有“时光机”，她绝不会推动修例。再结合林郑和港府应对反修例风波过程中的操之过急、进退失据，不难推测当初港府提出修例时，肯定未能料到事态的复杂性和冲突性，忽略香港社会多年来积累的对港府和内地司法体系的不信任和对经济民生等深层次问题的不满。 

今次林郑决定暂缓修例时，提到由于“工作不足和种种原因，令这两年来相对平静的香港社会再次出现好大的矛盾和纷争”，此处的“两年来相对平静的香港社会”，并不尽然。从表象上来看，经历2014年“占中”、2016年旺角骚乱和立法会宣誓风波后，2017年林郑上任以来，香港社会确实一度复归平静。但表象平静下，问题其实并未解决，港人的焦虑、愤懑和不满情绪不断发酵和积累。 

以为几年前发生的社会冲突已经平息，这种错误判断本身就已注定会让冲突死灰复燃。一方面反映港府对冲突缺乏认识和反思，另一方面根本没有意识到社会怨气还一直在积累，甚至不知道这种怨气并非全来自政治和经济领域，而是社会不公和某一群人一直被社会遗忘。他们的沮丧和无奈，假以时日，又如何不变成怨气，不转化为怒气？最可悲的是，当这种怒气爆发时，精英们还自认做了不少工作，但依然难以获得许多港人尤其是年轻世代的认同，这就是根本没有搞清楚问题的本质。 

港府忽略了香港社会普遍存在对内地司法体系乃至整个治理体系的不信任，许多港人存在恐中、疑中心理。从“反送中”这一民粹口号就可看到社会对内地的误解和偏见，这里既有历史原因，亦有严重的有意误导，令部分示威者将抗争视为要求撤回条例的唯一手段，看不到条例本身的法理基础。“反送中”就已经几乎掏空了条例的所有细节内容和法理认识，更勾起港人对内地的不信任和恐惧情绪。这也让“反送中”成为最大政治正确，火苗沿着引线燃烧，点燃整个香港的怨气。 

更需要注意的是，较年轻群体是这场冲突的主体。林郑上任后，房价仍不断上涨，各种楼价指数一再破顶，出租公屋的轮候年期屡屡创下历史新高，居于不适切居所者不计其数。青年人安居无望，薪金也鲜见增长。回归二十周年之际，有学者曾整理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数据，发现自1997年至2015年，大学毕业生收入平均数从14，250港元增加至18，583港元，如果扣除通胀，增幅只有7.5%。2019年以来，港府收紧长者综援门槛，在财政预算案里压缩本就捉襟见肘的民生开支，更是加剧普通港人的不满，让他们变得越来越激进……这些也只不过社会问题之一，却是盘根错节、不断积累，使社会危如随时引燃的火药库。可以肯定，就算政府这次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如果这些问题未能解决，社会冲突只会在另一次偶然情况下爆发。但是，港府对此有所认识吗？显然，港府在提出修例时，忽略了这些。 

其二：低估非建制派操作议题的能力

实事求是地讲，港府实在没有低估非建制派的理由。毕竟，港府和非建制派的不睦由来已久，双方在香港回归中国的二十二年里，经常意见相左、争论不休。在香港立法会内，非建制派经常上演拉布战术，甚至利用立法会的“关键少数”地位，竭尽全力阻碍和否决政府提出的议案。不仅如此，作为非建制派主要构成的泛民阵营，还拥有香港社会大约六成民意，能较大影响公共政治的发展。对于这样一个与自己存在嫌隙、矛盾并具有相当厚实社会基础的政治力量，港府实在不应该犯下轻视的错误。 

遗憾的是，港府在推动修例时未能认识到这点。究其原因，除了林郑和港府的傲慢、得理不饶人之外，很大程度上是港府对过去两年非建制派的能量消长产生严重误判。

不可否认，过去两年，曾经能量比较大的非建制派确实陷入严峻困境，影响力明显下降。这既是因为经历过“占中”、旺角骚乱等几次政治动荡、经年累月的争拗和内耗，当初被非建制派成功鼓动情绪的普通市民，日益发现激烈抗争非但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只会自我消耗，徒增烦恼，于是开始厌倦折腾，希望社会恢复平静，回归经济民生，年轻人支持港独的比例出现大幅下降，支持温和派的人越来越多。同时还因为前几年非建制派的声势一度盛极而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占中”后激进本土和港独思潮顺势产生，快速蔓延，直至闯入2016年立法会，结果因为闹出辱华和港独的立法会宣誓风波，引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释法，造成六位非建制派当选议员陆续被褫夺资格，建制派得以全面控制立法会主导权。正是在此背景下，再加上北京治港愈来愈重视“一国”底线，以及一批占中、旺乱头面人物被判违法，罪成入狱，使得非建制派遭受重创，前景不明。 

而港府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看到这点，以为在建制派占据绝对多数的情况下“数够票”就能通过修例，所以一直未对非建制派的阻挠、抗议、游行引起重视，忽略了非建制派仍然对香港社会具有较大影响力，并具有丰富的组织社会运动经验，也未充分预料到非建制派会为2019年底区议会选举、2020年立法会选举进行政治动员的考量。结果，利用港人对修例的焦虑不安，沉寂许久的非建制派终于找到极好的政治议题，并不断发挥，掀起一场超过非建制派自己预期规模的反修例运动。 

只是，对于港府来说，固然因为犯下了轻视错误，才给了非建制派一个机会，但这样的大规模运动，尤其是过程中发生的激进冲突和暴力行为，对于香港真的是好事吗？被约六成港人寄予希望、本身是“一国两制”维护者的泛民，尤其应该要反思，表达不同意见是应该的，但要警惕走向激进，避免被民粹主义裹挟而失去理性。毕竟，任性容易弄巧成拙，激进暴力除了让少数激进分子痛快一阵外，百害而无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