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莱士的国际主义：美国外交政策的可行之路？

在美国苦苦寻找“永久战争”这一政策的替代之法时，我们是否能从曾经的主流思想中汲取灵感？

经历了二十年的恶化，美国的外交政策在特朗普就任总统后迅速失控。以实现自由贸易、集体安全和对外援助为目标，以巩固美国的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霸主地位为宗旨的战后传统外交政策体系，似乎已经土崩瓦解，对经济实力的赤裸裸的追求超越了一切。

华盛顿的内部人士称特朗普是“滑稽”、甚至“可悲”之人。世界前一刻在灾难边缘摇摇欲坠，下一刻又因为某事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幸免于难，让他们稀里糊涂地开心不已。然而真相极为残酷：电视真人节目明星特朗普（Donald Trump）已经完全破坏了外交规则和政府行政、立法、司法部门之间的平衡。如果说以往政府高层在行使行政权力时会受到制约，那么他们现在可谓为所欲为。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的确确有分崩离析的危险，在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已经问世的年代，核战争完全有可能在一小时之内由此而引发。

强硬派空想家博尔顿（John Bolton）和蓬佩奥（Mike Pompeo）已经将多边主义的残余原则和对国际协议、国际组织的承诺扫除一空，也令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具军事侵略性的国家--现在其数以百计的军事基地遍布各个大陆，所参与的战争也不计其数。同时，美国正深陷孤立窘境，在各国眼中，其领导地位无非是借之以大肆扩张的凭据。

尽管民主党对国计民生持不同看法，但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er Ocasio-Cortez）等“进步人士”从来没有为遏制以惊人速度开展的军事扩张而采取实际行动。他们不遗余力地将中国和俄罗斯妖魔化，此举无异于火上浇油。

民主、共和两党能做到的，只有不断扩张军队。尽管民主党也会偶尔诟病美国的干涉主义，但其右翼分子曾就特朗普与朝鲜之间的互动大肆批评，称美朝两国直至世界末日都不该恢复外交关系。特朗普对朝鲜的试探原本就是一种政治策略而非真正的外交行动，可民主党这种令人大跌眼镜的反应却让其显得正当无比。

美国深陷中东、南亚的连绵战争之中，但华盛顿上上下下的智库非但无法寻得解脱之法，反而对五角大楼可能会招致灾难的新政策表示拥护，支持对中国、俄罗斯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把外交手段和对话抛诸脑后。

这种荒谬绝伦的外交政策引发了广泛反对，因此当权集团紧急介入，策划建立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这一耗资甚巨的智库对某种新型外交政策大肆宣扬，称其“对人类权利和尊严充分尊重”，不会“以代价高昂、适得其反、不分皂白的方式部署军队，将战争正常化、将武力统治奉为宗旨。”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会摒弃战争手段，不把它当做解决国内外经济、社会问题的万灵药？

很遗憾，仔细考量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依然没有选择的余地。昆西研究所的金主是将国内外专家控制于股掌之间的两名亿万富翁：索罗斯（George Soros）和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前者为世界大大小小的身份政治运动提供支持，却通过操纵货币攫取了巨额财富，同时还将会催生政府腐败的私有化粉饰为“通往自由和民主之途”。后者也曾通过四处建立基地的非政府组织，出资参与否认气候变化的大型政治运动。尽管媒体认为索罗斯与“保守派”大亨科赫站在同一战线颇为蹊跷，但其实二者有许多相同之处。

因此昆西研究所已被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人物和一心敛财、不惜为谋利煽动政治冲突的超级富豪所收买，其“新观点”反应的也都是他们的意志。

就目前情况来看，还没有人能将美国引向正途；但我们或许能从美国的外交传统中获得经验和启示。

二战后、华盛顿共识形成之前，联合国和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曾确实把消除贫困做为自己的使命，而非仅追求公关噱头，重磅政坛人物也曾主张美国应当维护世界和平、与采用不同经济、政治制度的国家开展互利合作。

二战刚刚结束时，还有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将苏联视为对抗法西斯、追求全人类平等的伙伴。美国进步党和美国共产党在政府的政治辩论中起到关键作用；它们倡导“和平共处”，与居于主导地位、奉行冷战政策的民主、共和两党分庭抗礼。

主张调整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政治家华莱士（Henry A. Wallace）。他曾在1940至1944年小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当政期间任副总统，又做为进步党代表参与了1948年的总统竞选。

尽管华莱士的活动时期距现在有70年之遥，但他的理念仍旧存在于美国的政治DNA中。我们不能与桑德斯和沃伦（Elizabeth Warren）等人同流合污--他们自称拥护“进步”，却从未认真地反对过军工利益团体参与国会，更没有对主战企业和财团提出过质疑。

我们应当设法彻底变革美国处理外交事务的模式。

华莱士的外交理念

为了将华莱士从美国历史中抹去，美国政府曾绞尽脑汁：他是左翼国际主义和平等主义的拥护者，而在冷战时期，这两种主义已被划为政治禁忌。

做为小罗斯福政府的农业部长，华莱士并不关注股市和企业的利润，而是将消除贫困和推动农业长期科学发展做为第一要务。1940年，小罗斯福病入膏肓，华莱士就任副总统，对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做出了新的规划，提出美国不该极力追逐帝国主义列强，而应当与其他国家合作，建立全新的世界秩序，根除军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1942年，华莱士发表了一篇名为“平民世纪”的演讲，描绘了一个“无匮乏之虞”、拥有全新秩序、普通人取代权贵在政坛中起决定作用的战后世界。

他在演讲中将二战与内战做了直接类比，宣告打二战是为了结束经济奴役，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同时呼吁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列强在战后放弃自己的殖民地。

华莱士还支持美国与拉丁美洲各国建立伙伴关系，1943年进行访问时，他为密切接触该地区的普通民众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努力；他用西班牙语发表的发人深省的演讲，为一个互敬合作的时代绘制了蓝图。

最重要的是，华莱士深刻地认识到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构想出一套使美苏能够在其中开展合作、为普通民众创造更好世界的战后秩序框架。因为他积极与苏联接触，杜鲁门（Harry Truman）解除了其商务部长的职务。

在进步党中，华莱士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摆脱民主党南方种族隔离者的排挤之后，他完善了由小罗斯福提出的《新权利法案》，提出受宪法保护的政治权利“并不足以保证人们平等地追求幸福”，因为政治权利无法解决经济的结构性不平等。华莱士将这一政策平台加以充实，主张全体美国人都应安居乐业、衣食无忧，有充分的休闲时间；农民有权获得公平收入，所有人都享有免受不平等竞争和垄断之害、获得适当居所、医疗服务、社会保障和教育的权利。

外交方面，华莱士设想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建立一个以和平合作为主调的多极世界。

与之相反，1941年，《时代》杂志发行人路斯（Henry Luce）却提出了“美国世纪”这一概念，表示战争的胜利能够让美国“以我们认为合适的目的、用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凭我们的影响力，充分对世界施加影响。”

华莱士对此做出回应，指出世界应该“没有国家被赋予剥削其他国家的权力；老牌强国有义务帮助新兴国家踏上工业化之路，且不对其发动任何军事和经济帝国主义侵略。”他外交政策的基石是这一主张：不干涉他国内政，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

如果华莱士在1944年仍是副总统，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将全然不同。他声望极高，本能让新政传统得以在国内外延续，美国也不会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视为威胁，而是将与各方合作，建立以经济正义为基础的全新世界秩序。

遗憾的是，从那时开始，尽管偶然有人努力加以调整，但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拥趸一直都是各大企业，而非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普通人”；主导美国外交关系的，也一直是对他国政治事务的干涉活动，因此军队从“民主的军火库”变为了特权守卫队。

在华莱士看来，对外援助绝非培育经济主导地位的工具，而是“不附加政治条件、旨在推动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独立经济发展的经济帮扶”。他极为看重“非洲、亚洲、西印度群岛和其他被殖民地区人民的民族自决原则”，指出美国重要政策的基础应是以下准则：“不干涉别国内政，接受人民自己选择政体和经济制度的权力。”

然而美国最终还是被大英帝国曾拥有的荣耀诱惑。进步党和美国共产党遭受猛烈抨击的同时，美国也在运用小罗斯福的反法西斯理论，为其在东亚、伊朗、中美洲以及越南公然发动的帝国主义政变和殖民战争辩护。政治辩论的空间一缩再缩，直至把许多自尊自重的知识界人士逐出了主流政坛。

华莱士的思想对今天的我们有何启迪？

如今我们跟1941年的华莱士一样，也面临严重政治危机：法西斯势力抬头，列强毫无顾忌地将军事行动做为不断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桑德斯、沃伦等政坛人士喋喋不休地表示要为革新开辟通道，却拒绝彻底解决他们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他们渴望社会和经济正义，但一小撮国际投资银行家、社团主义者和金融界富豪主导了美国的经济，正在为获取金钱利益狭隘地煽动战争、追求世界霸权。

桑德斯和沃伦等人似乎无法质疑为何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世界、国家为何使用工薪阶层纳税人的血汗来推动石油经济--其受益者只是美国的企业寡头及其身在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的同盟。至于呼吁撤回军队的原因，他们更不会多问。

历届政府留下的痼疾层层累积，终于在特朗普任期内爆发。美国的统治精英专横无理地将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等国打上了“潜在敌对势力”的标签。“潜在敌对势力”与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阵营”一样，都是用来反驳国内外批评的万能说辞。

民主党的所有进步人士似乎都已接受现状，也无力为美国谱绘愿景，使其运用资源促进和平、远离战争。关于股市在美国经济中不可或缺、经济增长是国计民生的关键指标等观念，他们从未反驳；至于军费开支是股市和经济之基石这一问题他们更是碰都不碰。

根据华莱士的理念，美国完全有可能提出宏伟愿景，将国际主义确确实实地融于自己的外交政策；要主动出击，不能被动行事。这一理念超越了民主党所有的长篇大论--他们只会暗示美国不该无缘无故地同伊朗和朝鲜开战，但同时又对制裁和妖魔化这两个国家的宣传报道津津乐道。

比起讽刺特朗普对朝鲜示好，他们更应该对华莱士和与他同时期的政治家加以借鉴，努力促成美国从韩国与日本完全撤军，缓和韩朝两国之间的紧张态势。

比起为打击特朗普、夺取政治优势而妖魔化、孤立俄罗斯，进步人士更应当诚心诚意地呼吁缓和美俄关系，承认俄罗斯的核心利益，提议北约从俄罗斯边境撤军，停止对其制裁，让其重新融入宏大的欧洲经济体系。他们甚至可以呼吁解散北约，弥合在东西方世界之间横亘已久的危险裂痕。

比起阻碍中国崛起、抨击特朗普的对华态度不够强硬，进步人士更应当考虑中美应当如何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方面营造全新的协同效应。

中国是未来的敌人还是反面教材？

民主党及其进步人士的言论都以中国威胁论为中心。他们抨击特朗普时的立场与右翼无异，认为他应当以违反贸易规则为由严厉制裁中国；但实际上中国的行为是经济成熟发展的必然产物。虽然接连入侵其他国家的是美国，但他们一致同意将中国视作军事威胁。自1979年与越南发生短暂边境摩擦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再也没有跟其他国家有过军事冲突。

民主、共和两党对中国的批评反映出的是一种“心理投射”：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投射到他人身上，以转移因不愿主动面对自己的罪行而产生的焦虑。

我们轻易原谅自己的罪过，将其轻描淡写为“政策错误”和“执行过失”；我们为自己开脱，哪怕我们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和“人道主义干涉”令死者伤者不计其数，令一个个国家沦为废墟，令数不胜数的人流离失所，然而哪怕其他国家对美国诠释的“国际法规”稍有违反，我们都对其横加指责，似乎全世界的是非善恶都要以美国的意见为准。

我们身处地缘政治噩梦之中，将中国视为眼中钉，借以投射美国四处实施的霸权主义和军事侵略。原因很简单：中国不仅能在经济、技术领域与美国竞争，而且正在严谨地为世界树立国际关系方面的全新范例，令各方对美国的特权产生了疑问。

中国代表着华莱士在二战结束后所提出的“没有被当权者选择的道路”。美国之所以将中国的“一带一路”等外交政策解读为影响其现状的“致命威胁”，是因为美国正在迅速沦落，无法重新调动经济与军事力量来虚张声势。

尽管美国针对少数族裔建立了许多真正的集中营（比如南方土着拘留营，其私有化监狱产业系统更使有色人种沦为了奴隶），但美国报纸上却充斥着言过其实的报道，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称中国在新疆设立的职业训练营中，维族人惨遭虐待，但在美国各集中营里，数以百万计的人却在确确实实的受苦受难。比较之下，美国对中国的指责未免苍白无力。

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计划在全球范围内修建基础设施、开展科学项目，参与其中的，包括地处非洲、亚洲、南美和中美洲地区、被美国和欧洲精英所忽略的国家，恰恰与华莱士提出的“与拉美地区平等合作”异曲同工。在提供发展援助、进行投资的同时，中国并不要求参与国接受自由市场原则、将国营企业私有化、向全球投资银行开放，任人宰割。

中国于2017年发起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行动与华莱士的愿景和联合国的创立初衷遥相呼应：在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各国合作。

有趣的是，自1948年开始，不断膨胀的私有化怪兽一直在美国肆虐，而中国现如今的经济状况却与这一时间节点之前的美国更为相似。中国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鼓励民众发扬企业家精神和个人主动性的同时，也在坚持对金融领域进行严格的政府监管，更将能源、交通、通讯等关键产业置于受谨慎规管的政府垄断之下。

美国应当效仿中国，以“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模板，复兴政治文化，摆脱对“经济发展”、“增长”等新殖民主义概念的依赖。进步人士不该依靠军事化及随之而来的战争刺激经济发展，更不该接连让其他国家陷入失控，而应当主张美国与中俄等国合作，开启可持续未来。

“向中国学习”不是如何用筷子吃饭，而是如何回归我们当年的新政传统。

结论

与1948年的传统进步党人相比，今天的进步人士同冷战斗士杜鲁门更加类似。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经济、政治灾难之所以迫在眉睫，是因为我们背弃新政外交政策、选择以无尽的战争刺激经济增长。1950到1970年代收效甚佳的“枪炮与黄油兼得”的政策，到1980年代已退化为“只要枪炮、不管黄油”，因为军队对我们社会的控制与影响正在与日俱增。

国内紧缩战略、外国干涉、反共产主义（现在叫做“反独裁主义”）和全球霸权主义的阴影仍在肆意弥漫，只是换了个名头。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进步党于1948年倡导的不干涉别国内政、促成互利经济关系、尊重每一个国家选择自己政体和经济制度的权力之原则，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被公之于世；而奉行它的，是中国和其他寻求改变现有世界秩序、动摇七国集团（G7）核心地位的国家。

遗憾的是，当代进步人士摒弃了美国的优良传统，对“武器化人权”、“人道主义干涉”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加粉饰。

在1940年代被人们热切关注的人权、发展环境、人道主义等概念已经遭到彻底歪曲。现在美国一心促进的，只是自己想要控制的国家中追权逐利之人的权益。

而华莱士曾经提及的人权、和平、安全、医疗、教育和经济发展问题，要么被视而不见，要么被搪塞过去。如今“维护人权”在美国这里已经成为代表“颠覆目标国家政权、破坏其稳定局面”的暗语。美国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发动的“人道主义干涉”实则人道主义灾难，已经让两国混乱不堪，更令不计其数的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我们要问，倘若桑德斯、沃伦等自诩“进步”的政客当选，他们是否会比希拉里（Hillary Clinton）更加出色？

当然不会！

他们也不过是对企业精英唯命是从的新自由主义人权斗士。涂了口红的猪依然是猪。在不明真相的人听来，他们的演讲也许发人深省，但哪个国家只要稍稍对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新型全球共识表示赞同，就会立即遭到他们的诽谤与构陷。

尽管大吹大擂、耀武扬威的特朗普无法让美国脱离灾难，但他在无意中打开了一扇大门，让人们得以重新审视美国的外交及其破坏性。

我们完全可以重拾华莱士的进步信念，坚守这一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接受人民自己选择政体和经济制度的权力。”唯独如此，美国才有机会参与建立更加和平、安全的世界，为所有人能够生活富足、安居乐业而创造条件。

按照华莱士的理念，我们必须要求政府彻底摒弃煽动政权更迭、推行军国主义、发动经济战争等帝国主义政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创造更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