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香港学者：东方明珠何以沦为“暴力之都”（图）

暴力袭警、冲击立法会、污损北京驻港机构悬挂国徽……由修订《逃犯条例》引起的示威游行，正在走向扩大化和暴力化。而且随着事态的不断恶化，一些国家已经发出旅游警告，昔日的东方明珠俨然成了让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暴力之都"。而7月26日在香港机场以及预计在7月27日在元朗爆发的示威行动，更将进一步扰乱香港社会的秩序，冲击香港法治的价值观。

一方是北京的言辞谴责，另一方却是香港连续不断的暴力抗争，究竟该如何走出这个恶性循环？多维新闻就相关问题日前在香港专访了多位学界、法律界与政界人士。

对于社会意见的听取，港府工作依然存在欠缺。（Reuters）

记者：这次香港的反修例运动一直在不断持续，甚至出现了升级的趋势，也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混乱。

朱家健：一些市民认为滋扰了他们的生活，对一些小孩子的成长也有不健康的影响。

记者：现在香港很多地方都有连侬墙。

朱家健：我也看到他们写了很多内容，大多是煽动仇恨、煽动分裂国家、煽动暴力，甚至诽谤、抹黑警务人员，这也涉及到了隐私的问题，香港的私隐公署也做了声明。当中涉及警务人员的隐私，网上一些讨论区也涉及恐吓警务人员和他们的家属，这也是刑事罪行，是对警权的侵犯。

警方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很辛苦，也遭到了一些极端示威者的攻击，一些人把腐蚀性液体（通渠水）注入鸡蛋丢向警方，还用一些铁棍去攻击警务人员，也有拆掉路上一些砖头用于攻击，这也是破坏公物，属于刑事罪行。他们对警察也做了一些精神的攻击，诽谤、恐吓、侮辱他们。

记者：撑警的人现在有多少？就算警察使用了橡胶子弹，港人也不接受，认为是过度使用暴力。

朱家健：有些人说警察开枪，我说警察不是开枪，而是用最低武力，就是催泪弹、橡胶子弹，如果不用橡胶子弹，他们想用什么子弹？警察也是很克制，从电视画面可以看到，一些极端人士用的手段根本是可以要命的，如果警方不及时维持秩序，我们也不会有机会进行这次访谈。

我也有参与一个支持警察的集会，当天下了很大的雨，有十多万人去支持，老中青都有，他们也是支持警方依法执法，也对警务人员表示了支持。

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基于对法律的遵守、法律的尊重以及秩序的建立。如果反对者将警察作为假想敌，那么我们还要靠谁去维持香港治安呢？每一个法治社会都有自己的法律，都有自己维持秩序的警察或部队，如果那些极端的反对者不喜欢香港，他们可以离开香港，香港是一个自由出入的社会，我们也不会阻止他们离开，但是不要破坏我们的家园。

我生于香港，长于香港，我很珍惜我们的家，但是一些人，可能看不到自己的希望，就把怨气发泄在特区政府和警察身上，这是不应该的，他们投射怨气的对象是错的。他们也知道自己的不足，如果事业不如意，就应该继续努力工作，如果升学有问题，就应该努力念书，而不是每个问题都归功于社会的不公，要自己检讨自己的不足。

记者：不过特区政府确实有一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朱家健：也是有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政策，特区政府应该去见不同的持份者，去了解、聆听他们的意见，要求同存异，把双方的分歧化解。我们也看到，现在香港政府的青年工作是不到位的，没有一个统筹的单位，去统筹不同的青年政策，比如教育、就业、置业问题，而青年事务委员会的组成是不透明、不公开的。社会很多咨询委员会，任命委员的方式也是不透明的，甚至有人说很多青年是被代表了，只有富二代、官二代有参与社会政策咨询和制定的机会。其他青年也是持份者，也要尊重其他界别、其他年龄层的意见，这是跨越政治光谱的。无论是政治中立的青年，或是泛民的青年，他们的意见也要受到尊重，因为他们是香港的持份者。

记者：接下来会如何处理这些施暴者？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曾呼吁林郑能够特赦这些人。

朱家健：特赦的前提是他们知道自己有罪，既然他们知道自己不对，我看不到特赦的缘由。因为香港是法治社会，做错了事，就要道歉，如果是刑事罪行，就要接受惩罚，这是法治精神。如果他们威胁特区政府，或者要挟香港律政司，不去检控他们，这还是法治吗？这和他们一直主张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我们通过电视、报纸都看到，他们冲击立法会大楼，使用的暴力已经超过了普通的限度，如果讲特赦，也是不公道的，如果特赦，只会去煽动、去教唆做其他的犯罪行为而已，到时候受害的还是香港市民。

记者：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今天的香港，非常匪夷所思。尤其26日在香港机场围堵老人，不管有没有“前传”，这么对待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都是不可思议的。

朱家健：冲击立法会那天，他们冲进去破坏，还把港英旗帜挂上，在其他国家，这已经是颠覆政府、叛国的行为，在香港也是一个严重的罪行，所以不存在特赦的空间。我们也看到一些政治团体，升了黑紫荆的旗帜。

记者：你经常去内地吗？

朱家健：是的，我经常会去内地的不同城市，购物消费。一方面会感受一下，另一方面也会寻找一些投资机会，还会参加一些学术活动。

记者：一个问题是，有一些香港年轻人可能一次内地都没去过，或者很少去，只是去了趟深圳或者广州，对内地缺少了解，认为内地还很落后，治安很差，对内地的概念完全停留在旧时代。

朱家健：我自己父母对内地也是有感情的，也教导我们对内地有归属感，教导我们要饮水思源，如果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在血缘上、在文化上、在生理上，根本就是中国人，这是事实，不能否认。

记者：但内地在法治层面确实还有很多短板，这也是今次修例能充分调动起来港人恐惧感的原因之一。

朱家健：我是学法律的，我有一个中国法律的法律硕士，我们知道现在内地的法治已经越来越进步，甚至一些内地的判决比香港的一些判决还要健全。内地法官是按法律和理据去判断的，而香港法官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想法去判案的，两地的法律已经走了分岔路了。

为什么青年人现在会跟国家越走越远呢？这是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以及归属感的不到位，这里面包含着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家教的核心是家长，现在的家长，四十多岁三十多岁的那些朋友，回归前十几年是殖民时期最灿烂的时段，这是英国人故意埋下的地雷，所以70后、80后的香港人有一种优越感，他们可能教导小孩对国家执政党有一些抗拒，他们对内地的观念也是停留于二三十年前，他们没有到内地走走，他们可能只从互联网或者香港某一份报纸上一些有偏差的报道来了解国家，我建议他们多去内地走走，自己感受一下，因为感受过了，才有批评国家的话语权，到时候他们到内地走走之后，我相信他们会有不同的看法。

记者：但很多人从源头上就是抗拒的，认为“我为什么要去”、“跟我有什么关系”。

朱家健：我有很多外国朋友，他们也很向往去内地，我们只离最近的深圳一河之隔，很多城市两三个小时就能到达。我们有地利，要去珍惜这个机会。老外都很喜欢去，为什么港人不去了解自己的国家呢？

另外，教育方面也有问题，很多老师教育学生的时候是很主观的，把自己的主观感受教给学生，而没有根据教材的提纲来教导学生。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在教育，还是文化，香港没有做去殖化，把殖民地一些不正确的和不合时宜的内容拿掉。比方说博物馆，香港公营的博物馆，也有歌颂、美化殖民时期英国人的管制，而对回归后的一些相关内容也不多，我也建议特区政府，能够让公营博物馆的一些展藏、内容，去重新规划、重写。

记者：香港年轻人对英国究竟是怎样的感觉？虽然在立法会举着英国旗，但总觉得很多人并不很了解这意味着什么，对英国的想象也是一厢情愿。

朱家健：香港年轻人应该多读读历史，英国是怎样把香港拿过去的，他们不知道《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的内容，我觉得一些香港人认为英国人是很好的管治者，但很多香港人都知道，英国人对香港殖民统治的不公平，那时候很多中国人是二等公民、三等公民，他们没有亲身感受过，而认为很多东西是英国人留下来的。反过来，英国人对香港根本是没有感情的，他们当香港是一个会生金蛋的母鸡而已，赚取利润后就拿到英国了。英国在全球都有殖民地，当时的香港只是其中一个。

记者：会不会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对中央太不满了，对港府也太不满了，所以就寄希望于曾经的港英政府，觉得还不错。

朱家健：所以刚才讲到，博物馆很多是美化殖民政府的，殖民地也不会留下他们不好观感的图片和教材。很多香港人就误以为英国是一个很好的管治者。

记者：现在一些舆论会鼓吹“一国一制”，好像香港很快会变成一个内地的城市，很多人会有焦虑。

朱家健：“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是邓小平说的，这是中央对香港的一个承诺。

记者：但是有人会说之前给的很多承诺没有兑现，那么“一国两制”的承诺也随时会被放鸽子，因为之前说要普选，现在香港连普选都没有。

朱家健：现阶段我们还看不到中央有违反承诺，我们香港也希望“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记者：五十年之后呢？邓小平当时也说五十年后可能就不需要再变了。

朱家健：五十年之后再看香港的发展，以对国家、对香港最好的未来发展作依据。

记者：这次事件发生后，很多人都会说“一国两制”已经失败了。

朱家健：没有，如果“一国两制”失败，我们到抗议者围堵警察总部，或者攻击立法会那一刻，解放军应该出来，但是解放军没有出动，就是中央信任特区政府的能力。

记者：经过这番撕裂，香港还需要一段时间去修复。

朱家健：还好，香港有悠久的历史，我们是法治社会，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管治系统。我们也推崇团队协作的，一个人只是一个小的螺丝钉，我预计恢复会很快。

记者：大家看得见的恢复可能比较快，从一种无序的状态变成有序的，但是无形的东西可能比较慢。

朱家健：这次事件好像香港生了病一样，如果有外来的病毒，香港要先排毒，靠自己身体的复原机制，产生抗体，这样就不怕外来病毒入侵了。

记者：你怎么看“外来的病毒”？

朱家健：美国一些政治人物都有接见许多不同的香港政治人士，我们也看到这次运动的物资，他们有一些海报，也是海外反共团体印制的，这是对特区的外力干涉，这是很有力的证据，那些印刷品是外国印的，有些物资根本不是香港可以买到的。而运动现场还有一些不明文字，是洋文，指挥抗议者如何拆砖头。有些冲突的镜头。还有一些外国人，会阻挡警方执法，会保护示威者，重整力量，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记者。这次外国干预比五年前占中还要严重。

支持民主的朋友，他们也是香港的持份者，他们也是香港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声音也应得到尊重。

从这次事件可以看到，香港建制派的动员能力，对香港的承担，比我们想象中要差。

记者：好像有一定程度上的分化。

朱家健：很多人看到一些事件发生，就跑掉了，他们也没有做一些动员的工作。

过去十年，无论是香港民政事务总署，或是中联办青年工作部，做了些什么？我认为是过去青年工作的不到位。我过去也有做一些青年工作，但是没有人认同我们的，我们只看到一些富二代、官二代，站在不同平台，获得掌声，在镁光灯下拍照，拍完照几分钟就走掉了，这还是青年工作吗？这根本是借青年的平台，骑劫青年来换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变相利用香港的青年工作不到位，政府不知道青年真正的声音，他们找一些青年演员到台上讲一些话。总之，香港的青年人的声音没有被听到，他们也要表达出来，所以造成了今天的局面，他们也给泛民的朋友有系统地洗脑了。

他们获得的信息也是不全面的，香港政府的信息传播渠道也是不足的，只有新闻处，或是有些记者会。香港电台不是香港政府管理的，我们看到的一些中立的报章，也是第二天早上再刊登新闻。但是现在的事件，每一个小时新闻变化都很大，很快。所以香港政府的传播能力一定要提高。

记者：真的如你前面说的，香港这次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而且经过这次事件，亟需要一次系统性“排毒”。

朱家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事件中的一些暴力行为，也是对香港政府政策的不满。香港青年是千万人走一个独木桥，每年只有两万人可以考入公立大学拿本科学位，其他青年只能念高职文凭或是大专、副学士，如果拿不到本科学位，他们的前途就完蛋了。香港的就业比较单一，主要是地产或金融行业，很多大学生出来也只能做销售，或者餐厅服务员，他们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就业或者升学的阶梯他们看不到。

如果没有产业，香港就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青年人看不到他们在职场上有晋升的机会。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但不能用自己的知识去服务社会，还背负了几十万港币的学债。他们每天工作，赚的钱去还学费，每个月下来所剩无几，再看楼价几百万，银行还要坐压力测试，他们看不到自己置业成为业主的空间，除非能靠自己的父母。

渐渐地，香港贫富悬殊越来越大，普通阶层或者基层，只是为富人服务，他们根本看不到通过努力出人头地的机会。